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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拆解一个人物关系,即鲧和禹,此文并非考据,只是闲聊,是为后面要写的文章做铺垫。
先来看一下《尚书》的记载,这个也是《史记·五帝本纪》所参考的主要材料。
《尚书·舜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
佥曰:“伯禹作司空。”
《尚书》无论真伪,读起来都挺费劲,简单解释一下,前面讲的是舜是怎么处理“四罪”的,其中包括鲧,中间讲接班,后面讲的是舜任用“伯禹”,但从始至终都没讲到鲧和伯禹的关系,而《尚书·禹贡》讲的是禹治水的经过,也没讲禹的出身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其它的早期资料。
《左传·昭公六年》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这是夏与禹发生关系的一个有力证据,同样也没记住禹同鲧的关系
有人拿屈原的一些作品,如《天问》、《九歌》等来与《山海经》互为佐证,并以此作为考据,殊不知,它们就是同源的,也就是说,屈原是熟知《山海经》的,很可能《山海经》就是由屈原等人传承的。
屈原是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是楚国独有的官职,负责宗庙祭祀和知识传授,但地位却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三闾大夫之职就是由“巫”而来,楚国有重巫的上古遗存,所以“三闾大夫”是能参与国家决策的重要角色,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时就是楚国最大的“巫”,而《山海经》又是一本不同于儒家体系的巫书,西汉时期才开始兴起,而西汉在文化上又是直接继承于楚,那么,两者之间可能没有关系吗?
太史公在著《史记》时,手上应该是有两份材料的,一份是先秦儒家传承的中原史料,一份就是楚地传承的《山海经》,而太史公在权衡之后以前者为主,但《史记》中黄帝与蚩尤一段很可能就取自《山海经》,在《史记》之前,蚩尤这个人物是由两个脉络传承的,一个是姜姓族群的传说,一个就是《山海经》,这也是蚩尤这个人物神话色彩浓烈的原因,而在先秦的其它史料中并没有相关记载。但太史公对《山海经》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于是有了这样一段记载:“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如果屈原与《山海经》同出一系,那么我们过去的很多专家的考据就显得荒诞不经了,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考据与结论的问题。我们来建立一个简易模型:如果结论是“O”,“A”可以作为考据材料之一,“B”也可以作为考据材料之一,现在的问题是,“B”就是由“A”演变而来的,如果“A”是伪材料,那么“B”必然就是伪材料,这样的“B”显然是不足为据的,有趣的是,我们过去的很多考据结论就是这么得来的,不仅有“B”,还有C、D、E、F、G,都是“A”生的,这哪里是考据,简直就是“三人成虎”,所以很多考据文章,大量罗列材料,从先秦到明清,结论却是错得一塌糊涂,殊不知,这些材料大都是以讹传讹,追根溯源,一个来源而已。
唐贞元十七年,李适在河南立了一块与黄帝有关的碑,今天就有人敢把那里称之为黄帝陵,再过一百年,“黄帝陵”三个字是不是就可以作为证据,证明黄帝就埋在河南了呢?我觉得某些学者是做得出来的。
所以说,在选取考据材料之前,总得调查一下这些材料的来源和出处吧,这也是最基本的工作,这也是我讨论上古传说的时候尽量不用汉代及其之后的材料的原因,先秦与汉代之间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断层的,而且政治制度也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所以汉代及其之后的学者普遍对先秦的社会缺乏基本的认知,对上古传说更是想当然,谶纬横行,以天下一统的思想去理解万邦林立,不出错才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先秦的史料有多可信,但相比于其后的史料,可信度还是要高出很多的。
说这些其实就是想强调一个事情,鲧和禹的父子关系的源头就是《山海经》,而屈原的《天问》:“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不能作为鲧和禹父子关系的佐证,因为这个“问”很可能就是屈原对应《山海经》所载内容的发问,或者说屈原看过《山海经》之后提出的疑问,后面的“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同样如此。
说点题外话,《山海经》是可以同屈原的作品对照着看的,可以互为注解,比对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的《楚辞》的很多注解都是有误的,是错的,而且源头上就错了,我们的很多先秦文献的解读,尤其是春秋时期的《诗》、《书》,包括《论语》,都是在汉儒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很多章节和篇幅都是错解的,有些是无意有些却是有意为之,一错就是两千多年,所谓文化传承,其实就是按需要来传承的。
汉儒崇拜先秦诸子是有道理的,自己的水平是真的不行,董仲舒、王莽之流就已经顶尖了,东汉的王充还挺不服气,认为时人有贵古贱今之嫌,王充确实算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之一,但他的《论衡》除了字多,真的不比《老子》高明出多少。
中华经典藏书:楚辞¥11.3京东购买言归正传,既然鲧和禹的关系上溯到《山海经》这一个源头了,那么《山海经》到底是怎样记载鲧和禹的呢?其实就是一句话。
《山海经·海内经》有:“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关键词,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提及过,就是《山海经》里的“帝”,《山海经》里的“帝”谁也不是,他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山海经》里唯二的上帝,另一个上帝就是“帝俊”,但是,《山海经》里又是不认“帝俊”的身份的,而只认“帝”,这个关系有点乱,我以后会单写一篇文章来解释,总之,在这里,你就把“帝俊”理解为东方的某些部落信奉的上帝,而“帝”是《山海经》的作者们所信奉的唯一上帝就行。
儒家的所有文献中所记载的尧或舜殛鲧这件事都是附会而来的,包括《史记》,在鲧那个时期,尧舜的势力仅限于当时的冀州,都城在晋南,也就是今天的陶寺遗址一带,而鲧是崇伯,他们并不构成管辖关系,即便舜殛鲧发生过,这也是一场部落之间的战争,再强调一下,上古时期,并没有天下一统,商周时期尚且做不到,上古时期凭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的,神话可以浪漫,历史不能。
“祝融杀鲧”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讲,这里的重点是“鲧复生禹”,这句话就是鲧与禹父子关系的最早来源, 也是屈原“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这一灵魂之问的来源,也就是说,屈原是怀疑鲧死后复生变成禹这个说法,而后世硬是把这解读为鲧禹为父子关系,不可谓不离谱。
最离谱的是,很多人还把“复”解读为“腹”,说禹是鲧剖腹产而生的,于是鲧又成了女人,还整出一个母系氏族社会出来,也算是脑洞大开了。其实“复生”没那么难理解,就是转世,转世说是一种很古老的信仰,它与佛教的轮回不同,佛教讲轮回是指一个灵魂的周而复始,游走于六道,而转世的不同在于这个精神是永驻人间的,一个躯体死亡后,灵魂立马会在一个新的躯体里出现,参考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这个东西并不是佛教原有的东西,而是藏民最古老的信仰,而藏人是氐羌向西分化的一支,那么,你是不是突然明白大禹是被称之为“羌禹”的原因了?
《史记·六国年表》有:“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禹的故事以后再讲,这里提供一张关系图,其中汉、藏、羌、苗共祖同源,仅供参考。
这个图中的一些关系可能与我们过往的认知有出入,其实也好理解,鲧禹都不是父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些关系我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交代过了,剩下的后面会讲,当然,图中的某些关系可能也会有变动,因为我也经常会颠覆我自己,但大的框架应该还颠覆不了。
接下来重点讲讲鲧。
在《山海经》里,鲧是有自己的谱系的,甚至比尧、舜还根正苗红。
《山海经·海内经》有:“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另外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
放在一张图里就是这样的。
有趣吧,人家鲧是有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后代的,真的没禹什么事儿,并且出现在《山海经·大荒南经》的“大荒之中”,其位置大致是今天的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区域内,《山海经·大荒经》的定位以前讲过,太长了,这里就不详解了。先秦文献称鲧为崇伯鲧,这个“崇”并不在陕西,而就在河南,不要相信皇甫谧的注解,通过前面的那些分析,我们应该也知道禹在哪了,没错,就是今天的四川西部。
注意鲧的后裔“驩头”,这个“驩头”其实就是《尚书·舜典》里的那个四罪之一的“欢兜”,且有:“放欢兜于崇山”,诡异吧。
“鲧”居然和他的后代“欢兜”同列为四罪,怎么实现的呢?崇伯鲧到底是谁?这个留着以后再讲吧。
总之,我们这篇内容的主要目的就是拆开鲧和禹,从《山海经》提供的谱系来看,禹是可以上溯到最早的那个炎帝的,而鲧是典型的黄帝族系,禹来自四川,鲧在河南,禹是夏部落,鲧是崇部落,禹是姒姓,鲧未知。
事实上,鲧死之后,禹可能才出生,于是构成转世,才有了《山海经》里的那些记载,以及后世的以讹传讹,太长了,先到这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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