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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先生曾谈到人生常见的三种乐，以及三种活着的态度：
一是与苦对待之乐，这也是对应他讲的三种人生态度中的第一种，逐求；对此，他举出了例子，——此意即谓人于现实生活中逐求不已，如：饮食、宴安、名誉、声、色、货、利等，一面受趣味引诱，一面受问题刺激，颠倒迷离于苦乐中，与其他生物亦无所异；此第一种人生态度（逐求），能够彻做到家，发挥至最高点者，即为近代之西洋人。他们纯为向外用力，两眼直向前看，逐求于物质享受，其征服自然之威力实甚伟大，最值得令人拍掌称赞。他们并且能将此第一种人生态度理智化，使之成为一套理论——哲学。其可为代表者，是美国杜威之实验主义，他很能细密地寻求出学理的基础来。
再一个乐就是系于环境的相对之乐，这个对应的是他所讲的人生态度的第二种，厌离；他进一步解释道，——人与其他动物不同，其他动物全走本能道路，而人则走理智道路，其理智作用特别发达。其最特殊之点，即在回转头来反看自己，此为一切生物之所不及于人者。当人转回头来冷静地观察其生活时，即感觉得人生太苦，一方面自己为饮食男女及一切欲望所纠缠，不能不有许多痛苦；而在另一方面，社会上又充满了无限的偏私、嫉忌、仇怨、计较，以及生离死别种种现象，更足使人感觉得人生太无意思。如是，乃产生一种厌离人世的人生态度，此态度为人人所同有。世俗之愚夫愚妇皆有此想，因愚夫愚妇亦能回头想，回头想时，便欲厌离。但此种人生态度虽为人人所同具，而所分别者即在程度上深浅之差，只看彻底不彻底，到家不到家而已。
第三种乐是不系于环境的绝对之乐。这也正对应他所谓的第三种人生态度，“郑重”，他深入地说，——郑重态度，又可分为两层来说：其一，为不反观自己时——向外用力；其二，为回头看自家时——向内用力。在未曾回头看而自然有的郑重态度，即儿童之天真烂漫的生活。儿童对其生活，有天然之郑重，与天然之不忽略，故谓之天真。真者真切，天者天然，即顺从其生命之自然流行也。于此处我特别提出儿童来说者，因我在此所用之“郑重”一词似太严重。其实并不严重。我之所谓“郑重”，实即自觉地听其生命之自然流行，求其自然合理耳。“郑重”即是将全副精神照顾当下，如儿童之能将其生活放在当下，无前无后，一心一意。
更深而言之，从反回头来看生活而郑重生活，这才是真正的发挥郑重。这条路发挥得最到家的，即为中国之儒家。此种人生态度亦甚简单，主要意义即是教人“自觉的尽力量去生活”。此话虽平常，但一切儒家之道理尽包含在内，如后来儒家之“寡欲”、“节欲”、“窒欲”等说，都是要人清楚地自觉地尽力于当下的生活。儒家最反对仰赖于外力之催逼与外边趣味之引诱往前度生活。引诱向前生活，为被动的、逐求的，而非为自觉自主的。儒家之所以排斥欲望，即以欲望为逐求的、非自觉的，不是尽力量去生活。此话可以包含一切道理，如“正心诚意”、“慎独”、“仁义”、“忠恕”等，都是以自己自觉的力量去生活。再如普通所谓“仁至义尽”、“心情俱到”等，亦皆此意。
最后，他总结道：
此三种人生态度，每种态度皆有浅深。浅的厌离不能与深的逐求相比。逐求是世俗的路，郑重是道德的路，而厌离则为宗教的路。将此三者排列而为比较，当以逐求态度为较浅，以郑重与厌离二种态度相较，则郑重较难，从逐求态度进步转变到郑重态度自然也可能，但我觉得很不容易。普通都是由逐求态度折到厌离态度，从厌离态度再转入郑重态度，宋明之理学家大多如此，所谓出入儒释，都是经过厌离生活，然后重又归来尽力于当下之生活。即以我言，亦恰如此。在我十几岁时，极接近于实利主义，后转入于佛家，最后方归于儒家。厌离之情殊为深刻，由是转过来才能尽力于生活；否则便会落于逐求，落于假的尽力。故非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不能尽力生活。而真的尽力生活，又每在经过厌离之后。
心里极干净，无纤毫贪求之念，我想，这便是孔子之乐于人生命中呈现出来的一种自然状态。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的乐源自他呵护住了真我，守住了天性中的仁，他对待富贵的态度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用今天的话说即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只要是正当不违心的，做自己喜欢的事，切实用汗水换来的财富，他是认同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他对待贫贱的态度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用今天的话讲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用他自己话讲，叫“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一个真正有学问,以天下观天下的君子,只忧道之不行,不过多考虑生活的问题;比如耕种田地,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只忧虑自己的为人,并不担心是否贫穷。“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不得志的时候也能贫中生乐，小人不得志的时候，就会想入非非，胡作乱为。
钱穆则对此提出：“乐在富贵之外，亦即在富贵贫贱之中。”孔子的乐不受外部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影响，也不是生活之外再开辟出一块精神空间去养这个乐，孔子的乐就是在平常的普通生活之中。明儒王襞把这种乐称之为“无所倚之乐”。王襞说：“有有所倚而后乐者，乐以人者也，一失其所倚，则慊然若不足也。无所倚而自乐者，乐以天也，舒惨欣戚、荣悴得丧，无适而不可也。”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之者的乐就是“无所倚之乐”。
子贡问“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孔子讲的“贫而乐”，并不是说一个人因贫而乐，而是贫中不失仁，即自有乐。君子忧道不忧贫，同理，君子忧道也不忧富，贫富中澄明了自性，自有乐，生命摆脱了贫的桎梏，富的枷锁，安贫也自能安富，——贫了继续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学会变通耕耘，自立后顺带立他，正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依然有乐；富了好礼，顺带兼济天下，也是为了修仁，仁归自然乐来。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颜回的乐源自“三月不违仁”，颜回下学而上达，仁者不忧，又是个君子，——君子不忧不惧，君子坦荡荡，自然乐在其中。
“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明儒曹端曰：“孔颜之乐者，仁也。非是乐这仁，仁中自有其乐耳。且孔子安仁而乐在其中，颜子不违仁而不改其乐。安仁者，天然自有之仁；而乐在其中者，天然自有之乐也。不违仁者，守之之仁；而不改其乐者，守之之乐也。《语》曰‘仁者不忧’，不忧非乐而何？周、程、朱子不直说破，欲学者自得之。”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但对于孔子来说，他的忧也是因为自觉仁还修得不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改了之后，继续“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乐便能不求自来。
周敦颐觉得“孔颜乐处”的根本在于“道充为贵”，二程以为，“孔颜乐处”不须穷索，有了诚敬的修养，“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自然万物皆备于我，自存至乐。
王阳明则认为“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孔颜乐处”即人心的本然状态，与良知合而为一，“孔颜乐处”是“真乐”，“真乐”并不是没有了“喜怒哀惧爱恶欲”，而是在七情顺其自然“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无执无著，无滞无累”中自得圆融，自生至乐的。
冯友兰曾讲：“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任务不是增加关于实际的积极的知识，而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人的精神境界高了，修养提升了，人间处处是天堂，时时自可有至乐。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做，也没有规定一定不要怎样做，而只考虑怎样做才合适恰当，就行了。孔子无忧无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真为自己而活，修身的核心也是真为了自己，他从不以“固定之是非”示人，也从不以“固定之是非”教人。
他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还说“我则异于是,是无可无不可”。他这个知易的大智慧孟子也学去了，孟子教人“由仁义行”，而不要“行仁义”，行仁义就成了按照“固定之是非”办事，而由仁义行则是从修身后的意诚和真心出发。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活得如此有乐趣，聚精全神，有力量，酣畅淋漓，物我两忘，是因为他时时皆安于仁。还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与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如此平常的生活小事，都能在孔子那里散发出如此大的乐，我们就不得不说“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巨大作用了，毕竟修身这种事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得从小抓起，后面才能慢慢见效果。身不修，无以乐，更也无以立。意不诚，小事就做不好，小事都做不好，那哪还有什么资格谈梦想，谈继往开来，谈齐家平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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