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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献之《中秋帖》
牛顿曾经说过：“如果说我看得比别人更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诚然，有名师的悉心指导，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重要推助。古今中外，无论是在科学还是艺术领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故事都不胜枚举。可是在中国书法界，却极少有人能从父辈高山仰止的成就之上更进一步。父辈伟岸的肩膀，超然的成就，却是书法家二代们毕生难以突破的藩篱。
王献之《中秋帖》
在中国书法史上，那些成就卓然的伟大书法家，但是在书法家二代的名录中，几乎没有人取得和父辈一样光耀千秋的成绩。无论是欧阳通之于欧阳询，还是米友仁之于米芾，都显得无比渺小，在他们身上只是映射其父辈某一些艺术特色而已，更遑论比肩甚至超越。书法家二代突破父辈艺术影响力的围栏，千古之下唯王献之一人，在书圣的光环之下，依然使自己的艺术魅力绽放的绚烂多姿。 山有多高，翻越就有多难。王献之在书法上究竟取得了怎么样的突破，才能在书法史上与父亲并称羲献，二王的呢？
《宝晋斋法帖》刻本《新妇地黄汤帖》
为了更好地了解王献之在书法上的成就和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就不得不把书法史上崇羲抑献的思潮梳理一下。关于羲献的抑扬，在书法史上经历了这样几个历史阶段：东晋时期，以羲之为尊；南北朝时期，羲献并重，各美所美；梁陈时期，梁武帝提出＂子敬之不迫逸少，犹逸少之不迫元常。＂数百年崇羲抑献的风潮由此开启，唐贞观时期，李世民以帝王至尊参与艺术高下的评断，使得崇羲抑献的思潮达到顶峰：自宋以后，多以二王并称，不再强分轩轾。当艺术回归艺术，人们直面心中最纯真的审美取向时，王献之的光芒便不能被任何外在的力量所压制。
《鸭头丸帖》
突破父亲书法光辉的荫庇，树立其独有的艺术标志，当然要有“冰水为之，而寒于水”的成就。与王羲之相比，王献之有和不同？唐代书法家、书学理论家张怀壇《书议》在中论述：＂逸少秉真行之要，子敬执行草之权，父之灵和，子之神俊，皆古今之独绝也。＂在李世民崇羲抑献余威仍存的唐中期，张怀瓘能秉笔直言，殊为不易。我们能从中看到：王義之擅楷、行二体，灵动冲和；王献之擅长行草，神采飞扬，恣肆跌宕。有朱玉在前，仅仅是在行草之上神俊独绝，还不足以光耀书史，为千古仰望。必有开前人未有之书风，启后学于临创之范本的开创性成就。有，当然有。
张怀璀《书议》：“子敬才高识远，行、草之外，更开一门。夫行书非草非真，离方遁圆，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子敬之法，非草非行，流便于行草，又处其中间，无藉因循，宁拘制则，挺然秀出，务于简易，情驰神纵，超逸优游，临事制宜，从意适便，有若风行雨散，润色开花，笔法体势之中，最为风流者也。”王献之的创举被后人称之为破体，《书断》曰：“王献之变右军行书，号曰破体书。”唐代书家徐浩的《论书》：“钟善真书，张称草圣，右军行法，小令破体，皆一时之妙。”钟张羲献并立，为古之四贤，从此王献之名扬后世不再只是因为是书圣的儿子。
延续李世民崇羲抑献思想的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元常专工于隶书，伯英尤精于草体，彼之二美，而逸少兼之。拟草则馀真，比真则长草，虽专工小劣，而博涉多优”，由此看来相对于王羲之的诸体皆善，博涉多优，王献之的破体出新更具有艺术感染力。无怪乎后世多有献之优于羲之，子胜过父的观点。
十二月帖
从王献之的名作《十二月帖》我们可以感受到“非草非真，离方遁圆，风行雨散，润色开花” 的破体书之魅力。 “十二月”三个近乎楷式，但又欹侧生姿，不落流俗，由“割”字开始向行书过渡，于 “至不中”三字转入草书，通观看全贴，游丝引带，摇曳玲珑，一笔书之妙趣天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候通其隔行，笔势所成之气韵，堪称鬼斧神工。
十二月帖
王献之曾向父亲建言：“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顿异真体，今穷伪略之理，极草纵之致，不若藁行之间，于往法固殊，大人宜改体。”王献之的书学思想是有别与王羲之古雅妍美书风的一次创新，却又与之构成了一种完满，羲之献之一体两面，成为了博大，开放，包容，生命力蓬勃的二王体系的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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