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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封建王朝，其辉煌无论是在社会经济上还是文化艺术上都有所体现。明朝中后期小说文学的兴起原因，其一是受到元朝对中国传统诗词的抛弃而转向戏曲，其二是因为市民文化的觉醒。
蒙古族
在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因为统治者的喜好，诗词地位坠落，戏曲地位则得到显著提升，同时，“九儒十丐”使得文人地位空前下降。这两种情况的出现，迫使大量文人转入到戏曲的创作之中。推翻元朝统治的明朝，由于文化传承的断档，最终只有流传于民间的，从宋朝说话发展至今的小说得到传承与发展。明朝中后期以李贽为首的新理论家明确指出小说、戏曲是当代艺术的中心门类。新的潮流、新的趣味除继续保持优秀人才的戏曲流向外，也促使大量优秀人才进入小说创作领域。
明正德时期由王守仁为首的心学流派的出现，更多的将人的关注点由尊孔重儒逐渐转向个人对内心的感受，对个体真实感受的一种理性张扬，其社会依托是由于市民兴起。新思潮对感性欲望、世俗生活的肯定，迎合和肯定了各种艺术门类中以俗为美的新取向。
王守仁
明朝小说作品大多摒弃了繁文缛节的创作格式，更深刻地体现了人们世俗生活中的常态，更多的去满足大众的兴趣爱好，新的思潮在创造了如小说等新的艺术门类的出现，也使的诗、词等创作也逐渐世俗化。诗、词通常在小说中随故事情节的变化而出现，为了符合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世俗化。
小说文学的世俗化，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了明朝统治者对于文人思想相对宽松的控制力度，这和明朝中期嘉靖帝的统治政策不无联系，至明万历年间，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同时，世俗文化也得到了蓬勃发展。到了清朝，因为对文化思想上的空前束缚，使得新思潮在完全形成之前被残酷地打断。
三国
中国小说从宋的说话开始发展至明朝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完成了从说书到案头的转变。中国审美文化也因此产生了形态变化。
第一，小说从一种娱乐活动变为一种文化的观念形态。说书艺人的口口相传，将小说这种艺术形态极大的距现在了小范围的人群当中，而创作为案头，则可以通过图书的形式深入到各个阶层之中，这便满足了中国主流文艺的最基本要求之一，普遍性。
孙悟空
第二，从集体活动变为个人活动。首先，说书作为娱乐活动，表演者就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个人，而后，为了迎合观众的趣味，表演者必须随时调整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并没有完全的表现作品所希望表达的内涵，最后受迫于生存压力，更多的作品都必须表达人们所希冀的内容，如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遭受的冤屈总会有昭雪的一天。而个人的创作则不必受此局限：社会的现实使得善有善报发生的几率很小，更多的都是恶人逍遥法外，作者通过自身经历或看到的事实对此进行相应的加工创作，得到人们的共鸣，其二，美好事物的开始并不代表着美好的结局，其中的种种因素使得最终都会以悲惨的局面收尾，如《水浒传》最终以梁山好汉招安后的惨剧收尾。
水浒传
第三，小说作为案头作品，标志着中国文艺中一种审美模式和观念的变动，即文化叙事方面的转变。明朝时期的小说，一是张扬了叙事的虚构原则，把叙事投入到了一个具有多重可能性的场地，即最终的结果了极大的弹性不易断定。二是描绘的细腻，这极大地增强了叙事和道理的张力，使叙事具有极大的弹性，可以容纳转型期的各种观念和趣味。《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对赤壁之战的描写，从强弱分明的曹孙力量对比，到孙权阵中战降派的角力，最终在水战中火烧赤壁，通过详尽细腻的叙事描写，不断的转化着对人们期望的满足。
赤壁之战
第四，为了适合案头欣赏，小说本身进行了一系列审美形式的转变。无论是说书还是戏曲，通常都是截取历史事件上的某一片段进行详尽描写，创作上进行突出性的夸张，《铡美案》及《杨家将》等都是典型代表。而小说则将这些片段进行系统性的整合，将单个故事回城具有整体结构的故事，从化本演讲转变为章回小说。
明代小说的第一个特点，是普遍的展现了旧的制度的内在不合理性。明代四大名著无一不体现出这种新的特点，在这些著作中历史的不合理性都得到全面的体现，而这些对于不合理性的描述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了明朝当局对文化上的相对开明的政策。
杨家将
第二个特点，是热情地歌颂肯定着对不合理制度的反叛的合理性。孙悟空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对于不合理性有着坚决的反叛，使得人们在阅读时有着一种酣畅淋漓的快感；众好汉被逼上梁山，立起了“替天行道”的大旗，才使得《水浒传》经久不衰；刘备在逆境中的不断坚持，都是因为刘皇叔的正统身份，为了光复汉室的理想，始终如一的与曹操相对抗，从而不论是在小说中抑或是在现实中给人们以希望。无论是才子佳人的故事，人鬼姻缘或人狐恋情都反映出对于现实的反抗，而这些对不合理制度的反叛者们，因其反叛的合理性，而成为作品中的闪光点。
替天行道
第三个特点，就是从古典文化的根本原则出发，对裂变因素和反叛事实在制度内进行整合。制度内的整合分为两个方面，一是表层整合，是对文学形象的本身的整合，它是从人物和情节两个方面体现出来。其二是深层结构的整合，深层整合则通过多种方式进行表现。
总结：
综上所述，明代小说蓬勃发展，一是受到元朝对中国传统诗词的抛弃而转向戏曲、小说，二是因为市民文化的觉醒。小说文学的发展流程与文化中心的转移也有着密切关系，从都市转移到市民进而进入到世俗，从为宫廷服务到取大众之乐至描写人们身边具体的情景。
明代小说的发展与明中后期相对开明的统治也有一定关系，嘉靖元年《三国志通俗演义》开始出版发行，标志着明朝中后期小说勃兴的开始；《金瓶梅》作者兰陵笑笑生一传为嘉靖年间的才子王世贞，而西门庆的原型就是当朝首辅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万历年间的统治及其开放，在促使资本主义萌芽萌发的基础上，对于小说的积极发展也起到了推动作用。人们在这样的宽松环境下并没有产生反叛思想，反而是对当朝统治更加忠诚，也侧面反映了明朝时期极强的民族向心力。明代给小说定下了规则与基调，使得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得以继续传承，明代对于文化思想的宽松政策，促使小说名著没有受到查封与删减，从而以最根本的形态传承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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