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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章咪佳
“那时候孩儿巷（浙江）越剧团对面有一个茉莉花圃①，里面有个小理发店，老板两夫妻50多岁。（19）55年我刚到杭州的时候，就在这里理发。
那天我去的时候，老板已经有客人在剪了。那么老板娘赶快放下手里的家务，准备来给我剃头。
她当时在洗咸带鱼啦，说是手已经洗得很干净了，但是整个（理发）过程中，我都感到味道很大。回来就跟单老师（夫人）说这只头剃得不舒服，她说那以后我们自己剃。
后来60多年，我的头都是单老师剃的，现在由女儿剃。”
几天前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陪一位敬重的长辈去疗养院探望她的父亲，由此认识了92岁的张侯权老先生。
讲起疫情期间，老先生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女儿快来给他剃个头，“头发都长到耳朵里去了”，所以他回忆了这么一件夹杂着茉莉花香和咸鱼腥味的往事。
进门5分钟不到，我就被这位有一肚子故事的老爷爷吸引了。这才知道，张老先生是中国解放后第一批摄影师，曾经在浙江越剧团、浙江幻灯制片厂工作。浙江省第一批用作国际文化交流的风光幻灯片，大多是他的摄影作品。
87岁时的张侯权先生，摄于2015年
我决定对张老先生作一个系列的专访——把他拍摄老杭州的故事，把他和夫人、著名中国书画家单眉月的人生经历慢慢记录下来，想要讲给读者听，也想把两位艺术家一生的许多创作，分享给大家。
张侯权先生和夫人单眉月老师
一件一件讲。
先从张老先生的摄影工作开始。老先生一辈子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工作，就是专注拍摄了“一山一水”，“山”是温州雁荡山；“水”是杭州西湖。雁荡山是他老家，西湖是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如今市面上流传的珍藏版西湖老照片、明信片中，有许多是他曾经的作品。
我选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几张在不同季节、场景拍摄的西湖老照片，希望通过给讲述背后的故事，和各位探讨另一些时代，另一些个体。
相信这同样会是一段温暖而刺激的旅程——
《西湖晨曦》
1972年2月26日，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一行到了杭州②。总统先生收到的杭州礼品中，包括一套名为“西湖”的明信片。
这套明信片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国际书店发行。
选作封面的照片名为“西湖晨曦”，由张侯权先生拍摄。
1963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下文简称“上海人美”）准备出版《西湖》画册，用风光摄影作品“表现祖国大好河山”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气象”，这在文艺界是个新提法。
当时，上海人美摄编室副主任尹福康先生到了杭州，开始筹备拍摄这本西湖画册，他住在西湖边的新新饭店。
接待尹福康的是浙江省摄影家协会的谭铁民先生。
谭铁民知道在浙江幻灯制片厂工作的张侯权先生一直在拍西湖风光片，就介绍尹福康和张侯权认识。
“尹福康老师一年间来杭州多次，还经常邀请像卢斯福（香港有名的风光摄影家）等几位老先生来杭州。”张侯权回忆说他经常与两位老资格的前辈一起工作，向他们学习拍摄经验。也是在这几次拍摄的过程中，张侯权认识了当时在杭州园林管理局工作的王胜林先生。
“西湖晨曦”便是由张侯权、尹福康构思，王胜林和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摄影师叶斯振几位共同创作的一张照片。
1963年深秋初冬的一个清晨，行动时间和地点是张侯权、尹福康选定的，他有一张从摄影技术书籍上手抄的杭州二十四节气的日出、日落时间表，能准确掌握杭州四季、早晚色温变化，以及太阳和西湖景点之间的空间关系。
五点多，太阳尚未升起。西湖边，四个年轻人正兵分两路：
叶斯振和王胜林一人掌舵一人摇船，泛舟到了白堤锦带桥北边里西湖的湖面上；同时，张侯权和尹福康一起，上了新新饭店西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合作拍摄一张西湖日出图。
船，是头一天晚上王胜林摇进西湖的，夜里泊在新新饭店门前小码头。“里西湖原本是不准游船进入的，有了老王协调，我们就可以摇小船进里西湖。画面里有没有这么艘小船，是大不一样的。”
新新饭店这头比较复杂：张侯权爬上了西楼顶上的穹顶后，他先把自己和穹顶上的避雷针绑上。这个穹顶距离地面有五、六层楼高③。
当年，张侯权和尹福康一起，上了新新饭店西楼的楼顶；叶斯振和王胜林在锦带桥西边的西湖水域泛舟 2020年4月
“取景的时候闭一只眼，人很容易重心不稳。” 随身带好几根绳子，是张侯权常年拍外景的标配，麻绳，尼龙绳，棉线绳都有，应对不同的情形。
尹福康站在穹顶底下的平台上，通过吊绳索，把八台照相机一一传给张侯权。“八个照相机，有尹福康的三个，叶斯振的两个，我自己的三个，里面好几个‘135的彭太康’和一个‘120的罗莱’，镜头都是不能换的。”
八个大家伙上来以后，全部挂在张侯权的脖子上④，以便开始拍摄时他可以一次性操作，拍完照片之后，底片由几位摄影师各自归档。当然，以防万一，张侯权把相机也都和立柱绑在一起。
一切就绪。
“我手一挥，他们（王胜林和叶斯振）开始按照既定路线划船。”那个时候，没有手机，也没有其他即时联络的通讯设备，大家就凭眼力和默契打配合。王胜林他们划完一遍，就再接着划一遍。
我在张侯权老先生家里看到另外一张“西胡晨曦”，这就是当天拍的两百多张片子中的其中另外一张。此时，日头已经慢慢升起往南偏了
六点过，太阳正在锦带桥的位置升起来，“那天云彩也好，这是运气。没有风，水面很安静。”
不过这份美景留给穹顶上的张侯权的时间，是非常紧张的，“太阳升得太高以后，曝光就不好掌握了。色温变了，画面色调就变了。”
在新新饭店的穹顶上，张侯权花了20分钟左右，拍完所有相机里的两百多张胶片。
他现在跟我讲的时候，说当时是：“嚓嚓嚓嚓嚓嚓嚓。”
我对这份敏健感到吃惊：“这么快！”
“那当然！”
“没有拍坏的，都好的？”
“那当然！”
《虹》
与上海人美尹福康老师等合作，是张侯权风光摄影创作生涯的真正开始。
创作，包含摄影师对构图的独特设计。张侯权有很扎实的绘画功底，在偶然成为摄影师之前，他的志向一直是当一名画家。
“我外公是一位书画家。小的时候，他家和我家是并排的两个四合院。我上学前大概5岁开始，外公经常过来，起先教我和姐姐描红，后来是临帖。我写字没有姐姐好，但是我很喜欢画画。
那个时候也没有大张的纸给小孩子用，就用瓦片在蛎灰地上画，临的是香烟盒子里彩色的香烟牌头，图案有的是《水浒》一百零八将，也有《西游记》里的图案，我就照着这些到处画画，天井里地上画满了，画到家里的墙上去，弄得一塌糊涂，经常被妈妈教训。”
一直到中学读师范，张侯权的绘画能力都十分突出⑤。后来成为职业摄影师，这份长期积累下来的审美感，帮助他更好地实现摄影创作。
另外一方面，风光摄影师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运筹帷幄之中”的艺术家。我跟老先生说，他是“詹姆斯·邦德”。
“风光摄影工作在有些时候是需要作‘说明书’的，比如风景名胜、一些景点的介绍，需要非常直观的照片，不强调艺术性。但是不管什么需求，最首要的一条，是要脑子里要有一张‘航拍地图’，很清楚知道从什么点位可以拍到什么样的效果。”
文艺界有所谓“采风”一说，对于风光摄影来说，“采风”就是知道“好景”在哪里。
从开始拍风光摄影，张侯权就保持着每天4点起床，5、6点出门的习惯，“那时候身体好，主要是内心有艺术创作的强烈欲望。每天清晨把摄影包绑在自行车后座上，就骑着车在风景区转，有目标地一个点一个点跑。”
西湖各景以及周围的小山头，他都走遍了。有的点去的时候是夏天，不适合表现，就会在脑子里存下一个景象，在冬天再去。
1978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五点样子，张侯权从求是村的家里骑脚踏车出门，那天他要去的点是平湖秋月。
但是刚刚骑到西泠桥，天就下起了大雨，张侯权只好到苏小小墓的亭子里躲雨。
雨在西面下了一会，开始往东边去了。张侯权正准备走了，他下意识地扭过头，往西边苏堤的方向看了一眼——
果然！跨虹桥上方出了一道霓虹。
“虹一般出现在暑天，有三个条件，东边下雨，人在中间，西边出虹。”
张侯权赶忙举起相机，“当时‘135’（佳能）的机子里大概就剩下9张片子，赶快全部拍完。” 他身边还带了大画幅的“120”（罗莱）机子，但是胶卷还没有换好，虹，已经悄然离去了。
“我就继续骑车，往平湖秋月过去了。”
到平湖秋月的时候，这一片还在下雨，张侯权就躲到西面的走廊。
东边下雨，人在中间，西边出虹，再一次！西边亭子上方出现了一道非常鲜艳的彩虹。
张侯权举起在西泠桥装满一整盒胶卷的“135”继续拍虹，也仅仅几秒，仍然等不及“120”就绪，平湖秋月上空的虹亦绝尘而去。
“一天里拍到两条虹，我一辈子也就这一次。”张侯权后特地到苏堤等着下雷雨，拍彩虹，“都不是很理想，天上亮度太大，显不太出虹。”
《白雪·红伞及其他》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张侯权的创作主要还是围绕西湖，除了日出日落准确的时间点和空间关系之外，他关注的另一个主要的点就是气候变化，阴、晴、雨、雪，台风、大雾。
对杭州来说，最难得的是一场理想的雪。
“杭州下雪的日子很少，雪的水含量又很高，非常容易融化。常常是雪下了一整天，第二天天亮就开始融化，树上的积雪开始成团下落，到9点来钟，树干上基本已经没有雪了。”
对摄影师来讲，时间非常宝贵。张侯权说抢时间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人。“因为‘雪西湖’很难得，所以总是吸引比一般冬日风景更多的游人，如果不赶早出发，不仅拍不到理想的积雪，地面的雪也大多被游人踩踏，这就失去了雪景特有的洁净又松软的美感。”
每到下雪天，张侯权一般夜里都会起来几次，“看看雪是不是还在下，积得情况是不是理想，决定一早是不是要出发。”
拍“白雪·红伞”那天，一早六点来钟雪还在下，张侯权于是骑上车出发去了西湖，那天的目的地是苏堤。这个位置，就是春天就已经记下雪天要再来的，这棵横斜到湖面上去的老杨树，在西湖边已经不多见了。
他从跨虹桥骑下去，在靠西面西西湖的地方停下来。天气很合适，没有开太阳，雪越下越大，老杨树上雪积得非常厚，路边人行道也很干净，还没有留下行人踏雪的脚印。
天时地利，只差人物。
“我架好了车，取出机子，守在树边。”张侯权开始留意慢慢多起来的过往游人，“一是请他们绕一下道，再是要寻找可以充当‘主角’的‘演员’。”
一开始并不是很顺利，“那个年代的人大多比较害羞，前后几拨游人都没有请成功。”
这时候，从苏堤南面走过来一对青年男女，男的穿了海军军大衣，女的穿着浅色的大衣，他们两个家就住在西湖边，一早相约出来看雪景。看见张侯权在拍雪景，他们俩也挺好奇，大家就交谈了起来。
“我拿出红伞，邀请他们出镜。因为不会拍到脸部，他们商量了一下就答应了。”
伞，是张侯权事先准备好的道具。“风光摄影，不过多人为干涉、不摆拍，有时候不可避免会遇到需要点晴一笔的时候，需要用色彩上的呼应来解决‘提精神气’的问题。我的方法是用‘伞’。一般拍西湖都是搭配西湖绸伞。”
但是那天，张侯权拿给男女青年的这把鲜艳的红伞，是一把尼龙伞，是一位朋友从台湾带来的礼物，当时国内还很少有尼龙质地的伞。“下雪天，绸伞容易弄坏。”当时市面上的西湖绸伞是高档消费品，一把绸伞价值赶上张侯权在幻灯片厂大半个月的工资。他有位朋友在杭州工艺美术研究所工作，就以内部价帮他买了几把不同色调的绸伞，开始用在西湖风光作品中，效果很不错。
拍摄“白雪·红伞”的时候，雪还在下，那个男生打开伞之后等了不一会儿，伞面上也积起薄薄一层雪，画面语言更加丰富了。
“这张作品在当时反响比较大，一是它的摄影语言丰富，手法也比较少见，既是摆拍，又不露摆拍的痕迹，人与景结合的很完美，无论是从意境还是画面构图和色彩，都和主题十分谐调。”一时之间，索图的纷踏而至，光是张侯权自己收存的印刷品不下30幅。
《九曲桥》
关于拍摄中运用色彩“提气”，还有一个小故事。
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普遍的民众观念和现在大不同，大家穿衣的服装色彩比较单一，但多彩的点缀，会使画面鲜活很多。
在张侯权的作品中，入画的人，大多是他事先约好的朋友，或是朋友的朋友，比较固定的人群有两批：浙大的学生，绸织厂的工人。
有一年夏天，张侯权在三潭印月拍九曲桥，四个浙大的女学生和他同行。“事前交代她们略作了打扮，其实也就是穿了连衣裙，打了西湖绸伞。”她们按张侯权设计的画面需要，在九曲桥上随意走动。
张侯权则在岸边架了借来的梯子，爬到6、7米的高处抓拍。正开始拍，他却在镜头里看见冲进画面的几个气势汹汹的壮年男子，和女孩们起了争执。“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得下了梯子赶过去探问究竟。”
原来，是安全部门布控的“流动哨”，他们觉得这些女孩打扮得这么漂亮，绸伞也不是常见物，在这走来走去，判断她们不是好人，于是上前盘问，语气强势而且用词不恭，让大学生们感觉受到了冒犯，两下子双方就吵了起来，对方还要带走女学生。“还好我随身带着记者证，我的解释被采信了，不然也是很麻烦的。”
“这些小插曲，现在听来就像笑话，但我们也确实是这样从笑话里走过来的。”
注解
① 张侯权先生说，浙江越剧团的原来地址在孩儿巷169号，斜对面就是这个茉莉花圃。花圃里种的茉莉，是专门为做茉莉花茶提供花朵的。“里面都是花架子，上面放满了一盆盆的茉莉花。”
② 亨利·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的《基辛格回忆录》里《尼克松的中国之行》（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6版）章节中，记录了1972年2月26日起尼克松访华团为期两天的杭州之旅。
基辛格先生对杭州的喜爱，从他的文字可见一斑——
“位于长江下游出海口的杭州，确实是中国最美的城市之一。杭州建于罗曼蒂克的湖畔，到处是精致的花园、庙宇和殿堂。气候温和，春来得早。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学术和诗歌的发祥地。十三世纪马可·波罗访问杭州的时候，赞美它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它是这样的美，以致‘人们以为自己置身于天堂之中’。黄镇大使（时任中国驻法国大使）在巴黎时曾告诉沃尔特斯将军（时任美国驻法武官，Vernon Anthony Walters），中国有句俗话：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基辛格对俗语有深刻的理解，所以当他听到总统先生在游西湖时对周恩来说，这里的风景“看起来像是一张明信画片”时，忍不住认为“西湖的诗情画意被冲淡为尼克松式的散文了。”
但是换一个角度想来，尼克松总统当时的表述未尝有失罗曼蒂克，他后来收到的这套明信片里的西湖，或许也让基辛格先生吃惊。
③ 张老先生当年拍照的时候，没有留下工作照，我在采访的时候，想象着这个场景，我产生了一个好奇：当时张侯权先生攀爬的穹顶是怎么样的情形？
2020年4月11日黄昏，我去了一趟北山路进行考证。此时，新新饭店正在进行全面整修，不能上楼。我在楼底拍到了当年张侯权先生的拍摄点，西楼顶的穹顶（按照这种老式建筑的层高，目测穹顶的高度有现在楼房的至少5、6层楼高）。
我后来再拿着自己拍的图片去拜访老先生，请他指出来他当年爬到哪个位置，绳子绑在哪里。
新新饭店西楼穹顶（图中左边红色圆顶），就是1963年张侯权先生拍摄“西湖晨曦”的地点
“我爬到穹顶的边缘这一圈，尹福康在下面楼顶的平台上。”至于把自己和相机一一绑住的柱子，就是这个穹顶的这根避雷针。
我惊叹：“绑到避雷针上去，您得把套绳飞上去？！佐罗啊！”
还有更危险的操作。张先生曾经还在农用飞机上俯拍农田的景象，机舱门是打开的。
“汤姆·克鲁斯啊！”（《碟中谍5》里的经典场景）我采访张老先生一下午，冒出来好几次“佐罗、詹姆斯·邦德”之类的名字，反正不是超人就是特工。他只是笑着说：“绳子要绑紧。”
④ 我想起一个细节，我们刚刚进门的时候，张老先生的女儿就问他最近颈椎好些了吗？采访到这里，我对上了线索：八个相机同时挂在脖子上，我的第一反应是：“您的‘项链’好贵重啊！”真的是又贵又重。所以每一台相机，先生当年都要紧紧地与避雷针绑住；而脖子，时常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常年累积成了严重的颈椎问题。
张侯权先生的部分相机
⑤ 张侯权先生在小学的绘画启蒙老师张龙江先生，是著名版画家野夫先生的学生。“我们上小学的时候（上世纪30年代），野夫先生是地下党员，他从上海回到老家乐清，联合林夫先生共同创立了战时青年服务团。他在服务团创作的时候，我们也经常去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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