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了2016年拍摄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我的战争》，这应该是电影频道近期播放的第十部反映抗美援朝题材的电影。
韩片《太极旗飘扬》
《我的战争》在片头部分标注这部电影取材于巴金的《团圆》，然而，奇怪的是，整个电影看不出与《团圆》有任何关联之处。
而《团圆》这一部巴金所写的两万字的小说，却是六十年代的最为著名的抗美援朝电影《英雄儿女》的母本。
然而，同一部小说改编出来的两部电影，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如果说《我的战争》里有巴金的《团圆》的一星半点影子，那就是小说里提到王成参加了一场小说并没有点明具体地址的狙击战，对应于《我的战争》里的五义亭那场伏击美军坦克的战役。
这也是唯一的《我的战争》能够与巴金的《团圆》拉上关系的地方。
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想，这与《我的战争》的拍摄背景有关。
据导演彭顺介绍，他在接拍这部《我的战争》电影时，被告知不能出现任何对手的信息，当时彭顺很为难，后来因为“发生了南海争端，于是彭顺被告知电影中不但可以出现美军，而且还能够通过旁白来讲清楚朝鲜战争的历史”。
而《团圆》的小说里，相对而言，也弱化了对对手的介绍，侧重于人物的情感的表现，且这部小说的基调，也可以给予电影创作一个比较可靠的保驾护航的作用，这样，《我的战争》便借着巴金的《团圆》的名号与由头，来表现它想表达的内容。
如果说，巴金的《团圆》里表现了父女的团圆的话，展现了女儿回归父亲的怀抱的主题，那么，《我的战争》里的情感线，则是一场战火中的急如流星的爱情描写。
这实际上触犯了战争片的大忌。
在一场表现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几个代表性战事的电影里，穿插着一条爱情线，可谓在之前的电影里是很少触及过的。
倒是在当年表现对越自卫还击战的电影里，多有这样的表现手法，但这类将战争加爱情的二合一的构思方式的作品，就是在当时，也受到了观众的批评。
《我的战争》用爱情来贯穿战争，恰恰反映出我们电影在创意创作方面，因循着老路，难以给旧有的历史记忆赋予更新的时代发现。
任何一件陈旧的事件，用爱情掺合一下，都能够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但能说这有多少创意，则是令人怀疑的。
《我的战争》里表现了四段战事。但这些战事，只是拼凑而成的，就像游戏的回合一样，一关一关地过五关斩六将，移步换影，最终大获全胜。
这四段战事，分别是火车历险、山头狙击、小镇被围、攻占高地。
这四段战事，相当的典型，代表了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各个侧面，把电影里的小分队，投入到这四段战事中，在构思上，的确能够以点到面、以一当十地折射出抗美援朝战事的经典性、标志性段落。
而电影里，在最后一场战事中，的确也采用了游戏镜头的方式，来表现战争，如镜头前杵着一把枪，引领着战士，向前射击。这种把电玩游戏的枪击方式，引入到历史题材的电影里，只能反映出导演的将战争当儿戏的一种幼稚心态。可以说，还没有一部战争片，沿用游戏的视角方式，来表现战争。
我们注意到，这部电影的票房并不佳。而之后，彭顺导演也没有新作问世，应该说，邀请香港导演来参与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都会带来一种水土不服的隐患。
当然，决定这部电影导向的更取决于影片的编剧刘恒。
刘恒是中国当代作家中由小说作家转型为编剧的一个成功的范例。
他有一点相当于八十年代的李准，都是由小说作者因为触电之后而兼业了编剧一职。
刘恒与李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对乡土俚语的娴熟，这使得他们编制的剧本，能够最少地减少人物的书面语风格，从而，使得电影里的人物对话很有生活气息。
两个人的叙述语言，反而因为他们对乡土俚语的熟稔，而对文学语言的操控力弱化，在文学的表述与地位确认上被旁置。
像刘恒，他能够改行成功成为一名电影编剧，与他的小说《伏羲伏羲》被张艺谋改编成《菊豆》有关。
之后，他形成了他的一套编剧规律，就是用他的那一套生动、俚俗、脱离书面语的千人一腔风格的民间语言，塞入到他电影剧本里的人物口里，看他的电影，会觉得人物说话都似乎是很生动似的，不讲究主谓宾这一套书面语恪守的语法规律，而是用汉语言乡土语词里的实词来打造人物对话，而其中的体现着“原始思维”方式的形象性比喻，更是刘恒电影对话里的主要制造口语生动性的工具。
而刘恒后来更是发现了在触碰棘手而敏感的题材时，如何把这些影片圆满编制成功。那就是用自己的想象，来弥补历史素材的欠缺。如在编剧《张思德》的时候，人物原型的历史资料几乎是一片空白，而编成一部电影可谓是难乎其难，但刘恒在这个电影里设定了一个当时拍片时颇为社会热议的清正廉洁问题，并让影片里的领袖与战士参与到了这一段对话之中，从而使得电影应合了时代潮流。
刘恒的一套乡土语言，保证了他编剧的电影里，拥有基本的生活化气息，这在《我的战争》里也有着明确的反映。
但这不能让刘恒在创意写作上能够超越历史，写出重新审视战争的新意。
在《我的战争》，我们看到影片的主人公在战火纷飞的战争中，生命的热血渐渐地消融的时候，有这样的与战友的对话：“我们今天做的事情以后会不会有人记得？”
战友回答道：“一定会有人记得。”
这种对话是不是老套得掉了牙了？
而且，在战争的情境下，战士们并不一定会有这种强烈的带着自恋倾向的发问。而问题是，这样的主题，在八十年代的电影《今夜星光灿烂》里，就已经强烈地呈现过，而再往前，《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也是对这一个主题的阐述。
所以，刘恒的编剧，并没有给《我的战争》带来新意。倒是影片里的爱情线，却给人一种不适之感。
影片里一开始出现的爱情主体连长在出现的时候，就对女兵发起了爱情攻击，很难想象，这个与我们之前的志愿军战士完全不同的形象，他们对女兵的肆无忌惮的调戏，也引发了女兵的反感，如果不是连长与女兵队长是同乡而化解了他们之间的紧张的话，这样的源自于不正不经调侃的冲突还该怎样收场。
之后，连长在渴了酒之后，直接扬言：“老子要亲孟三夏”，“亲她怎么了？”当着女兵的面，梦见与她在一起，这种明显带着骚扰性质的对话，即使在我们今天，也会给女人带来身心的严重不适。有着纪律约束的志愿军战士，能够这样放纵地表现他们的这种完全不符合中国人行事规则的咄咄逼人吗？所以，女兵队长直接回敬他：蠢货。
电影里总得要给予这种爱情以成立的理由。所以在小镇突围的一场戏里，连长与女兵队长又碰到一起了。
在影片里，女兵队长一会像文工团队长，这是原作小说《团圆》里的主要角色王芳从事的职业，但一会儿，女兵队长又成了抢救伤员的医护队的队长，臂膀上戴着红十字袖章。这种对人物的游戏化的无序设定，其实反映了电影里只是需要女兵们出现在前线中，以便让她与连长的爱情不断找到碰撞的机会，这样，我们在《我的战争》里就看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九连连长一路参与到抗美援朝的重大战事中，那支女兵的队伍，一直尾随在他的身边，以便他的爱情线索不至于中断。
而实际上，两支完全不同的队伍，能够保持在四段战事中爱情线索的完整而不凌乱，这种可能性的概率有多大?而现在电影为了照顾人物的爱情线索有一个完整的连贯性，不惜模糊女兵的身份，让她们一直追随着一线作战队伍，这样的拉郎配的安排，还会给予电影带来多少的真实性？
在这样的编导的强行安排下，连长在最后一场战事中，继续倾诉着他的爱情攻击，他委托手下写给女兵队长的信中肉麻地写道：“到死都喜欢你”“我想和你亲嘴。”
当写信人把这些话告诉他的时候，他虽然命悬一线，却粗鲁地赞道：“小兔崽子，写得好。”
想一想，在一个弹雨纷飞的战争上，身兼着保家卫国任务的战士，还有闲心事去思考什么亲嘴不亲嘴，这可能吗？
影片里对战士情感的这种大路化、想当然的描写，反而让人物远离了观众的承受能力，使这些人物都无法获得观众的认同，他们的英勇作为也就无法引起观众的共鸣，因为你在电影里没有在情感线上触动观众的内心情感软肋，自然观众不会代入自己的情感，所以，电影拍得悲悲戚戚、自我感动，但观众却毫无所感，这根本原因，是人物的设定与情感进展偏离电影情境的需要，爱情表达方式过分粗放，不足以制造电影里的情感的温暖地带。
相比之下，根据《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感动人的原因，是它把兄妹情深表现得相当的通透而澄澈，体现出一种崇高的精神力道，穿透了整个影片，虽然这种情感是以一种简约的方式呈现来的，但却一下子就能够获得观众的价值认同，从而使得这部影片以它的情感热浪衬托了革命英雄主义的情怀基调。
《我的战争》的情感线过分单一，且生硬，使得整个电影里没有什么价值内核，情节简单到似乎爱情线只是一种无奈地串起战事的急就章而已。而电影里的战事描写，也显得破绽百出。第一场战事中，火车进入朝鲜，遇到敌机轰炸，尚有真实一面，但两边地堡里的敌人火力从何而来？第二场战事中，用炸毁悬崖压垮敌整个一支坦克队列，依据何在？第三场战事中，小镇被围，其目的只是让战士与女兵们聚到一起，然后上演一场英雄救美，让电影里的爱情线发生逆转，这种情节的发生概率有多少？第四场战事中，就是网友诟病的人海战术的演绎，又怎么能展现志愿军获得胜利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所以，影片里的四场战事，只相当于游戏的四个关卡，随手撷取，编成一关，然后轻松破关，看上去干净利索，但毕竟真实的战争不是打怪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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