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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赵辉）“太史公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史记》），二千年前的司马迁为写《史记》“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对于尧之前的历史，司马迁虽走遍神州大地也无法得出一些明晰的结论，只能选择还算靠谱的传说简单记述。
作为战国时期著名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孟子“言必称尧舜”，说明战国时期的人们对尧舜两位圣人是一个真实存在，是人们学习崇拜的真实人物。因此，如何破解尧舜禹三位圣人的真实身份，证实尧舜禹的真实存在，是解开夏朝之谜的一把钥匙，可为解开夏朝国都之谜提供原则性的方向与标准。
对于炎、黄、尧、舜、鲧、禹等先圣的起源，基本形成了如下认识与结论：古人常以部落或联盟首领的特长，或开创性的文明功绩来敬称他们的首领。
最早推广系统用火的首领称为“炎帝”；
最早推广射箭习武的首领称为“黄帝”；
最早推广采摘种植的首领称为“华”；
最早推广农耕生产的首领称为“夏”；
最早推广制陶的首领称为“尧”；
最早推行熟食制度的首领称为“舜”；
最早推广渔业的首领称为“鲧”；
最早推广治蛇治水的首领称为“禹”；
炎、黄、尧、舜、鲧、禹、华、夏等称谓，即可理解是代表性的部落首领个人，也可以理解为氏族部落名称。夏朝建立了最早的农业制度，商朝开创了最早的贸易交流，周朝开始了最早的封建管理模式。这些是我们对夏朝以及之前先圣认识的基本结论，是我们破解尧、舜、鲧、禹、华、夏的基础。
《吕氏春秋慎人》记载“夫舜遇尧，天也。舜耕於历山，陶於河滨，钓於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冻馁之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曰：“（禹）自耕稼、陶、 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
尧帝不是最早发明制陶的人，却是最早推广制陶的首领。作为人类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标志，笔者认为并不是文字与青铜器，而是陶器的推广应用。因为陶器的制作与广泛使用，人们可以制作各种方便人们生活的锅碗瓢盆，这些生活用品现在也是必不可少的生活用；以及各种祭祀用的陶器，是人们摆脱原始人类的生活方式的标志。
尧帝对陶器的推广应用，做为尧帝的接班人，舜帝与禹帝制作陶器就是他们的基本任务与基本技能。而《吕氏春秋》与《孟子》的两则对舜帝和禹帝的记载，就是相当可靠的原始信息，真实地记录了舜帝和禹帝的劳作与生活。
舜帝和禹帝不仅擅长制作陶器，而且农耕与渔猎也是当时人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作为氏族领袖的舜帝和禹帝，从事农耕与渔猎劳作也是他们主要工作。《吕氏春秋》与《孟子》也清楚地记录了舜帝与禹帝在农耕和渔猎方面的劳作内容。
作为奠定华夏民族文化基础与基本生产生活方式的尧舜禹，农耕、制陶、渔猎是当时人们每一个人的基本生产内容。那么华夏部落的生产生活环境，必然是一个拥有广阔富饶土地的氏族部落，而且河流湖泊众多，才能方便实现人们同时可以进行农耕生产与渔猎生产。农耕与渔猎工作兼顾的同时进行，对自然环境的要求就相当的高，必须是农田与湖泊的同地存在，而且是能满足绝大部分氏族成员共同生产方式，需要广阔范围的农田与湖泊交杂的地理环境。只有这样的环境才能保证整个氏族部落的整体发展，在积累了丰富的物质生活条件后，文化与文明才能得以形成、发展与成型。
如果没有稳定的生产生活发展环境，文明无法形成，形成后无法得以延续。我们通过考古工作，发现的大量人类早期文化遗址，之所以突然消失，与他们的生活自然环境的变化，人们无法继续生存，文化与文明也就无法延续传承。因此，一个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拥有广阔、富饶的土地，纵横交错的河流湖泊，气候宜人适合人们生活农业生产的气候条件，是华夏民族、华夏文化得以形成、发展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而淮河流域的广大区域，正是这样一个适合早期人类生活生产的自然环境。
当尧舜禹时期，陶器的推广与大量使用，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华夏民族进入了陶器时代。因为陶器是当时人们的主要生活生产用器，陶器因破损而残留下大量的陶器碎片，常年的日积月累，在人们的生活区必然积累下丰厚的陶器陶片。陶器破损而产生的陶片，是无任何其他用途，必须象垃圾一样就地抛弃。因此，在当时人们的生活聚居区，大量陶片的残留是一个高度文化文明、高度发达城市的显著特征。缺少了大量生活陶器残片的文化遗址，其文明程度相对就很低，规模就很小。
最早推广渔业的首领称为“鲧”，鲧是大禹的父亲，鲧不仅推广渔业而且也是一位治水英雄，说明鲧是一个生活生长在河流湖泊众多的地方。捕鱼是鲧的一种天生生活技能，这种生活技能是离不开河流湖泊的生活环境。当氏族部落需要由渔猎生产转向农耕生产时，治理河流湖泊满足农耕生产的需要，就是需要鲧去完成的一项任务。也许这才是让鲧所在的氏族部落去治水的现实原因。
最早推广治蛇治水的首领称为“禹”，这可能是“大禹是一条虫”的原因与来源。当人们在河流湖泊沼泽地区进行渔业时，蛇类是人们生命安全的最大威胁。大禹跟随父亲鲧进行渔猎，遭遇蛇类的威胁当是司空见惯，才有了大禹治蛇的本能理想。在淮河流域，人们称呼蛇为长虫，这与大禹治蛇以治蛇能手来称呼大禹的学说，虫与大禹也就存在一定程度的联系。
尧帝推广制陶，舜帝禹帝从事耕陶渔生产、鲧从事渔业与治水、禹从事治蛇与治水，这些夏朝前期的圣人为华夏民族所作出的贡献，向我们展现了一副当时真实的生活环境画面：人们在四周河流湖泊众多、土地肥沃平坦的高地上，从事着制陶、农耕、渔猎、采集的生活；妇女儿童可以安全地在陆地与浅水湖泊河流中从事采集水生植物果实、捕捞鱼虾、河蚌，丰富的渔业自然资源帮助人们度过食品稀少的冬季；富饶的土地与充沛的水源帮助人们实现农耕生产的丰收；人们忙碌地制作各种陶器满足人们的生活生产需要；破损的陶器被就地丢弃掩埋，数千年的长期积累，形成丰厚的各个文化时期的生活陶器陶片堆积层。
因此，我们在进行夏文化研究时，尤其在夏朝国都遗址的确定上，做为高度文明代表的夏朝国都遗址，如果没有或缺少大量生活陶器残片的遗存，配合优越的地理自然气候环境，盲目地将发现的文化遗址确定为或尧都、或舜都、或禹都、或夏都，都是一种缺乏对人类文明发展史观和华夏文明是在高度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孕育的内敛式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农政思想、乡村管理制度等华夏文化特质的清醒认识。所得历史研究成果，也将南辕北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作者：赵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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