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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李煦
中西医之间总是有各种话题，中华书局今年出版《西医来华十记》，作者苏精从东印度公司档案和英国教会档案中抄出大量史料，讨论了近代中国对西方医学的反应及西式医院在中国建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关注中国西医的生平事迹，他们习医的经过，学成后的生涯和面临的文化适应等各种难题；同时也留意国人对西方医学的态度与行为，观照西医来华过程中的人事交织。
其中很典型的，就是中国首位西医黄宽在中西文化夹缝中的冲突故事。
黄宽1829年生于广东香山，1840年进入马礼逊教育会在澳门设立的学堂。学了7年中英文之后，于1847年与容闳等人一起留学美国，1850年独自前往苏格兰爱丁堡大学读医科。爱丁堡大学是英国著名医学教育机构，黄宽在此学了拉丁文、化学、解剖学、外科学、药物学等等，每科成绩都在B以上。特别是在植物学考试中取得第一名，连美国报刊都报道了此事。
1855年，他成为爱丁堡大学第一个中国毕业生，也是西医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第一个中国医生，毕业论文是《胃功能失调论》，导师在毕业典礼上用400字篇幅称赞中国文明、称赞他的勤奋谦逊，认为他会是西方医学科技在中国社会了不起的代表人物。毕业后，黄宽在英国的重要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业务娴熟，无可指责。
到这里为止，似乎是一个“中国学霸”的故事，后来还会有很多这样的故事。
可是问题来了，首先就是教会要派他去广州当传教医生，他本人也愿意，毕竟他的学费一直都是教会人士在支付；可是教会给他的头衔却比同等资格的人要低一等。黄宽倒也没多说此事，但是反复确认了自己的待遇，特别是婚后加薪的“政策”。
然后，原来派驻广州的传教医生很不欢迎黄宽，做了不少工作反对这一任命。《西医来华十记》的作者认为，一个中国西医，会“稀释”白人西医那种形象上的独特性，黄宽受到反对的原因就在于此。
1857年，黄宽回国，在两年多时间里看病52976人次，其中女病人占28%。
1859年他打算结婚，于是申请那个“婚后加薪”的待遇，这本是一项制度福利，可是教会方面一口拒绝，理由是他的“中国人生活方式较为简朴”，花不了那么多钱。黄宽据理力争，教会让步，但又指责他没完成传教任务。黄宽认错。
然后发生了第三件事。教会在当地新建宿舍，事后得知医院的华人助手从建筑商那里收到10%的回扣，教会认为这是贿赂，要严惩；黄宽认为这是“花红”，顶多是陈规陋习。教会又发现黄宽曾经借钱给那名建筑商并收取高额利息，于是指责黄宽不讲操守，黄宽遂辞去传教医生之职。
1860年，黄宽去香港担任政府公立医院院长，一年多后回广州自行开业，后来加入赫德旗下，成为一名海关医生。
1864年3月30日，赫德写下这样一则日记：
黄宽医生今日来访，他刚从广州来。我告诉他，如果我是他的话，20年后就会是某个地方的总督。但是，我不认为他有这个冲劲，他很在意的是自己要先有钱才能为国家做事……同时，他似乎非常担心会受到官僚的牵绊与折磨。他告诉我巡抚希望他能效力，也已经给了他六品官位。他提起这事时，脸都羞红了。
写下这段话时，赫德已经是清朝的海关总税务司、正三品大员，1889年升为正一品。黄宽却没有活到“20年后”，他1878年就过世，才49岁。这期间，他做了不少手术、也为中国的西医教育做了些工作。
唉！黄宽的人生初年，也称得上有奇遇奇缘了，但是后来似乎又在中西方文化的夹缝中平淡度过了一生。中西医之间，中西文化之间，永远有张力，故事永远说不完。
【编辑：付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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