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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话题
孔子问礼于老子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言之凿凿的记载，但是关于这个记载，自宋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提出质疑。究竟司马迁的这个记载有何疑点？老子和孔子又是谁先出生呢？
鲁南宫敬叔言鲁君曰：“请与孔子适周。”鲁君予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葢见老子云。辞去，而老子送之曰：“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已；为人臣者，毋以有己。’”孔子自周反于鲁，弟子稍益进焉。——《史记·孔子世家》
相比于野合而生的身世传闻，孔子赴周都问礼于老子是《孔子世家》中一段更为扑朔迷离的悬案。
早在北宋的时候，就有陈师道、叶适等学者先后对司马迁的这段记载提出质疑。这种质疑之声经历明、清而不衰歇，终于，到了1919年2月，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他的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其中考证老子和孔子的文字引发了民国时代争辩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古史讨论。
胡适坚持认为老子的时代应该略早于孔子，而《史记》中孔子问礼于老子的记载也是大体真实的。对此，钱穆在他的大作《先秦诸子系年》中做出了猛烈的抨击。
据亲历过这段往事的人回忆，当年钱穆曾经在北大教授会上当着胡适的面说：“胡先生，《老子》年代晚出，证据确凿，你就不要再坚持了吧！”而胡适则回应：“钱先生，你所举的证据还不能使我心服。如果证据充足，我为什么反对？反正老子又不是我老子！”
胡适和钱穆都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泰山北斗，他们之间关于孔子问礼老子的争论从20世纪20年代爆发，持续了三十年之久，却最终谁也没能说服世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固然犯了众怒，引得梁启超、顾颉刚、冯友兰等学术名流群起而攻之，可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中写就的《老子杂考》同样遭遇了不少质疑。据说，当年历史学家邓广铭读到这篇文章时感慨道：
在全部考辨中，文章最长，曲折最多，而所下的假设也最为大胆的，是卷二的《老子辨》。（中略）证据来得如是其纡曲，结论下得如是其爽快，读者至此当会感觉到著者的立说也不免有些虚玄吧。——邓恭三《评〈先秦诸子系年〉》
当我们今天再度试图去寻绎孔子问礼于老子的历史真相，发生在胡适与钱穆之间的那一场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正是那一场争论，让我们看到了两个破译悬案的“陷阱”：
首先，从《史记》的文字记载看，说到孔子去周都洛邑问礼这件事的时候，司马迁言之凿凿，显示出他对所述事实较有把握。可说到孔子后与老子的会面，司马迁却谨慎地写下了一个“盖”字——盖，就是可能。
也就是说这场会面只是司马迁的一个推论。既然是推论，就会有事实上的疑点。而疑点无外乎出现在两个地方：一种可能是司马迁对孔子、老子是否曾经会面甚至是不是并世之人没有十足把握；另一种可能则是司马迁虽然认定他们二人真的见过面，但会面是否发生在这次孔子访问洛阳期间，司马迁吃不太准。
这两个疑问等于提示了我们，在剖析这段悬案的时候应该将孔子赴周与问礼老子这两件事情解绑，区别加以对待。
事实上，我认为钱穆先生撰写的那一篇《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考辨》（收录在《先秦诸子系年》）落入的“陷阱”就在这儿：文章一开篇，钱先生就通过考证南宫敬叔的经历，力图证明他并没有和老师孔子一道去过周都洛邑，并进而判定孔子与老子的会面也属虚妄。
但是将孔、老二位哲人的历史性会面系于孔子赴周之时，这个系年本来就是司马迁的推论。即便我们考证出南宫敬叔与孔子赴周这件事是虚构的，那也只能证明司马迁推论孔、老会面的时间出了错，而不能就此武断地否定孔、老会面的存在。
孔子与老子会面的记载并不首见于《史记》。在道家后学所做的《庄子》一书中曾经不止一次提到过孔子与老聃的会面。如果说对《庄子》的记载，我们还能以偏好寓言虚构来加以质疑的话，那么儒家后学所做的《礼记》一书中也同样写到了孔子与老子的会面，我们又该怎么去解释这个巧合呢？
其次，胡适撰写《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时候是先写《老子传略》再写《〈老子〉考》的。而钱穆对他的质疑，也是写了《〈老子〉辨伪》又写《孔子与南宫敬叔适周问礼老子考辨》。言外之意，二位先生都认定传世的这部《老子》（《道德经》）就一定是老子的作品，而一旦这部作品被证伪，那自然要殃及作者的合法身份。
可是我们都知道，今天流传下来的先秦诸子著作中伪作不在少数。《管子》、《商君书》并非管仲、商鞅所作，这已经成为历史学界的共识。但并没有人因此便去质疑管仲、商鞅这两个历史人物的真实性，为什么到了老子这里，证伪的逻辑就变了呢？
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是写到了“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 ，可他并没有节引这五千言的原文，因此我们甚至无法判定司马迁说的那五千言是否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部《道德经》。
这是我们在寻绎孔子问礼于老子这段历史的时候必须要规避的第二个“陷阱”： 考证传世的《道德经》的成书年代是一回事，考证老子这个人物的历史事迹则是另一回事。不将《道德经》与老子解绑，将会给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造成巨大的困扰。
从《孔子世家》和《老子韩非列传》的相关记载看，司马迁对老子个人历史的叙述的确存在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之处。关于这一点，清代学者汪中在《老子考异》一文中曾提出过质疑：
本传云“老子楚苦县曲仁里人也”，又云“周守藏之史也”。按：周室既东，辛有入晋，司马适晋，史角在鲁。王官之族，或流播于四方。列国之产，惟晋悼尝仕于周，其他固无闻焉。况楚之于周，声教中阻，又非鲁、郑之比。且古之典籍旧闻惟在瞽史，其人并世官宿业，羁旅无所置其身。——汪中《老子考异》
在我看来，汪中对《史记》所载老子史实最有力的质疑就集中在上面这一段文字当中。他质疑的立足点主要有两个：
第一， 自从周室东迁、王权衰落之后，周朝中央政府的原任官员流向了各诸侯国谋职的大有人在，但很少看到各诸侯国的人才反向流入周畿。
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老子是楚国苦县人，而楚国无论从政治、文化还是外交上都是与周天子隔阂最深、关系最疏远的诸侯国，楚人老子为什么要逆时代潮流而动，跑到周朝作官呢？
第二， 即便老子卓尔不群，执意入周都谋职，他也不可能获任史官。杨宽先生所著《西周史》说：
西周中央政府有两大官署，即卿士寮和太史寮。卿士寮长官是太师，是军事和政治上的首长，所属有许多“师氏”，简称为“师”。太史寮长官是太史，掌管礼制和秘书工作，是文职和神职官员领袖，所属有许多史官。“师”和“史”这样重要的官都是世袭的。——《西周史》
西周以降的惯例，史官必是世袭。司马迁的祖上就是周朝的太史，而他本人在汉武帝时期还接任了先父司马谈遗下的太史令一职，证明史官世袭的传统，其生命力极其顽强。老子以楚人入周都谋职，半路出身的他怎么能做周朝的世袭史官呢？
因此“楚人”与“史官”——司马迁笔下老子的这个双重身份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不可兼容的。
除了汪中所说的上述两点，我们还不能忽视的是，司马迁说孔子拜访老子的目的是问礼。
鲁国本是西周各封国中保存周朝礼乐最完备的国家，这也是鲁人引以为傲的政治资本。而根据《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本人出生在一个礼乐教育非常严格的家庭，所谓“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刚过而立之年，孔子已经被鲁国世卿孟僖子赞为“达人”，并要求自己的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师事孔子以学礼义。这显示出问礼老子之前，孔子在鲁国已经是一个颇有名誉的礼学专家了。
可楚国与中原声教阻隔，礼乐氛围最为单薄，楚人对中原礼义又素无信仰，老子要真是楚人，他的礼乐造诣怎么可能高得过孔子呢？
这样分析一圈下来我们就会发现，对孔子问礼老子事件的诸多质疑都集中到了这个关键点上：老子到底是不是楚国人？也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史记》的记载最为可疑。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说司马迁修撰老子历史的原始文献主要来源于《庄子》，可《庄子》并没说过老子是楚人。另外，《史记》说老子的“故乡”苦县属于楚地，这也有问题。司马贞《史记索隐》曰：
《地理志》“苦县属陈国”者误也。苦县本属陈，春秋时楚灭陈，而苦又属楚，故云楚苦县。——《史记索隐》
老子的“故乡”苦县在春秋时期本属陈国。楚国灭陈后，苦县才为楚国所吞并。而根据《史记·陈杞世家》的记载，楚惠王灭陈发生在公元前478年，可是公元前479年——也就是楚国灭陈的前一年，孔子就去世了。
换句话说，如果老子真是苦县人，孔子在世的时候见到的只能是陈人老子而不可能是楚人老子。就是这个楚人老子的记载让人不得不怀疑司马迁搜集的老子史料掺杂了后世杜撰的成分。
参考文献：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
钱穆《庄老通辨》
汪中《述学》
杨宽《西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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