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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占领了南京和徐州之后，日军为了打通平汉、粤汉铁路，并且企图消灭我中国军队在武汉之主力，发动了武汉会战。这场战役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在1938年6月11日－1938年10月27日的为期四个月的会战中，中国军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也就是说，虽然这场战役和之前的几次大会战一样，其结果都是中国军队的败退，但是这场会战的战略意义是非常大的，是典型的战术失败而战略胜利的会战，此次会战使得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并且也使日本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虽然在这之后，中的抗战形势仍然非常严峻，但是胜利的天平却慢慢开始向中国倾斜，日军的败局其实已经注定了。
当然，这次会战的意义和经验都是非常需要我们总结并且铭记的，作为武汉会战的指挥者之一，时任湖北省主席、武汉卫戍司令和第六战区司令长官的陈诚做了以下五点总结：
第一， 就是武汉会战的意义。
武汉会战中国军队坚持了4个半月，歼敌20余万，给敌沉重打击，再挫败敌军作战计划日军原规定8月15日攻下武汉，“后又言9月内一定占领武汉，直至10月末，我计划撤出，敌始得偿如愿”。因此，武汉会战对中国转向持久抗战具有重要意义。
从军事角度来看，陈诚认为武汉会战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中国军队的战力有了提高。九江至武昌，其距离比上海至南京为短，上海撤守到南京失陷，仅一个月时间；而“这次武汉会战，由九江至武昌之间的战斗，历时3个多月，两相比较，敌军的攻势，显然已经顿挫，我军的守势，显然已有进步”。虽然中国军队最终撤出武汉，但有“越战越强的表现”,“敌军则厌战情绪渐深”，速战速决“结束‘中国事件’的希望，已自知其甚为渺茫矣”。
第二，陈诚在武汉会战结束以后提出了调“用兵不如用民的道理”。
他认为“一切能利用以抗敌者，务必全体动员，在所不惜。而同时不应牺牲者，以及足资敌利用者，虽一草一木，亦不应轻易委弃之”，“所谓有钱出钱 ，应由上中层分子，切实觉醒 ，人人抱定国存与存、国亡与亡之决心。所谓有力出力，必须顾及人民之家庭状况及其生产情形，以资平允 ，而免引起社会之混乱”。
从中可以可以看出，国民政府已经认识到了广大人民群众在抗战中所能爆发出的巨大力量。
第三，陈诚对武汉会战的战术进行了检讨。
他认为抗日战争“本质上是以弱敌强不得已的被动战争，所以在战略上我们不能不取守势，然为争取主动，又不得不在战术上取攻势，这一辩证式的原则，本极正确，可是轮到实行就往往无所措手”。
而对于为何被动，陈诚这主要是中国军队“备多力分”，虽然中国军队在数量上占优势，但将主要兵力守阵地 ，机动兵力却不占优势，加之装备低劣而且全无制空权，所以处处被动。
并且陈诚还表示“被动是兵家之大忌，然而却是强弱不敌战争弱者无所逃避的命运”。万家岭战役就是战略与战术守攻辩证转化成功的范例 ，“可惜这种战机不多 ，否则 ，武汉也许不会撤守了”。
从中可以看出，陈诚对于战局的认识还是相当深刻的。
第四，陈诚认为国军的协同作战存在很大的问题。
认为许多军事长官，“多因推诿而生空隙 ，尤易为敌所乘”。并且深刻地阐述了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的重要性，他说，“就是三军联合作战 ，是 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质。没有强大海空军配合的陆军 ，纵然精锐 ，也终归无济无事”。
最后，陈诚提出了“精兵主义”是现代国防建设“必须拳拳服膺的一大原则”。
他通过对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来各个战役的总结尤其是对武汉会战的总结，指出优势兵力不能专就量言 ，质的关系尤为重要。
他说国军缺少往“能以少击众者” ，原因就在军队的素质。因此 “素质是部队的命脉 ，与其多而乌合 ，不如量少而精 ，反而能在疆场 上发挥战力”。
从以上五点陈诚对于武汉会战的战后总结来看，其见解是非常准确且深刻的，也能为我们深入了解抗战时期，国军的战略思想有相当大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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