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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展电影往往叫好不叫座。毕竟商业片与文艺片有不同的定位区间，观众观影过程中也各有侧重的审美取向。
但是，电影《春潮》的出现，似乎正在试图弥合二者之间的壁垒。
前有FIRST青年电影展、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广泛关注，后有线上公映引发的豆瓣热门讨论，导演杨荔钠这场关于原生家庭的“春潮”，悄然浸湿了许多人的灵魂。
本文有剧透。
1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
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三口”，小小的二居室里，性格各异的祖孙三代每天都在上演拉锯战。
姥姥纪明岚，是位人生经历丰富的50后，退休生活被社区杂事塞得满满当当。
一会儿带着社区的大爷大妈练习合唱，一会儿组织居民包饺子联络感情，典型的“居委会大妈”性格，备受邻里爱戴。
但是，回到家中，纪明岚却有着着完全不同的际遇，连她自己都忍不住吐槽，为什么偏偏是家人对她不好。
一定程度上，纪明岚把罪责归咎于女儿——社会记者郭建波，毕竟这个女儿是纪明岚那段失败婚姻最糟糕的注解。
从典型的文艺女青年走到未婚女中年，郭建波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气质。
一边著书立说，不断地输出自己对世界的看法；一边闭口不言，几乎放弃了在家中的话语权。
奇妙的是，这个看起来与社会格格不入的正义斗士，也听得懂领导的暗示，知道如何用所谓的“权色交易”完成任务。
改变郭建波态度与观点的人，是她的女儿郭婉婷。
没有人知道婉婷的爸爸是谁，姥姥和妈妈则统一口径，告诉婉婷她的父亲早就去世了。
于是，在看到同学父女亲昵的时候，小婉婷眼中有一闪而过的快乐，也有不觉有异的木然。
被姥姥和妈妈带大的小婉婷，很自然地走上了早熟的道路。
别人说一句，她能怼十句，即便面对作为家中权威的姥姥，她也能用“小大人”一般的语气让对方哑口无言。
不过，胡闹之外，敏感的小婉婷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最重要的作用——调和姥姥与妈妈的关系：
纪明岚哪天不顺心，婉婷便警告妈妈别惹事；郭建波憋了一肚子火发不出去，婉婷便和妈妈开玩笑调节气氛。
就这样，一家三口在姥姥的骂声，女儿的无声和孙女的笑声里机械运转，如同隐而不发的潮水，任由生活发霉变质。
2
妻子没有丈夫，女儿没有父亲。
在这个没有男人的家庭里，时刻都是女人之间的较量，以母女关系的形态表现出来。
第一对母女角力，自然是纪明岚与郭建波的攻守游戏。
用婚姻换取城市身份的纪明岚，骨子里保有对虚荣和虚伪的认同，这种人必然会抵制世俗规则之外的离经叛道。
于是，年轻时的她，揭发检举行为脱轨的丈夫，年老后的她，认为不会歌功颂德的记者都是白眼狼。
信文革的一刀切、信佛教的功德与罪孽，非黑即白的纪明岚，最是无法认同未婚先孕、揭露社会黑暗的郭建波。
给女儿挑刺儿，则成为她生活中最大的“乐趣”。
背着郭建波烧掉自己前夫的遗物，在母女大战中肆无忌惮地攻城略地：
同学聚会趁着酒兴回家，也能找机会把女儿骂得一文不值：
在纪明岚眼中，郭建波的存在，就是生活对她最大的恶意。
可从小到大都成长在母亲专制阴影下的郭建波连吵架都放弃了，她宁可握着仙人掌以痛感泄愤，也不轻易与母亲用争吵的方式“对话”。
因为，在这个由恨意组成的家庭中，郭建波始终找不到挣脱母亲的方法。
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用另一段母女关系——自己与女儿婉婷，修正充满错误的人生。
只可惜，婉婷一出生就被纪明岚夺走了，理由是无法相信当初想打胎的郭建波能够担负起抚养女儿的责任。
这个决定直接导致郭建波丧失了与女儿培养感情的机会，不停地在逃离母亲与亲近女儿的矛盾中做出选择，最终只能得到婉婷声嘶力竭的埋怨。
电影《春潮》的海报上，印着这样一句话：“你和母亲的关系，决定你和世界的关系。”
因为有一个唯利是图的母亲，忍辱负重的纪明岚变得势利虚荣面目可憎；
因为有一个怨恨丈夫的母亲，缺乏安全感的郭建波流连于不同男人的床上；
因为有一个忍气吞声的母亲，涉世未深的郭婉婷有了早熟这个成长的保护色。
她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里，却又给予了下一代完全不同的世界，拉扯、困惑、绝望，充斥着生命的每一天。
直到永动机一般的纪明岚病倒后，郭建波如释重负地自言自语道：“你不说话，世界便安静了。”
积重难返的母女矛盾终究无解，却在此刻获得了偶然喘息的机会，如春潮翻涌，又像倦意朦胧。
3
近几年，原生家庭已经成为国内女性电影中不可忽视的主题，《相爱相亲》《送我上青云》等作品都在重新审视女性的主体性，并试图为尖锐的矛盾给出安慰亦或解决办法，电影《春潮》却没有。
影片最后，郭建波站在母亲病房的窗边，对着空气将童年到中年的心路历程一一道来。
这一行为看起来突兀，实际上又符合她不抗争、不申辩的角色设定，也最终指向她与母亲永远无法相互理解的隐藏结局。
正是这段长达10分钟的独白，演员郝蕾接下了郭建波这个角色。
令众人遗憾的是，电影节上备受好评的《春潮》并未给郝蕾送来影后大奖。
她本人的观点，可能更适合描述自己当下的处境：“很多好演员一辈子也不一定拿到大奖，但她的存在是有价值的”。
最压抑的女儿“郝蕾”，配上最外放的母亲“金燕玲”，深挖两位金马奖女配独特价值的人，是让二人同台飙戏的杨荔钠导演。
在公开发表的《写给<春潮>的信》中，杨荔钠深情款款地将这部作品称为“自己的女儿”。
可以说，她用熟练的镜头与克制的色彩打造了沉忍压抑的故事，又用夹杂其间的童言无忌肯定了“电影为人们制造美好与希望”的功能。
但是，借郭建波的记者身份针砭时弊、将姨妈家作为电影主场景、不停地在梦境与现实中加入诸多隐喻等操作，使《春潮》变成了一部不折不扣的作者电影。
换言之，作为一部以家庭矛盾书写当代女性身份困惑的电影，因为导演过于强烈的表达欲和情感依赖，极大地压缩了家庭问题不断积累的演变过程，使得故事主线模糊零散，无形中增加了观影难度。
尽管如此，这股“春潮”的持续涌动，仍旧为“男女对立”的电影世界留下了不一样的声音：
不是所有的女性困境都来自男权压迫，也不是所有的冲突矛盾都能顺利解决，真正引发共情的主角，不必活在完美的故事里，但她一定活在很多人的故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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