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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史上的崇祯皇帝，被大多数人定义为“非亡国之君，却当亡国之运”。就是说这个皇帝还可以，但运气不好，是非常正面的形象。
史书说他日夜操劳，亲理政事，对前线军事更是事无巨细地认真过问，还要抽出时间举办“日讲”（听大学士讲课），可以说将人生全部精力都投注到了国事之中，不近女色，食不甘味，也十分节俭。
以至于明亡之时，李自成这个阶级敌人都给出了“君非甚暗”的评价。虽不是什么褒奖，却也算是一种肯定。
当崇祯朝最后一任内阁首辅魏藻德投降大顺后以攻击崇祯来拍农民军的马屁时，换来的却是大顺军将领刘宗敏的耳刮子。刘宗敏一边扇他，一边怒骂：“崇祯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还诽谤他？！”
还有一条记载，说崇祯有一天去探望刘太妃，聊天之时竟不知不觉打起了瞌睡，大惭之下急忙请罪，说自己因熬夜处理公务以致失礼。刘太妃和在场的太监、宫女无不落泪，求他保重身体。
种种史实都告诉我们，崇祯皇帝是极其勤奋的。这当然是真的，对于心怀中兴大明之志的崇祯来说，从登上皇位的那一刻起，到吊死煤山，他就没有闲下来。估计，也没有时间品味一下身为帝王之尊的快乐，比如十全老人动不动就下江南劳民劳财，这样的事情崇祯从来没有干过。
他的生活中，有的只是忧心国事，以及和大臣无休无止的扯皮。他的一生，都活在一种自我加载的沉重的历史包袱中。
勤奋，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对于一个帝王，低品质的勤奋，却不是一件好事。这比懒惰还要可怕！
和他的爷爷万历、兄长天启相比，崇祯的勤奋超他们百倍。可很不幸的是，崇祯在登基前没有接受过任何帝王教育。
万历在成年之前，身边是徐阶、高拱、张居正这些宰相之才的教导，还有李太后那样的政治水平相当之高的母亲。天启的老师则是孙承宗，还有父亲泰昌皇帝的老师叶向高给予辅导。
17岁之前、生活在信王府的崇祯，没有机会接触这样的人物并向他们请教。5岁时，崇祯丧母，而且是受罚惨死。这是一个人的情感最为脆弱的年纪，崇祯从这件事中领悟到的应该是权力的可怕，特别对于太监（对他母亲的刑罚，必然是太监动手），他负面的印象这时就深深地种下了。对于东厂和锦衣卫，少年时代的崇祯显然是深恶痛绝的。
他一直生活在皇宫之外的王府中，没有接受过完整的皇家教育，没有作为帝王接班人进行过针对性的培养，这导致了他对于权力的平衡之术缺乏认知，没有系统地学习如何站在皇帝的角度看待权力，思考问题，驾驭大臣。
这决定了登基之初的崇祯，对于明朝当时的内外处境，像受内廷宦官迫害的官员们那样，采用了扩大化的视角，自我夸大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认为大明王朝已经风雨飘摇，必须立刻施以重药，他对自己有中兴大明的神圣使命感。
可实际上，这时国家的问题还并没有后来那么严重。相反的是，关外的军事问题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天启六年到崇祯元年，在明朝持续的经济封锁和三方布置的围堵下，由于明朝在辽西走廊主动后缩，后金抢不到粮食和人口，正陷入一场极其严重的饥荒，粮价飞涨，乃至出现人吃人的情况。明朝只需延续天启朝的对金策略即可，剩下的交给时间。倒是内政，很需要崇祯费一番心思。
勤奋的崇祯一上台，便做出了相反的选择——在不该折腾的关外大折腾，又打破了朝堂内的权力平衡。
除掉魏忠贤是对的，但裁撤厂卫却等于自废耳目。在皇权和臣权之间，厂卫起到的是平衡的作用。崇祯一开始并没有看到这个作用，他怀着对厂卫的痛恨下了死手。天启临终前告诫他：“魏忠贤忠谨可用。”实际上是告诉他，要重用魏忠贤这样的人，来扶植内廷平衡外廷。他未听进心里，也没有听出皇兄的话外之音。
崇祯元年，杀魏忠贤，撤回前线监军，重用东林。在东林党高涨的复仇舆论主导下，将原阉党成员或杀，或罢之不用。其中，很多是非常有能力、可以解决实际问题的干臣。随后听从东林推荐，启用袁崇焕，赋予绝对权力，不设监军，不设巡抚，由其完全掌控蓟辽、津莱登的军政大权。
从此，关内和关外同时失控。
在袁崇焕复出前，后金政权正岌岌可危。左有蒙古，收着明朝的赏金不断袭扰，右有朝鲜和毛文龙，拒不合作，伺机抄掠后方，招纳后金叛民，前有明朝，在锦右坚壁清野，收缩防线。后金不论主攻哪一方，都会被另两方牵制，因此刚上台的皇太极左支右绌，形势非常凶险。
这种情况下，后金爆发了大规模粮荒。史料记载，除了人吃人，还有很多满人举家逃亡，跑到宁锦地区，哀求明军给予吃食，亦有不少八旗将官对前景感到绝望，试图叛金降明。后金内部暗流涌动，随时都可能崩溃。
这时袁崇焕回来了。大权在握的袁崇焕上任即跟后金议和，这正合皇太极的心意，后金需要争取时间。袁崇焕议和的目的，仅仅是抓紧时间修城，在明朝主动放弃的
的地方重新修筑堡垒，又加固锦州。事后证明，没有作用。
如果仅仅是这样也就罢了。议和期间，袁崇焕在未请示皇帝的情况下，袭杀毛文龙，斩断了明朝历经数年才在朝鲜地区建立的后方牵制据点，亦使朝鲜和蒙古心生疑窦。利用这段时间，皇太极非常顺利地打击了朝鲜和蒙古，扩大了生存空间。对附金蒙古部落的资粮之举，更是袁崇焕让人无法理喻的行止。
在后金最困难的时候跑去送温暖，袁崇焕，真乃上天送给后金的白求恩。在这场智力的较量中，袁崇焕被皇太极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发生了后金军首次入关兵围京师、抢掠人口几十万、牲畜上百万、粮食金银等不计其数的悲剧。
凭此，后金一举解决了饥荒，摆脱了困境。同时也看到了明朝本质上的虚弱，从此屡屡入关抢劫。每次入关抢劫，都足其一两年之用。
崇祯对形势的判断和用人的眼光，糟糕至此。这就是他勤奋的结果。
关外陷入困局，尚不足以影响大局。只要关内不乱。问题是在关内的问题上，崇祯也犯了大错。
对关内农民军，最佳的做法是任命一个能干的经略或总督，不论是剿是抚，都让他负责到底，同时要解决好流民的吃饭问题。但是崇祯时剿时抚，不停地换人，既错判了对手，也用不断的错误消耗了大量的能臣良将，使明朝逐渐失血，而且是财政和军事力量的同时失血。把无谓损失的这些军费拿来救济流民，是绰绰有余的。
比如，在车厢峡，李自成被困于死局。朝廷为此兴奋，崇祯却接受了他的诈降，给了李自成东山再起的机会。这正是剿抚不一，没有定策的表现。
用人的两大误，一是识人不明，二是不给时间。这两条，崇祯全占了。识人不明的后果，袁崇焕已给出答案。第二条，孙传庭、洪承畴纷纷有话要说。还有
作为那个时代最为忠诚、最能打、军中威望最高的将领之一，文官出身的卢象升既有能力，又对朝廷忠心不二，却死在了崇祯的猜忌和其心腹杨嗣昌的陷害之下。
勤奋而又不愿承担责任，屡屡让大臣背锅，让崇祯失去了对局面的驾驭。松锦战后，局势危急，崇祯授意陈新甲与清议和，却在事泄后杀陈新甲，以平息舆论。这是非常愚蠢的行为，导致了明朝最后的两年没有大臣敢站出来献计献策，因为都害怕一旦事情有变，自己就将成为皇帝应付舆论的替罪羊。
后来的南迁之议、撤宁远召吴三桂回援京师之议，淋漓尽致地为我们展示了那些大臣的心态。没有人愿意出来说一声“我建议如何去做”，而是异口同声地请皇帝定夺。这时候的崇祯，仍然没有拿出皇帝应该有的“独掌乾坤”的魄力，以至于在无尽的扯皮、推诿中浪费了最后的时间，失去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
和北边的皇太极相比，勤奋的崇祯对于政治和权力的了解，对于人心的洞察，实在是太过幼稚了。他很努力，却是在努力地下着臭棋。对于一个管理者而言，这是比“什么都不做”还要糟糕的行为。
这是一个可怜人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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