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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是一堆数字编号。数字代表什么？有什么寓意？
早就知道朱元璋原名“朱重八”，只觉得古怪，却没有深究。
朱元璋之所以名“重八”（也就是八八），是因为他出生时，父母年龄合计数是八十八。那一年朱元璋爸爸四十八岁，妈妈四十岁，所以起名重八（八八）。再例如朱元璋的爸爸叫朱五四，大哥朱重四，二哥朱重六，祖父朱初一，曾祖朱四九，高祖朱百六；取这样的名字不是因为朱家是搞数学的，而是因为在元朝，老百姓如果不能上学和当官，就没有名字，只能以父母年龄相加或者出生的日期命名。也有人说，是元朝蒙古统治者施加的民族歧视与压迫，汉人不准起名。
清末学者俞樾在自己的笔记《春在堂随笔》中有过记载：徐诚庵（也是清代中、后期学者，即徐本立）无意中见到一本《蔡氏家谱》，书已相当古旧，上面有前辈某人写的一行小字“元制庶人无职者不许取名，止以行第及父母年齿合计为名”。愈樾在笔记中也举出了一些以数字为名的例子。例如明初开国勋臣、开平王常遇春的曾祖父名四三，祖父名重五，父亲名六六。再如同是明朝开国元勋、东瓯王汤和的曾祖父名五一，祖父名六一，父亲名七一。这些例子中的人名都是数字。
由此看来，元代平民不起名字是肯定的了，那么元代之前的宋代呢？
愈樾进一步又考究了宋代平民的情况。他查考了南宋洪迈的《夷坚志》，发现宋代平民多以姓加排行称呼。如：兴国军民熊二，指兴国军（宋代一种行政区划名称）一个姓熊排行老二的平民；鄱阳城民刘十二，姓熊排行十二；黄州城民李十六，其仆崔三，平民李十六已经富裕得雇起仆人崔三了，想必家境不错，却仍旧没有正规的名字。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以数字为名的习俗一直传续到徐诚庵所在的时代。徐诚庵是清代中、后期人，他发现在绍兴的农村，仍有不少以数字为名者。如丈夫年二十四，妻子年二十二，合为四十六，生子即名四六。丈夫年二十三，妻子年二十二，合为四十五，生子或为四五，或为五九，因为乘法口诀有五九四十五。如明朝开国元勋常遇春的爷爷常重五、爸爸常六六，朱元璋的发小、开国元勋汤和的爷爷汤六一、爸爸汤七一等。我记得鲁迅的小说《社戏》中就讲到“六一公公”家的豆被孩子们偷了一大捧。小说的背景当然是绍兴的农村，此六一公公的名“六一”，怕也是元代平民起名习俗在绍兴当地的遗存。
还有一种情况比较有意思，即宋、元以至明、清，称人姓第时往往还要在后面加“秀”或“郎”字。康熙时人王应奎的笔记《柳南随笔》：“明初闾里称呼有二等，一曰秀，一曰郎。秀则故家右族，颖出之人，郎则微裔末流，群小之辈。称秀则曰某几秀，称郎则曰某几郎，人自分定，不相逾越。”可见，明代社会，大户人家男子才能用“秀”，卑微小民只能用“郎”，彼此都很自觉，并不乱用。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水浒》中的武大郎了。其实，大郎并不是名字，而是其人排行老大，姓武，在宋代，可以称他作“武大”，如果加上后缀“郎”，就成了“武大郎”。他弟弟武松，邻居们称“武二”的多。武大郎若是自称“武大秀”，怕是要遭人哂笑了。再如，宋江称“宋三郎”。姓第后缀“秀”者，如古人笔记中记载的沈亿六秀，徐宗五秀，金百二秀，黎六九秀等。再如明初南京沈万三，有沈万三秀的叫法。“秀”和“郎”又有着严格的等级差别。
《名公书判清明集》是南宋时几位著名官员的判词汇编，其中好多民事案件当事人的名字也都是数字编号。比如说，有一份判词提到一位复姓闾丘的人，此人娶妻阿张，生了两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女儿分别叫闾丘四二和闾丘四四，男孩则叫闾丘继祖。后来这位复姓闾丘的人死了，他老婆阿张改嫁给一个姓胡的人，又生下两个女儿，分别叫胡四十和胡五十。再后来，阿张的儿子闾丘继祖长大后，娶妻阿曹，阿曹给他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闾丘九十。如果把阿张当成这个家族的始祖，那么这位始祖的后代除了闾丘继祖有正式名称之外，其他后代全用编号做名字。很夸张！
宋元乃至明清，甚至到了民国，普通平民一般不起名字，而只称“姓第”。元朝有法令禁止平民取名，而平民对这种法令并不会存有异议，毕竟老百姓早已经习惯了不起名字。除了“姓第”的称呼，平民往往以父母生他时二人的年龄合计数为名。
所以个人认为用数字取名是古代一种风俗，至少在宋朝就有，元朝人只是沿用了这个风俗，甚至延续到了清末及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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