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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8年，黑死病肆虐于英国，英国坎特伯雷教省要求民众虔诚忏悔，来求得上帝的谅解，被动等待着上帝的救赎。
1089年，苏轼捐赀首创安乐病坊，成为了宋朝防疫时期的“隔离病房”。面对疫情，宋太医院“以草药供之”，财政划拨防疫转款资金，同时各层官府机关、民间医者、地方善者也都奔赴前线救助百姓。
这样一对比，宋朝时期的防疫就已领先欧洲数百年。
但，这种领先除了技术层面，认知和态度层面的差异更是巨大的，为何这么说呢？请看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2020年，新冠病毒席卷全球，中国始终保持“全民抗战”、“积极应对”的态度和措施，受到了中外一致好评。但与此同时，欧洲应对疫情的策略让人一头雾水，尤其英国提出的“免疫群体”让人不禁让国人“毛骨悚然”。
免疫群体，通俗而言就是指英国将不采取隔离措施，任由病毒发展，等到有足够多的人被感染，那么足够多的的人产生了免疫力，病毒自然瓦解，疫情也就控制住了。
但是这足够多需要多少人呢？专家指出，基本是英国人口的60%都要被感染。
也就是说，4000万英国人会被感染，按照已有数据推算，大概有27-91万人会因此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有基础疾病或者高龄的老人。英国首相鲍里斯直言道：
“要做好失去所爱之人的准备。”
英国大概忘了600多年前的坐以待毙，让他们仅仅幸存1/10的人口。
不知道英国人看到如今首相的宣言，会是什么心情，反正中国人看了都觉得自己能生在中国太幸运了！感谢祖国的强大和不放弃!!
但同时，我们也有这样的疑问：同样的疫情，为何中国可以毫不犹豫地喊出“武汉加油”，并举全国之力战胜疫情，但以英国为代表的的西方群体却可以泰然自若地告诉民众我们要“免疫群体”，“物竞生存”？
这其中的差距为何这么大？
抛开不同的国情不谈，其实中西这样的差距早在5000年前就已经注定。
人类之所以不同于动物，是因为人类有自己的意识和文化，而文化是意识的前提。5000年前有两则神话故事，奠定了中西的文化基础内涵，而这也许就是产生今天差异的原因。
这两则神话便是大禹治水与诺亚方舟，这两则神话也被誉为中西方史前文化的曙光，极具代表意义。
神话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故事的背景几乎都是史前大洪水。有专家指出，这场洪水并不是空穴来风，经过多年的考证，它是真实存在的，当时至少下了长达300多天的大雨。
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始终强调以人为本、人定胜天的不妥协精神，还有大禹无私奉献、舍小家顾大家的高尚情操。
除了新婚后“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与舜帝还有一段“私仇”。禹的父亲鲧曾因治水不利被舜帝赐死，但大禹却抛去家仇，担任起治理洪水的重任，这便是他无私忘我的奉献精神。
反观“诺亚方舟”的故事，这就是一个选拔精英的过程，那些没被选中的人，因自身的罪恶被上帝放弃。
除此之外，诺亚除了带上了飞禽走兽，所有的人类他只带了自己家里的8口人到方舟中避难，而且这8口人也不是因为亲情难以割舍，而是为了“繁殖人类”的重任。
这两则故事发人深省，我们至少看到中西方的3点文化差异：
第一，人与天的较量“大禹治水”主张人定胜天、人可以战胜自然；而“诺亚方舟”认为上帝是不可忤逆的，触犯上帝只有等死，或是被动被上帝选中（拯救）。
除此之外，大禹治水后的劫后重生，也是在人的主动意识下完成的，他们赶跑了洪水、恢复了家园；而诺亚的繁衍人类，也是在上帝的安排下，被动执行。
第二，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差异“大禹治水”强调的是同心协力，上下齐心，而“诺亚方舟”背后的上帝只强调了个人主义，只有被选拔的个别人类才有资格获得幸福。
正如基督教常劝告世人：
“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
放弃别人吧，上帝拯救的只有你自己。
第三，对于幸福的认知不同“大禹治水”强调的是国在家在，是一种集体主义的幸福。天地万物合而为一，人也是其中一部人，只有通过人的努力和奋斗，才是获取幸福的唯一方法；
而“诺亚方舟”看中的更多的是神明支配下的个人主义幸福，幸福就是每个个体虔敬地向神灵祈祷，按照神的旨意而活，才能得到救赎。
所以5000多年后的今天，历史似乎惊人的相似，我们每个中华儿女都化身为大禹，在疫情面前顽强抵抗、团结一致，而西方很多人面对“上帝的惩罚”选择“物竞生存”，祈祷自己有抵抗力渡过难关。
但还是那句话，国情不同，政策不同，文化不同，认知也不同。儒家思想与基督教思想代表下的中西方文化，折射出了中西方人的不同认知。或许没有好坏，只有适合不适合。不知你觉得，那种文化你更喜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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