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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的兴起(二)
陈寿在《三国志·刘焉传》中称:“益州牧刘焉以鲁为督义司马,与别部司马张修将兵击汉巾太守苏固。鲁遂袭修杀之,夺其众。”“确据汉中,以鬼道民,自载,五斗米道系张修在汉中创建,而后张鲁袭杀张修,取教权。以上两说均师君“根据以上几条有所本,并志于此据《典略》,张修的五斗米道,除叩头思过、符水治病与太平道相同外,又加施静室,使病者处其中恩过。又使人为奸令祭酒,祭酒主以《老子》五千文,使都习,号为奸令。为鬼吏,主为病者请祷。请祷之法,书病人姓名,说服罪之意。…使病者家出米五斗以为常,故号曰五斗米师”教权转入张鲁手中后,五斗米道的活动更加充实完备。
《典略》说:“教使作义舍以米肉置其中以止行人;又教使自隐,有小过者,当治道百步,则罪除:又依月令,春夏禁杀;又禁酒。流移寄在其地者,不敢不奉。”《三国志·张鲁传》亦谓:“鲁遂据汉中,以鬼道教民,自号师君。其来学道者,皆名“鬼率,受本道已信,号“祭酒。诸祭酒皆作义含,如今之庭传。又置义米肉,悬于义舍,行路者量腹取足,若过多,鬼道辄病之。犯法者三原然后乃行刑。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由于张鲁实行政教合一,用宗教推行教化,去鄙俗,淳风气,在汉末战乱的岁月中,巴、汉一带得以形成一个局部安定的社会环境,达三十余年,史称“民夷便乐之”,朝廷“力不能征”。
献帝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张鲁归降曹操,官拜镇南将军,封阆中候,邑万户。可见五斗米道的道遇,与太平道不同,它不但没有遭到太平道那样悲惨的下场,反而乘太平道被消灭之机向全国扩散,演变为天师道,成为魏晋时期道教的正宗。对中国道教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的道书是《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
《太平经》是流传至今的最早的道教经典。在此之前,西汉成帝时“齐人甘忠可诈作《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以言“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据此,该书当是具有道教性质的社会改良理论。
东汉时期,民间流行的巫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逐渐形成了道教。顺帝时,琅琊宫崇“上其师于古于曲阳泉水上所得神书百七十卷”,号为《太平清领书》,“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秦语”。今所存《太平经》残本。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太平经》推尊图,多以阴阳之说解释治国之道,还采摭了一些佛教义理加以缘饰。
《太平经》里有维护封建统治的言论,也有改良主义的言论,如主张任用贤才,公平办事;减省刑罚,避免重刑死法;反对穷奢厚葬;准许万民直言疾苦,使下情上达等。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书中有些反映农民愿望的言论,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天生人幸使其人人自有筋力,可以衣食者”。
这是农民群众的生活原则。自食其力的反面是四体不勤地剥削他人。《太平经》认为天地间的财物应该公有公用,不能让极少数人独占为私有。“此财物乃天地中和所有,以共养人也。……此大仓之粟,本非独鼠有也,小内之钱财,本非独以给一人也;其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经义蕴含着十分深刻的真理和智慧的光芒,而且通俗透辟,感人肺腑,颇易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
《太平经》提出“太平”的社会理想,是该书留给后人印象最深的美好概念。书中解释“太平”为“太者大也,平者正也”(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48页)。太平世界是和谐公正安定的世界,“凡事皆能得其宜,帝王优游盗贼无有,百姓无怨,颂声不绝”(王明《太平经合校》第192页)。这种向往和平,反对战乱的思想,引起了当时广大群众的共鸣,对于汉末民间道教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周易参同契》是稍晚于《太平经》的道教丹鼎派理论著作。它的中心思想,是运用《周易》揭示的阴阳之道,参合黄老自然之理,讲述炉火炼丹之事,基本上是一部外丹经。书中主要讲述炼丹的用药、火候及服用效应等。该书文字古奥,语言含混,千余年来,学者反复研味,多方诠释,仍不能得其真意,甚至像朱熹那样地理学家也慨叹说“无下手处,不敢轻议”。然而无论如何,《参同契》却推演出许多新的丹鼎学说,奠定了道教外丹学说的基本理论,被称为丹经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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