鲧和禹真的是父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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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来拆解一个人物关系，即鲧和禹，此文并非考据，只是闲聊，是为后面要写的文章做铺垫。

先来看一下《尚书》的记载，这个也是《史记·五帝本纪》所参考的主要材料。

《尚书·舜典》载：舜流共工于幽州，放欢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惇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

佥曰：“伯禹作司空。”

《尚书》无论真伪，读起来都挺费劲，简单解释一下，前面讲的是舜是怎么处理“四罪”的，其中包括鲧，中间讲接班，后面讲的是舜任用“伯禹”，但从始至终都没讲到鲧和伯禹的关系，而《尚书·禹贡》讲的是禹治水的经过，也没讲禹的出身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其它的早期资料。

《左传·昭公六年》有：“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这是夏与禹发生关系的一个有力证据，同样也没记住禹同鲧的关系

有人拿屈原的一些作品，如《天问》、《九歌》等来与《山海经》互为佐证，并以此作为考据，殊不知，它们就是同源的，也就是说，屈原是熟知《山海经》的，很可能《山海经》就是由屈原等人传承的。

屈原是三闾大夫，三闾大夫是楚国独有的官职，负责宗庙祭祀和知识传授，但地位却非常高，为什么？因为三闾大夫之职就是由“巫”而来，楚国有重巫的上古遗存，所以“三闾大夫”是能参与国家决策的重要角色，屈原担任三闾大夫时就是楚国最大的“巫”，而《山海经》又是一本不同于儒家体系的巫书，西汉时期才开始兴起，而西汉在文化上又是直接继承于楚，那么，两者之间可能没有关系吗？

太史公在著《史记》时，手上应该是有两份材料的，一份是先秦儒家传承的中原史料，一份就是楚地传承的《山海经》，而太史公在权衡之后以前者为主，但《史记》中黄帝与蚩尤一段很可能就取自《山海经》，在《史记》之前，蚩尤这个人物是由两个脉络传承的，一个是姜姓族群的传说，一个就是《山海经》，这也是蚩尤这个人物神话色彩浓烈的原因，而在先秦的其它史料中并没有相关记载。但太史公对《山海经》也是持怀疑态度的，于是有了这样一段记载：“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

如果屈原与《山海经》同出一系，那么我们过去的很多专家的考据就显得荒诞不经了，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考据与结论的问题。我们来建立一个简易模型：如果结论是“O”，“A”可以作为考据材料之一，“B”也可以作为考据材料之一，现在的问题是，“B”就是由“A”演变而来的，如果“A”是伪材料，那么“B”必然就是伪材料，这样的“B”显然是不足为据的，有趣的是，我们过去的很多考据结论就是这么得来的，不仅有“B”，还有C、D、E、F、G，都是“A”生的，这哪里是考据，简直就是“三人成虎”，所以很多考据文章，大量罗列材料，从先秦到明清，结论却是错得一塌糊涂，殊不知，这些材料大都是以讹传讹，追根溯源，一个来源而已。

唐贞元十七年，李适在河南立了一块与黄帝有关的碑，今天就有人敢把那里称之为黄帝陵，再过一百年，“黄帝陵”三个字是不是就可以作为证据，证明黄帝就埋在河南了呢？我觉得某些学者是做得出来的。

所以说，在选取考据材料之前，总得调查一下这些材料的来源和出处吧，这也是最基本的工作，这也是我讨论上古传说的时候尽量不用汉代及其之后的材料的原因，先秦与汉代之间是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文化断层的，而且政治制度也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所以汉代及其之后的学者普遍对先秦的社会缺乏基本的认知，对上古传说更是想当然，谶纬横行，以天下一统的思想去理解万邦林立，不出错才怪了。当然，这也不是说先秦的史料有多可信，但相比于其后的史料，可信度还是要高出很多的。

说这些其实就是想强调一个事情，鲧和禹的父子关系的源头就是《山海经》，而屈原的《天问》：“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不能作为鲧和禹父子关系的佐证，因为这个“问”很可能就是屈原对应《山海经》所载内容的发问，或者说屈原看过《山海经》之后提出的疑问，后面的“鲧何所营？禹何所成？”同样如此。

说点题外话，《山海经》是可以同屈原的作品对照着看的，可以互为注解，比对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的《楚辞》的很多注解都是有误的，是错的，而且源头上就错了，我们的很多先秦文献的解读，尤其是春秋时期的《诗》、《书》，包括《论语》，都是在汉儒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很多章节和篇幅都是错解的，有些是无意有些却是有意为之，一错就是两千多年，所谓文化传承，其实就是按需要来传承的。

汉儒崇拜先秦诸子是有道理的，自己的水平是真的不行，董仲舒、王莽之流就已经顶尖了，东汉的王充还挺不服气，认为时人有贵古贱今之嫌，王充确实算他那个时代最优秀的之一，但他的《论衡》除了字多，真的不比《老子》高明出多少。

言归正传，既然鲧和禹的关系上溯到《山海经》这一个源头了，那么《山海经》到底是怎样记载鲧和禹的呢？其实就是一句话。

《山海经·海内经》有：“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鲧复生禹，帝乃命禹卒布土以定九州。”

这里需要解释一个关键词，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提及过，就是《山海经》里的“帝”，《山海经》里的“帝”谁也不是，他根本就不是人，而是《山海经》里唯二的上帝，另一个上帝就是“帝俊”，但是，《山海经》里又是不认“帝俊”的身份的，而只认“帝”，这个关系有点乱，我以后会单写一篇文章来解释，总之，在这里，你就把“帝俊”理解为东方的某些部落信奉的上帝，而“帝”是《山海经》的作者们所信奉的唯一上帝就行。

儒家的所有文献中所记载的尧或舜殛鲧这件事都是附会而来的，包括《史记》，在鲧那个时期，尧舜的势力仅限于当时的冀州，都城在晋南，也就是今天的陶寺遗址一带，而鲧是崇伯，他们并不构成管辖关系，即便舜殛鲧发生过，这也是一场部落之间的战争，再强调一下，上古时期，并没有天下一统，商周时期尚且做不到，上古时期凭什么呢？我们还是要尊重客观事实的，神话可以浪漫，历史不能。

“祝融杀鲧”这件事我们以后再讲，这里的重点是“鲧复生禹”，这句话就是鲧与禹父子关系的最早来源， 也是屈原“伯禹愎鲧，夫何以变化？”这一灵魂之问的来源，也就是说，屈原是怀疑鲧死后复生变成禹这个说法，而后世硬是把这解读为鲧禹为父子关系，不可谓不离谱。

最离谱的是，很多人还把“复”解读为“腹”，说禹是鲧剖腹产而生的，于是鲧又成了女人，还整出一个母系氏族社会出来，也算是脑洞大开了。其实“复生”没那么难理解，就是转世，转世说是一种很古老的信仰，它与佛教的轮回不同，佛教讲轮回是指一个灵魂的周而复始，游走于六道，而转世的不同在于这个精神是永驻人间的，一个躯体死亡后，灵魂立马会在一个新的躯体里出现，参考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这个东西并不是佛教原有的东西，而是藏民最古老的信仰，而藏人是氐羌向西分化的一支，那么，你是不是突然明白大禹是被称之为“羌禹”的原因了？

《史记·六国年表》有：“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

禹的故事以后再讲，这里提供一张关系图，其中汉、藏、羌、苗共祖同源，仅供参考。

这个图中的一些关系可能与我们过往的认知有出入，其实也好理解，鲧禹都不是父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其中有些关系我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交代过了，剩下的后面会讲，当然，图中的某些关系可能也会有变动，因为我也经常会颠覆我自己，但大的框架应该还颠覆不了。

接下来重点讲讲鲧。

在《山海经》里，鲧是有自己的谱系的，甚至比尧、舜还根正苗红。

《山海经·海内经》有：“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鲧。”

另外

《山海经·大荒南经》有：“大荒之中，有人名曰驩头。鲧妻士敬，士敬子曰炎融，生驩头。”

放在一张图里就是这样的。

有趣吧，人家鲧是有自己的家族，自己的后代的，真的没禹什么事儿，并且出现在《山海经·大荒南经》的“大荒之中”，其位置大致是今天的长江以北、黄河以南的区域内，《山海经·大荒经》的定位以前讲过，太长了，这里就不详解了。先秦文献称鲧为崇伯鲧，这个“崇”并不在陕西，而就在河南，不要相信皇甫谧的注解，通过前面的那些分析，我们应该也知道禹在哪了，没错，就是今天的四川西部。

注意鲧的后裔“驩头”，这个“驩头”其实就是《尚书·舜典》里的那个四罪之一的“欢兜”，且有：“放欢兜于崇山”，诡异吧。

“鲧”居然和他的后代“欢兜”同列为四罪，怎么实现的呢？崇伯鲧到底是谁？这个留着以后再讲吧。

总之，我们这篇内容的主要目的就是拆开鲧和禹，从《山海经》提供的谱系来看，禹是可以上溯到最早的那个炎帝的，而鲧是典型的黄帝族系，禹来自四川，鲧在河南，禹是夏部落，鲧是崇部落，禹是姒姓，鲧未知。

事实上，鲧死之后，禹可能才出生，于是构成转世，才有了《山海经》里的那些记载，以及后世的以讹传讹，太长了，先到这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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