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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艺报》发表了著名文学理论家、某高校文学院院长沈文慧博士的评论文章《悲壮的英雄之歌 不朽的精神丰碑》，对何建明先生近期出版的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革命者》进行了深刻剖析与解读。她认为，“某种意义上，《革命者》就是中国革命的‘巨人传’”，它“是献给革命先烈和当代中国的正气歌，是悲壮的英雄之歌，更是不朽的精神丰碑”。
《革命者》何以能获得如此高的评价？未看到全书的你，或许能从这篇评论文章中窥见一二它的文学魅力与精神风采。现将沈文慧博士的评论全文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沈文慧）
悲壮的英雄之歌 不朽的精神丰碑
——《革命者》赏读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是民族精神、民族气节最典型的表征。书写英雄、礼赞英雄是文学的永恒主题和重要使命。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有着鲜明的英雄情结和深厚的家国情怀，吴仁宝、黄大发等人的感人事迹因他的书写而家喻户晓，成为光彩照人的农民英雄，《浦东史诗》倾力书写的是上海改革开放伟大历史进程中的城市建设英雄，《上海表情》则鲜活呈现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这场猝不及防的疫情大战中涌现出来的众多“抗疫”英雄。2020年“七一”党的生日前夕，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者》，则是何建明致敬革命先烈的倾情力作。作为一部革命历史题材的报告文学，《革命者》既是对上海革命历史的深度呈现，更是对革命英烈的深情礼赞，是献给革命先烈和当代中国的正气歌，是悲壮的英雄之歌，更是不朽的精神丰碑。
艺术的力量不在思想本身，而在于如何去表现这些思想。在中国革命历史中，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是名副其实的早期革命中心，同时，上海还是与国民党南京政府作严酷斗争的江苏省委所在地。因其地位特殊、意义重大，白色恐怖下牺牲的革命者难以计数，仅上海龙华和南京雨花台两座革命烈士纪念馆展示的就有约3000位先烈的事迹。如何书写如此波澜壮阔的上海革命史和如此庞大的烈士群体，对任何一位报告文学作家而言，都是巨大的挑战。《革命者》再次彰显了何建明驾驭重大题材的文学功力，他创造性地吸纳了“史传运事”“依年布事”“事系于人”等中国传统叙事智慧，选择上海革命史中具有特殊意义的重大事件和时间节点，以详实、准确的史料为基础，概叙其来龙去脉，提纲挈领、要言不烦。作品对中国共产党诞生、第一部中文版《共产党宣言》诞生、黄仁惨案、顾正红惨案、五卅惨案、五卅运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等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的叙述都是采用了这种方式。全书以上海革命发展历程为主线，银线串珠般地串联起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时间节点，以极其俭省经济的笔墨勾勒出上海革命历史的史诗画卷，尤其是对上海大学这座革命熔炉的隆重书写，充分体现出上海红色革命文化的厚重、博大和深广。对每个重大历史事件和时间节点中的关键人物、重要场景和典型细节则浓墨重彩、精雕细刻、栩栩如生。如这段叙写陈独秀跟李汉俊、陈望道等人见面时的场景：
1920年初的上海格外寒冷，雪花覆盖了黄浦江两岸，法租界渔阳里一片银装素裹。“但我感觉到了你们身边，如同在熊熊燃烧着的熔炉边一样，格外温暖!”陈独秀踏着雪水，来到环龙路渔阳里2号，见了李汉俊、陈望道等后，把身上的大衣一脱，一边与他们一一拥抱，一边激情道。
寥寥数语，环境气氛、人物动作、表情、语言、心理、性格等等，无不跃然纸上。《革命者》中，类似这种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的文字比比皆是，“真理的味道是甜的”“囚车上的婚礼”“瞿秋白的上大课堂”以及众多革命志士牺牲时的悲壮情景，都令人过目不忘，读来撼人心魄。善于调动各种艺术手法、以简洁明快的笔法写人叙事，尤其是细节、场景的细腻、生动呈现，极具现场感和镜头感，是何建明报告文学形成持久魅力的重要艺术手段。
这种叙事策略的合理运用，在思想内涵和艺术表达两个层面都收到举重若轻、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在思想层面：宏大的革命历史和历史进程中具体鲜活的革命人物及人物命运交相辉映，体现出革命者在革命历程中的重要作用。艺术表达上：严谨的历史性叙事与逼真的文学性叙事相辅相成，“史”与“诗”高度融合，历史的真实性与文学的审美性相融相生。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容易出现两种问题：一是对文献史料缺乏必要的归纳和提炼，写作中生硬罗列、大量堆砌历史文献，导致文章生硬乏味，读来味同嚼蜡；二是为了增强故事性、趣味性和可读性，枉顾历史真实，主观臆造，虚构演义，将庄严的革命历史写成了虚幻的“革命传奇”。丧失了以历史真实为基础的“革命传奇”看起来在讲述“革命故事”，其实质是对革命的“消解”和“消费”。“史料堆集”和“革命传奇”看起来是两个问题，其实是合二为一，一体两面。《革命者》很好地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为革命历史题材报告文学写作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和示范意义。
“文学是人学”。“人”是文学无法缺席的存在，把“人”写活了、写透了，这样的作品一定是成功的。“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又是历史的见证者”，波澜壮阔的上海革命史是由前赴后继的革命者用鲜血、生命、理想和信念缔造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并非土生土长的上海人，同样的革命理想和革命目标使他们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汇聚到上海，共同掀起早期中国革命的巨浪狂潮。《革命者》重点书写的是上海革命风云中的革命者，因为这些革命者的精神风骨彪炳史册，他们坚定的信仰、顽强的意志、不屈的精神、炽热的情怀，惊天地泣鬼神。他们大多是在青春勃发的人生最美好时光，倒在敌人的枪口和屠刀之下。但被人们了解、熟悉和纪念的革命烈士其实并不多，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只能在浩瀚的党史资料和革命史志中留下片言只语的简单介绍，更有一些革命者隐姓埋名始终不为人知。
何建明坚信：“文学要书写民族最闪光的精神，那就是革命者的精神”，“这些在新中国成立前被黑暗吞没的革命者值得被更多人了解、铭记。”为此，他不仅生动再现李大钊、陈独秀、陈望道、恽代英、邓仲夏、瞿秋白、罗亦农、汪寿华、赵世炎等大家比较熟悉、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领导者，而且以更细致的笔触、更详实的史料、更深情的关注展现黄仁、顾正红、何秉彝、刘华、陈延年、陈乔年兄弟、黄竞武、“吴江秋瑾”张应春、“中国保尔”许包野、“晓庄十烈士”、龙华二十四烈士以及许许多多年轻干练的“巡视员”等近300名革命英烈，他们都是意气风发的青年才俊，但为革命的理想信念义无反顾。何建明采用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详略有致的艺术手法，将这些沉睡在历史深处的年轻生命唤醒、激活，他们带着特有的气质、表情、呐喊和呼号向我们走来，他们身上散发的光芒热力与山川同寿，与日月齐光。
阅读《革命者》，我不断想到罗曼·罗兰的《巨人传》，想到他对英雄的经典界定：“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去看待它，并且爱他。”在他看来，英雄的伟大“固然来自坚强的毅力，同时也来自所经历的忧患”。某种意义上，《革命者》就是中国革命的“巨人传”。何建明并不讳言上海革命历程中曾经遭受的巨大挫折和失败，造成这些挫折和失败的不仅是敌人的凶残和强大，还因为早期中国革命所犯的路线错误以及革命队伍中的“毒瘤”和“野狗”——叛徒。但作家的重点并不在于指责路线错误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巨大损失，也不在于申讨叛徒的罪恶和可耻，而是要在革命的挫折和低谷中观照革命者的价值选择和精神世界。1927年4月，陈独秀的大儿子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与敌人搏斗一个多小时后受伤力竭被捕，7月被杀害，时年29岁。同年8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重要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会议纠正和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撤销其领导职务，他的小儿子陈乔年在此次会议上也毫不留情地对父亲陈独秀的错误进行了深刻批判。会后，陈乔年被派到上海，担任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不顾个人安危，深入斗争一线，出生入死，巧妙周旋，使一度处于瘫痪的江苏省委机关和管辖地区的党组织得以重新开展工作。1928年2月，陈乔年因叛徒出卖被捕，严刑拷打、威逼利诱都不能让他屈服，4个月后被秘密杀害。一年多的时间，陈独秀连失二子，他彻夜难眠，悲歌长哭。蒋介石曾以儿子的性命要挟陈独秀低头，但陈氏父子决不妥协。尽管陈独秀后来离开了党、离开了革命，但这位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他本人和他的两个儿子对中国革命的独特贡献不应该被埋没，他们的精神风骨永远值得歌颂和崇仰。
对于以李立三为首的“左倾冒险主义”，何建明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出发，客观分析其产生的历史原因，尤其是对李立三的书写摆脱了简单化、标签化窠臼，强调李立三旺盛的革命激情、异常坚定的革命斗志和敢干好动的性格特征，都助长了革命冒进主义。但李立三急于将革命从黑暗中拯救出来的迫切心情与王明不择手段篡夺革命领导权、排除异己的阴暗心理具有本质不同，虽然都是路线错误，都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李立三的出发点是革命， 王明的出发点是权利。因路线错误和叛徒告密，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上海革命遭到严重挫败，“一个又一个机构如萝卜似的被拔出，更多的革命者和共产党人被押上囚车”。复杂而残酷的革命实践，每时每刻都在考验每一位革命者的能力和理想信念。“龙华二十四烈士”之一的何孟雄是位具有独立政治主见的革命家，置打压排挤于不顾，多次对党中央的盲动主义进行严厉批评，即使在监狱里，还在思考如何纠正党的路线错误，与其他革命同志一起联名向共产国际写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将这封“意见信”转交给狱中的革命难友。在上海革命的至暗时刻，“职务越高，牺牲的概率越大，他们义无反顾”，“历尽劫波兄弟在”，“吹尽黄沙始到金”，“革命者的高贵，就在于直面死亡，无私无畏”。
“无情未必真豪杰”，读《革命者》，我们不仅震撼于革命者对革命信仰的无比忠诚、无比坚强、无比英勇，更感慨于他们对妻子、对丈夫、对家人丰沛炽热的情感。那一封封在为革命辗转奔波的间隙，写给挚爱亲人的书信，字里行间流淌着青春的激情、忠贞浪漫的爱情和无微不至的温情。“爱”是滋养革命者心灵情感的甘泉，更是支撑他们革命到底的不竭动力。“为了革命事业，无论你活着，还是牺牲了，我都将永远、永远地守护在你身边。”这是爱的誓言，更是革命的誓言。而革命者写给亲人的“不要怕”“忘了我”“向前看”的临终遗言，则一字千钧，最简短的文字蕴含着最丰厚的精神和最深沉的情感，体现了革命者博大的胸怀、高远的境界。因为这些书信和遗言，我们得以窥见革命者丰富的情感和心灵世界，看到他们铁血人生的另一面——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正如托尔斯泰在信中喜欢自称的那样，他有一个最美、最温馨的名字，就是“我们的兄弟”。书写英雄、礼赞英雄，却并不“神化”英雄、刻意拔高英雄，这是何建明英雄叙事的重要特色，也是形成他英雄叙事强大艺术感染力的重要原因。
行文至此，我再一次想起罗曼·罗兰《巨人传》中的话：“他们锻造世界，充实伟大的灵魂。他们是力量，是生命，是神明。谁懂得品尝它们，便能体会活着的价值和离开人生的甜蜜。”在高度发达的现代信息社会，人们对光明、正义、自由等美好幸福的一切已习以为常、司空见惯，革命先烈们曾经经历的血雨腥风、壮怀激烈、流血牺牲对当代年轻人而言，相当遥远和陌生。“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革命者》带领读者重返英雄的精神世界，瞻仰在革命激流中绽放的青春之花和革命者用初心垒起的精神丰碑，充满昂扬向上、感人肺腑的力量，是早期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重大收获，也是上海革命文化的集中呈现，其重大意义不仅在文学层面，更在社会学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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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是有故事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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