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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谊，西汉初年著名政论家、文学家，世称贾生，少时就有才名，十八岁时，以善文为郡人所称。
汉文帝闻其才名，征召为博士，当时贾谊才21岁，在所聘博士中是年纪最轻的，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博士们讨论，贾谊都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按照常理，贾谊在皇帝面前展露出了自己的才华和远见卓识，又得到皇帝赏识，那么应该很快青云直上，可以大展宏图。可惜现实却是形势急转直下，贾谊非但没有得到重用，反倒被谪为长沙王太傅，三年后被召回长安，转为梁怀王太傅。后来梁怀王坠马而死，贾谊深自歉疚，再加上不得志，最终抑郁而亡，时仅33岁，英年早逝，让人痛惜。
贾谊
那么，造成贾谊悲剧命运的根源是什么呢？或者说，开启了“文景之治”盛世的汉文帝，为何不愿意重用他呢？
假如我们从贾谊命运的轨迹来反向推导，问题应该是出在他得到汉文帝赏识之后，被贬谪之前，在那个突如其来的转折点，即贾谊向皇帝提出了两条建议，非但没有被采用，反倒引发了周勃、灌婴等人的质疑、反驳和构陷。
第一，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为本，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以消除已经表现出来的弊端。
从表面上看，这个建议不过是个纯粹的礼制的改革，但实际上是用一整套的制度和礼法来将皇权推崇到最高的位置，加强中央集权，约束诸侯勋贵们的行为，削弱诸侯的力量，降低其地位和重要性。“制法度”，更是强调和突出严格的等级秩序和法制，必然侵害到贵族阶层的特权。
第二，基于王朝的长治久安考虑，贾谊强烈建议诸侯到自己的封地上任，不得无故滞留京城的主张。
汉初之时，从刘邦、吕后到汉文帝，虽然原因不尽相同，但都在大肆封赏。贵族们从封赏中得到的领地不过是权力、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而已，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放弃长安舒适、优雅、乃至奢靡的生活到偏远的封地做乡巴佬。
显而易见，这些举措严重的侵害刘姓诸侯和因功封侯的汉初群臣的利益，自然引起强烈的不满和反击。然而，作为贾谊上疏对象的汉文帝，在这方面并没有远见卓识，完全没有预料到后续形势的发展（诸侯王的叛乱）。更要命的是，汉文帝本身就是在诸侯王的位子上继承皇位，并且又是被群臣拥戴、硬推上去的，无论是从个人感情出发，还是从当时的政治形势考虑，他都不愿也不可能采取这些举措。
毫无疑问，贾谊属于少数具有惊人洞察力的政治家，已经预见到皇权与诸侯的王权之间的剧烈冲突，想未雨绸缪，可惜的是，遇到了“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汉文帝，想不悲剧都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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