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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望营地”，几千名记者、救援人员和家属都纷纷开始打包返程。那些帐篷、小学校、厨房、祭坛、国旗都不见了。当玛利亚“市长”和被救矿工达瑞欧·塞戈维亚的兄妹们四处溜达着，确保这里被清理干净、规整之时，矿井已经呈现出沙漠考古现场的那种孤寂、荒凉的景象。“我们是最后离开的，那里一个人也没有了。”玛利亚说。只有几个警察还驻守在那里，守着那空空的矿区。事故后第七十四天，下午四点，“我们关闭了‘希望营地’这个大家庭”。达瑞欧已经在科皮亚波的医院里，正忙着跟直系亲属团聚。玛利亚决定给他空间，让生活恢复正常。就这样，为了弟弟的自由，她努力奋斗了十周，但还没见上面，她就坐上了返回安托法加斯塔的公车。“离开营地时，我很开心，因为我们赢了，我们赢回了他的生命。但是，我也很伤心，没能跟弟弟见上面。这确实很遗憾。”
接下来的几周，玛利亚又推车去烈日当头的沙滩上卖点心去了。回到家中，她在电视上看到达瑞欧成了“名人”，世界各地游览、接受荣誉。他们会打电话，但是整整一年的时间，这姐弟俩都没见上面。有一天，玛利亚收到了弟弟寄来的一封信，开头是这样写的：“我为你感到骄傲，‘市长夫人’。”10月16日，在位于科皮亚波的智利社会保障局的会议厅里，胡安·伊利亚内斯带领着六名矿工同事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正式的新闻发布会。他们坐在一排麦克风后，因之前被困地下十周，他们的肤色还有些病态般的苍白。三十二名矿工已经出院，除了维克多·扎莫拉，他因牙齿腐烂还得留院医护，成群的记者守候在他们家门口。马里奥·塞普尔维达被秘密护送着离开医院，为避免记者的围攻，他头上还蒙了一条毯子。
现在，伊利亚内斯请求记者们尊重他们的隐私。“请给我们留出足够的空间，这样我们才知道如何答复你们。”他说。他还要求媒体不要试图毁坏矿工的整体“形象”，尤其不要诋毁像乔尼·博瑞斯等人的形象，他已经成为很多低俗故事的主人公，人们戏谑取笑他的感情纠葛。“请考虑一下他的精神状态。”伊利亚内斯说。在拉丁美洲，跟其他地方一样，媒体总是先塑造英雄形象，然后再以摧毁这些形象为乐，尤其当英雄们选择不再跟明星体制合作时。伊利亚内斯能感到，面前这群提问的记者可能很快就会将矛头对准自己。他回答了一些极度质疑的问题，比如为什么竟会有人愿意在这危险的矿井中工作“我需要钱”他回答说。但是，他拒绝回答与地面取得联系前十七天的任何问题。
他们签署了沉默协议，并同意共享任何书籍或电影的收益，所以他们不会讲述那十七天的经历，伊利亚内斯说。从发布会上以及在矿工家门口蹲点的记者的提问中，媒体都在暗示对方给出一些高尚或荒诞的素材。他们认为，这些故事就在面色苍白的矿工们的舌尖上，呼之欲出。你们之间是否发生过内讧？有没有想过性生活？有没有见过上帝？有没有想过吃人？其实，智利的媒体已经在暗示，圣何塞的这些英雄们可能并非如表面那般光鲜高大。显然，这些人是有分歧的。有报道说，当马里奥·塞普尔维达乘“凤凰号”救生舱升井离开时，救援人员无意中听到一些人说：“太好了，终于摆脱那个家伙了！”记者们一直围在维克多·塞戈维亚的家周围，在以矿物命名街区的黄铜街上。
一次，维克多穿过记者方阵的围攻走到前门处，他发现还有一些记者已经设法进到了家里，其中有智利较为出名的媒体人士圣地亚哥·帕夫洛维奇，智利《特别报道》节目中戴着眼罩的主持人。还有记者正在厨房和他的母亲谈话，有的记者从亚洲远道而来。维克多想去后院喝杯啤酒，可那里也有记者。他的亲戚们都说：“快告诉他们，让他们离开吧。”与此同时，维克多还在尽力宽慰七十七岁的老父亲。老塞戈维亚生病了，记忆力越来越不行，可当第一眼看到十周未归的儿子时，他却哭了起来。“我以前从未见他哭过，”维克多说，“他一直很坚强。”最重要的是，维克多无法理解家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好像他成了名人、很有钱一样，他们看自己的目光都充满了敬畏与憎恨。
他们对他没有耐心，总希望看他笑，一直在问他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毕竟现在他不用再工作了，因为智利所有人都知道，一个大富豪曾说过，他会让维克多和其他三十二名矿工都成为百万富翁。甚至多年前抛弃维克多的前妻也突然露面致歉，希望获得他的宽恕。这一切都很怪异，跟梦境一般，就像戴眼罩的主持人怎么会莫名其妙地从电视里来到自己的客厅中盯着他问：“我们能谈谈吗？”媒体爱极了这三十三人也开始憎恨他们。智利新诞生的民族英雄竟是一群平凡的劳工，他们竟敢蛮横地无视记者们提出的紧迫问题，因为他们计划自己斩获这些故事和经历的版权收益不是在圣地亚哥，而是要搬上好莱坞的大银幕。
有些矿工为了或大或小的金钱诱惑，讲述了一点点故事“他要了五十美元，但总感觉他有所保留。”采访过一名矿工的日本记者说。如果不是智利媒体必须塑造英雄的话，他们可以轻易地诋毁、搞垮这群矿工，让他们成为平民主义嘲笑的对象。首先，有几家媒体报道指出，国家为实施救援耗费了巨大的财力：政府估计至少有两千万美元，包括接送现场技术专家的交通费用、海军建造“凤凰号”的成本费用六万九千美元、国家燃油公司为各种钻机和卡车所提供的接近一百万美元的燃油费用。10月19日，智利小报《第二日报》的报道还加上了矿工们的礼物成本费用：每人“度假、服装、募捐等”的费用超过三万八千美元，包括每副价值四百美元的欧克利太阳镜、苹果公司捐赠的最新版触摸屏Ipod播放器，以及前往英国、牙买加、多米尼加、西班牙、以色列以及希腊等地的计划旅行。
其实最后并非所有旅程都成行了，也只有少数几人参加了所有旅行。但是，路易斯·乌尔苏亚感觉得到，人们的态度发生了变化。“《第二日报》的那篇报道后，人们开始觉得，我们是在捞钱。他们都戴上了有色眼镜。”不过短期来看，人们还是很热衷赠予他们礼物。《第二日报》的统计发表后几天，川崎重工智利分公司就给三十三人每人赠送了一台新摩托车。这是我们最昂贵的型号，公司总经理说。“关键是，这些矿工们值得拥有这些摩托车，”公司执行总监跟电视台记者说，并设法将自己的品牌与矿工们联系在一起：“这些人代表着勤劳、奉献、坚韧以及克服险境的能力，这些也是日本最重要公司之一，我们川崎重工所体现的品质。”富兰克林·洛沃斯代表工友们接受了这份礼物，并且说了自回到地面就反复阐述的话：“我们不是人们所说的英雄。我们只是受害者。我们不是影星，不是好莱坞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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