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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溥仪在侵华日军策划下被挟持至东北。1932年2月末，在日本关东军的一手导演下，在沈阳（当时称为奉天）举行的所谓“全满洲会议”上通过决议，宣告东北“独立”。3月8日沐猴而冠，溥仪在长春举行就职典社，出任日本傀儡政权“满洲国”执政。1934年3月1日改称满洲帝国皇帝，年号康德。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后退位，16日被苏军俘获，送往苏联。1950年8月1日，苏联政府把以溥仪为首的58名伪满俘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为幸免于死而高兴
1945年8月17日晚9时许，押送溥仪一行的飞机到达赤塔机场，随即被苏军送赴拘留地莫洛科夫卡赤塔卫戍司令部。
溥仪在苏联拘留期间，一直享受优待，一日三餐有丰盛的俄餐，还供应有面包、果品、奶油之类的午茶。配有医生、护士为他检查身体、治疗疾病。他从不参加劳动，生活起居一应都由三个侄儿和原随侍侍候。溥仪也从未在侍候他的人面前放下“皇上”架子，天天接受他们的请安。他虔诚诵佛念经，每天跪床修行功课，还让随侍和侄辈放哨，好让他摆弄诸葛神课、金钱卦等玩意儿，占卜自已的不测命运。这些做法，从未受到苏军干预。他认为苏联主要是严惩日本战犯，不会对他怎么样，便生出一个想在苏联偷生、逃避中国人民惩罚的幻想：苏联和英美是盟邦，先设法在苏联留下来，再伺机从苏联迁往英美去做寓公。
给斯大林写信留在苏联
1947年12月9日，溥仪在伯力监狱写了一封给“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的《请愿书》。但等了许久，未获回音。1949年7月29日，溥仪便直接向斯大林写出《申请书》，其中说：
“我自已认为同苏联人一样的关怀和尽心苏联的发达和兴盛，并且我愿意同苏联人一样的工作和努力，以报答您的厚恩。因此我衷心盼望您允许我居住苏联邦内。”
溥仪的这份亲笔上书，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可以查到，其急迫的心情跃然纸上。
为了达到留在苏联的目的，溥仪不惜讨好苏联的官员和看守所人员。对他们的一言一语都恭敬从命，对他们的一再索取都是有求必应。在恐吓和敲诈面前，溥仪更是战战兢兢地把携带身边的贵重物品大把撒出去。伯力第45收容所的一名苏联翻译抓住了溥仪的心态，屡屡得手。
赴东京8次出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罪行
1946年8月，苏联当局让溥仪到东京“远东军事法庭”作证。“皇帝”出庭，这一空前之举，引起世界各国瞩目，一度成为世界上一些报纸的头条消息。溥仪先后8次出庭，以亲身经历有力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傀儡政权，侵略、统治中国东北的罪行。他还揭发了日本关东军在东满和北满的边境上新筑了许多铁路，用以准备对苏的军事行动，目的是要把伪满洲国作为日本军国主义进行反苏的前沿阵地。溥仪的出庭作证，为苏联战胜国的地位和权利提供了无可辩驳的铁证。同时溥仪因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在法庭上对一些情节故意闪烁其词。他回避“九一八”事变前就和日本人秘密勾结、相互利用的事实。无疑，溥仪在为自已刻意开脱的时候，也就没有彻底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
苏联政府同意将溥仪引渡
1946年8月29日，溥仪还未离开东京，国民政府再次向苏方交涉引渡溥仪。苏联考虑自身利益，未作可否。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再拘留溥仪不仅已没有利用价值了，而且还成为一个包袱。所以从1950年3月起，苏联内务部多次书面请示苏联最高当局拟将溥仪引渡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经中苏双方多次协商，苏联政府定于8月1日将溥仪和他的随从人员移交中国，交接地点在中国境内的黑龙江省绥芬河车站。苏方移交工作由苏联拘留管理总局代表、中校科富托夫及上尉阿斯尼斯负责，中方确定由东北人民政府外事处处长陆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外交部全权代表负责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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