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24小时-钱江晚报记者 马黎 通讯员 杨琳惜
这两天，如果到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逛一逛，你会遇到“佩奇”。
身高不过7.1厘米，通体黄绿色，身体蜷曲，头部较大，双耳肥硕，呈圆弧状竖起，吻部向前突起，还有数道阴刻划纹。乍一看，神似小猪佩奇。
不过它的年龄可比佩奇大得多，距今约6000至5000年，名字叫“玉猪龙”，出土于内蒙古敖汉旗，是红山文化的典型玉器代表。2017年，还登上过中国邮政发行的“红山文化玉器”特种纪念邮票。
5月10日，“石说古今·陶玉光辉——敖汉史前文物精品展”在跨湖桥遗址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古玉神韵、石韵天工和陶艺之美三个部分，展出内蒙古敖汉旗出土的史前文物精品111件/套，其中石器31件，陶器58件，玉器22件。展览将持续到7月10日。
提到红山文化，或许你会觉得陌生，但讲到“中华第一龙”，基本上没有人不知道的。这件家喻户晓的国宝级文物，C型碧玉龙，在内蒙古赤峰市出土，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距今约6500至5000年的红山文化，也因赤峰市红山后遗址的发掘而得名，是中国东北地区最著名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之一。红山文化晚期，距今5300至5000年，出现了以玉为载体的天地崇拜、祖先崇拜、龙图腾崇拜，红山文明正式形成，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重要源头之一。
“这次展出的玉猪龙，是红山文化在敖汉旗博物馆最好最精美的一件玉龙，值得我们看上一天。”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考古学会公共考古指导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刘国祥说。
展厅里，很多人在问，这只佩奇，是猪还是龙？
“我们认为龙的起源跟野猪有关，崇龙礼俗的形成也与狩猎经济有关，”刘国祥说，玉猪龙的头部表现野猪的凶猛，非常形象，整体来看，又是一个动感地撅地的样子。背部有一个对钻的圆孔，是举行大型祭祀活动时，用来穿绳佩戴的。
敖汉旗博物馆的文物来杭州展出，是一次两地史前文明的跨时空对话。刘国祥说，在红山文化之前，敖汉旗境内发现的兴隆洼文化，距今约8200至7200年，正好与跨湖桥的八千年文化有对应关系。
以蜷体玉龙为代表的红山文化，对中原地区玉文化的形成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在夏商周时期，贵族墓地也有出土红山文化的玉器，比如在三门峡虢国墓地和陕西韩城芮国墓地里就出土了红山文化的玉猪龙。从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一脉相承，玉器可以为证。
而说到中华五千年文明，“红山”和“良渚”必然有血缘关系。
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到4300年，从年代上看，红山文化的晚期和良渚文化的早中期有一段重合，“尽管相隔千山万水，从前5300到5000年，两个文化有一定的交流和共性。”
“我们通常讲，以良渚文化为代表，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进入文明社会，以红山文化，尤其是红山文化晚期为代表，内蒙古东南部和辽宁西部地区进入文明社会。在中国史前玉器发展的进程中，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形成了一南一北两大玉文化中心。”
展览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红山文化的玉璧，外圆和内孔边缘都“磨薄似刃”，基本上靠近一侧边缘都有小孔。而良渚文化的玉璧外沿较为厚重，边缘一般不磨薄。“如果你在良渚发现边缘磨薄的玉璧，可能就要考虑它是红山系的。”
在没有金属器的情况下，敖汉旗地区的史前先民是用什么技术手段来雕琢玉器的呢？
其实，早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当地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线切割技术，用麻绳、解玉砂、水将玉器切开。这一技术不仅传到了黄河长江流域，在日本、朝鲜半岛等东亚地区也均有发现。
除了珍贵精致的玉器，“陶艺之美”部分中的两件“萌物”也赚足了眼球。
一个年代久远，是兴隆洼遗址出土的“之字纹陶猪埙”，身体胖鼓鼓，呈球状，上面连续压印的之字纹，排列有序，非常工整。这一时期的陶器是夹砂陶，质地比较粗粝，器型变化不多。
另一个“红山彩陶猪首罐”，晚了两三千年，色彩纹饰更加多样，卖萌功底也更上一层楼。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陶器的制作更加精细，从单一颜色进化成了彩陶，刘国祥说，“这是大众审美提高、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是文明出现很重要的标志。”
“石韵天工”展区，可以看到红山文化时期先民们使用的生产工具，有磨盘，磨棒，尖弧刃的石耜等等。“西辽河流域多山地丘陵，发展的是旱作农业，跟我们南方的水田不一样，使用这样的工具耕作非常方便。到了红山文化中期，还出现了一套完整的耕种、收割、加工工具。农具的改进，反映出红山文化时期人口显著增长，要保证足够的食物，必须要提高生产工具。这也说明，红山文化时期，旱作农业已经成规模，进入成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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