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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武帝朝前期的历史上,开通西南夷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对外扩张计划。唐蒙和司马相如提出这个计划之后,汉朝为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结果耗时5年却始终未见成效,引得朝野一片反对之声。究竟这项计划的问题出在哪里?又是谁在暗中推动和阻碍它的进行呢?
公元前89年,孝武帝颁下《轮台罪己诏》,正式宣布停止自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以来一直奉行不移的武力绥服匈奴政策,大汉王朝将转入偃武右文、休养生息的新阶段了。耗费了整整44年的光阴,孝武帝苦心经营的汉匈战争遗憾地以这样虎头蛇尾的方式画上了句号。
汉匈战争在武帝一朝的黯然谢幕绝非偶然。实际上,早在《轮台诏》颁布的37年前,下面这桩事件的发生就已经为汉匈战争的结局埋下了草蛇灰线的伏笔:
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是时通西南夷,东置沧海,北筑朔方之郡。弘数谏,以为罢敝中国以奉无用之地,愿罢之。于是天子乃使朱买臣等难弘置朔方之便。发十策,弘不得一。弘乃谢曰:“山东鄙人,不知其便若是,愿罢西南夷、沧海而专奉朔方。”上乃许之。——《史记·平津侯列传》
公元前127年,车骑将军卫青率军收复河南地。孝武帝随即宣布要在新占领区设立朔方郡以拱卫边防。为此,他下旨征集10万筑卫士卒前往西北服役,激起中原腹地民怨汹汹,而朝中大臣对此也多有非议。其中,最激烈的反对之声来自御史大夫公孙弘。
公孙弘在外交事务尤其是对匈政策上与孝武帝意见相左,这是满朝文武尽人皆知的事儿。早在公元前140年初登大宝的时候,孝武帝派刚入仕途的公孙弘出使匈奴,两个“新人”便闹出了许多的不愉快。公孙弘甚至被愤怒的孝武帝斥为“不能”,被迫告病还乡。
但10年前的教训并没有磨平这个七旬老朽的棱角,到公元前130年,公孙弘又因为开通西南夷道的问题和孝武帝爆发了新一轮的争论。《史记》载:
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馕。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秏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史记·西南夷列传》
这一趟以钦使的身份前往蜀地,调查开通西南夷道的真实情况,对公孙弘来说就像是10年前出使匈奴的场景重现。但相比于上回,这一次公孙弘说服孝武帝的可能性或许要大一点儿了。因为武帝派公孙弘前往调查,正说明他对5年来开通西南夷道的进度不那么满意。
5年前,出使南越的番阳令唐蒙在回朝复命的时候第一次向孝武帝提出了开通西南夷道的设想。唐蒙很清楚,对外藩南越,孝武帝是一心想要取消它的独立性,将南越全国纳入汉朝版图进行直辖的。但要迫使南越王就范,放弃割据称王的念想,不给他上点儿强有力的军事手段肯定不能奏效。要威服南越,就必须翻过横亘在越北的五岭,克服地理上的障碍。假设从毗邻南越的长沙、豫章两郡出兵,由于进入南越的水道通航条件不好,难保必胜。
在出使南越的过程中,唐蒙从越人口中探听到,沿越都番禺城外的牂牁江向西北去可以直通蜀地。而且江广数里,通航无碍。唐蒙因而萌发了自蜀郡沿牂牁江浮舟而下,偷袭南越的计划。只是兵出蜀郡,剑指番禺,汉军必须穿越位于今贵州关岭的夜郎国境。故而开通夜郎道就成了唐蒙全盘计划中的第一步。
为了说服孝武帝接受开通夜郎道的方案,唐蒙极力渲染绥服夜郎的高度可能性,并且特别强调,夜郎有精兵十万,可以成为汉军南征的臂助。这个方案得到孝武帝的批准后,蜀人司马相如又继踵而至,推波助澜,更向孝武帝提出收服西夷邛、筰并设立郡县的建议,也同样获得了武帝的首肯。
然而,当开通西南夷道的计划真正执行起来以后,孝武帝和朝中公卿渐渐有了不祥的感觉,或许这个计划的前景远不如唐蒙和司马相如描述的那样美妙。
不但巴蜀四郡疲于转输,大批劳工因为疲劳、饥饿和瘴疠倒毙在筚路蓝缕的途中,而且唐蒙、司马相如的描绘里那温顺而驯服的西南夷还屡屡爆发叛乱,王师进剿,又劳而无功。直到开通西南夷道计划执行5年之后,那条理论上可以直取南越的宽阔水道仍未贯通。不得已,孝武帝只好派公孙弘亲往调查,而公孙弘的调查报告不出意料,对唐蒙和司马相如做出了猛烈的抨击。
以孝武帝的好大喜功,他当然不会爽快承认自己的决策失误。所以《史记》载:
是时通西南夷道,置郡,巴蜀民苦之,诏使弘视之。还奏事,盛毁西南夷无所用,上不听。——《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这是孝武帝第二次否决使者公孙弘的意见了。但与上回不同的是,他没有因为公孙弘的言辞激烈而对这位老臣再次进行惩罚。这似乎暗示着公孙弘的意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对孝武帝构成了影响,只是这种影响还没有强大到足以改变武帝的决策而已。
转折的契机出现在两年以后。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又有三位大臣对孝武帝的对外扩张计划提出了反对意见,而这一回孝武帝没有轻易地否决他们。不但没有否决,孝武帝甚至罕见地展现出思贤若渴、从谏如流的积极姿态。《史记》说:
书奏天子,天子召见三人,谓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于是上乃拜主父偃、徐乐、严安为郎中。——《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主父偃、徐乐、严安等三位大臣究竟在上疏里说了什么,居然能让孝武帝生出相见恨晚之感呢?严安在奏疏中写道:
“今欲招南夷,朝夜郎,降羌僰,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茏城,议者美之。此人臣之利也,非天下之长策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开通西南夷道也好,北征匈奴也罢,从这些征服计划中捞到好处的都是朝中的某些大臣。但它并不符合皇帝陛下乃至整个大汉王朝的根本利益,因为这些计划无益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严安的这番话讲出的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那就是西汉王朝的对外政策和征服计划往往是被出使异国的外交人员绑架和裹挟的。
使者们慷国家之慨,以中原王朝琳琅满目的物产和商品引诱周边小国在形式上假意臣属于汉。尔后回朝复命,将此渲染为西汉王朝开疆拓土的重要成果以博取裂土封侯的赏赐。
因为中央政府获取域外信息的渠道相当有限,除了使者们充斥着渲染和夸张的描述之外几乎别无他途,所以孝武帝批准的那些所谓征服计划往往就是基于使者夸大不实的描述而做出的,根本不具备现实层面的可操作性。关于这一点,班固在《汉书·张骞传》中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
自骞开外国道以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无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无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汉书·张骞传》
西汉外交界对张骞的集体仰慕,跟战国时代的策士们眼红苏秦、张仪有得一比,人人都把博望侯奉为自己飞黄腾达的榜样。出使异国的使节中充斥着幻想升官发财的恶劣分子,而孝武帝又利用手中的赏罚二柄像驱赶牲口一样地役使这些冒险家们为西汉王朝谋取海外利益,长此以往,西汉外交想不荒腔走板都难。
许多原本可以避免的外交和军事冲突每每因为使者的举措失当,毫无征兆地突然爆发,比如西汉王朝和外藩朝鲜之间的全面战争就是如此。《史记》载:
元封二年,汉使涉何谯谕右渠,终不肯奉诏。何去至界上,临浿水,使御刺杀送何者朝鲜裨王长,即渡,驰入塞,遂归报天子曰“杀朝鲜将”。上为其名美,即不诘,拜何为辽东东部都尉。朝鲜怨何,发兵袭攻杀何。——《史记·朝鲜列传》
这个名叫涉何的使者在公元前109年奉旨出使朝鲜。孝武帝要求朝鲜王右渠入京觐见,并且保证今后不再阻断周边小国与汉朝中央政府之间的联系通道。
但是虽经涉何的反复交涉,朝鲜王右渠始终不肯接受这两项要求。害怕有辱使命会招来惩罚的涉何于是铤而走险。他在回程途中杀死了护送自己出境的朝鲜裨王,然后谎报朝廷,说自己为了彰显大汉王朝的国威,惩罚朝鲜王右渠的不臣,英勇斩杀朝鲜将领以为警告。这是典型的杀良冒功,但孝武帝却轻信了涉何的谎言,还升了他的官儿,结果引来朝鲜方面更加激烈的报复。
涉何演出的这丑陋的一幕只是汉朝混乱而充斥着功利心理的外交行为的一个缩影。其实不但涉何这样不入流的使节弄权域外,就算是汉朝外交家的鼻祖张骞也不能彻底摆脱个人投机心理的影响,站在客观而公正的立场上为国建策。
比如他在公元前119年以后向孝武帝提出的“和亲乌孙以断匈奴右臂”的计划,其实就是为了博取自己新被削去的侯爵而仓促提出的,并没有充分论证过计划的可行性。结果孝武帝批准了张骞的计划,派给他三百人的使团,携带数以万计的牛羊和价值数千巨万的金帛。
可砸下了血本,换来的结果呢?却是“昆莫见骞如单于礼,骞大惭”(《汉书·西域传》)——张骞的这张脸被乌孙王昆莫的傲慢扇得火辣辣的疼。
如果仅仅是使节私心作祟,谋求功名财货,那倒也罢了。更要命的是:一旦汉朝的疆域向四周拓展,为了弹压新征服地区可能的叛乱反复,势必要在边郡驻防重兵,并授予地方长官以杀伐决断的重权。长期以往,边将尾大不掉,难保不对中原腹心之地形成反噬。严安警告孝武帝说:
夫兵久而变起,事烦而虑生。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旁胁诸侯,非公室之利也。上观齐晋之所以亡者,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观秦之所以灭者,严法刻深,欲大无穷也。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遭万世之变,则不可称讳也。——《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当皇帝的目光随着柔远能迩的雄心投向遥远的异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却悄然生出了叛逆割据的孽芽。后世的唐玄宗不就是这样一不小心着了安禄山的道儿吗?
参考文献:
杜佑《通典》;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国历代军事战略》;《中国历代战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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