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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重阳节的起源，古人通常归之于桓景登高避难的故事。
清董诰陶篱寿意图小册(十开选一）纸本设色每开纵九厘米横一八·一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荆楚岁时记》杜公瞻注云：
九月吉日宴会，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汉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节。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近代皆宴设于台榭。
又《续齐谐记》云：「汝南桓景随费长房游学，长房因谓之曰：『九月九日，汝南当有大灾厄，急令家人缝囊，盛茱萸系臂上，登山饮菊花酒，此祸可消。』景如言，举家登山。夕还，见鸡犬牛羊一时暴死。长房闻之曰：『此可代也。』」
今世人九日登高饮酒，妇人带茱萸囊，盖始于此。
清恽寿平花卉册之「菊花」纸本水墨 故宫博物院藏
这个故事很有名，费长房和桓景都是东汉人，费长房于《后汉书·方术列传》有传，多为故弄玄虚之事。桓景遵照费长房的嘱托，在九月九这天率全家人上山，佩茱萸，饮菊花酒，躲过了一场灭门之灾。
杜公瞻认为后世九月九日登高饮酒、佩茱萸的风俗即源于桓景的这次经历，显然是颠倒因果了。这个故事其实只是一个解释重阳风俗来历的释因传说，与用介子推焚死解释寒食节的来历、用屈原投江解释端午节的来历同其路数。
清恽寿平山水花鸟图册之「菊花」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院藏
其实，这个故事始见于《续齐谐记》，此书为梁朝吴均所撰，这一故事只能证明在吴均之时重阳登高风俗已经广为流行，却无从证明重阳登高风俗始于费长房和桓景的时代。不过，通过《四民月令》的记载可以证明，九月九这个节日在东汉时确已成立了。
《四民月令》为东汉学者崔寔所撰，其书早已散失，却有一条关于九月九的佚文保存于《艺文类聚》，即「九月九日，可采菊花」。
清碧玉盆玉石珊瑚菊花盆景 故宫博物院藏
菊花于九月盛开，九月无日不可采菊，而崔寔独独强调九月九日这个日子，说明当时已经有在九月九赏菊的风俗了，至于其时是否有九日登高、佩茱萸的风俗，因其书已佚，不得而知，但即此一条就足以证明，九月九日重阳节在东汉时期已经确立。
《西京杂记》的一条记载，似乎表明西汉时期即已有重阳节了。书中说：「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华酒，令人长寿，菊华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华酒。」
清乾隆棕竹刻乾隆御题诗鸠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戚夫人为汉高祖刘邦的宠妃，这一记载似乎说明重阳节在西汉初期就已经存在，并且已经固定在九月九日了。其实，《西京杂记》这一记载实不足为据。
首先，《西京杂记》虽托名西汉刘歆，据近人考证实为晋人葛洪所撰，甚至有人认为出自六朝文人之手，故其中所记西汉宫廷的逸闻轶事，实为小说家言，不足据为史实。
清乾隆棕竹刻乾隆御题诗鸠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其次，中国古代历法，自商代开始即习惯用干支纪日，即以甲、乙、丙、丁等十个天干与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搭配而成的六十甲子作为日名，周而复始，循环记日，直到西汉时期，仍沿袭这一习惯未改。
《史记》《汉书》记西汉史事均以干支纪日，而绝不见以一、二、三等数目字纪日者，直到西汉、东汉之际，在一些碑刻、简牍中才开始出现以数目字纪日的做法。此种纪日法当先兴起于民间，至东汉时逐渐为官方所接受，逐渐取代干支纪日法。
清乾隆棕竹刻乾隆御题诗鸠杖（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东汉以前，因通行干支纪日法，节日日期的决定也只能以干支确定，如上巳节就是三月的第一个巳日，端午节就是五月的第一个午日，如此确定的节日日期，在一个月中位置是不确定的，上巳节、端午节可能在每个月初一日至十二日之间的任何一天。
因此，在此种纪日制度下，重阳节不可能固定在九月九日，因为九月九日这个日子还根本不可能存在。实际上，遍检文献，九月九日这个日子第一次见于记载，是在崔寔的《四民月令》，据此可以断定，九月九日重阳节在东汉时期方始确立。
明朱瞻基寿星图横轴 绢本设色纵二九·三厘米横三五·六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的几个重要的重数节日，如三月三上巳节、五月五端午节、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重阳节，大致都是在汉魏之际才随着数目字记日制度的推行而渐次固定下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节日是在汉魏之际突然出现的。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华夏节日风俗也一定有着悠久的历史，与这些节日相关的庆典风俗，肯定早就已经存在，只是在汉魏之际才被固定于一个月的某一天而已。
原文作者：刘宗迪原文来源：《紫禁城》2019年10月刊《敬老与祈寿 重阳节探源》（因篇幅有限，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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