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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在评价隋文帝的时候，说了这么一段话：“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朱老先生是理学大家，说话咬文嚼字，难免酸溜溜的。但他的意思却很明确：隋文帝的各项考核指标都相当优秀，是难得的千古一帝。
实话实说，朱熹的评价并不过分。隋文帝不但统一了四分五裂的中国，而且开创了开皇之治的盛世。在历代帝王之中，隋文帝确实是位百里挑一的好皇帝。然而，大人物也有小瑕疵。挑刺也好，抬杠也罢，如果您仔细留意，就会发现，历史上的隋文帝，也并非尽善尽美。在执掌帝国权柄的过程中，隋文帝犯下了“四宗罪”。
第一宗，使用酷刑。隋文帝喜欢实施廷杖。这点爱好，跟七百多年以后的明太祖朱元璋极其相似。但真正操作起来，隋文帝似乎玩得更绝：为了使廷杖的效果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打人的板子，那是相当厚实。更为重要的是，行刑的时候，隋文帝从来都不会板下留情。相反，如果打到激动处，隋文帝还会推开左右，亲自上阵。
公元600年，“北却匈奴，南平夷、獠”，立下赫赫战功的名将史万岁，就被当廷杖责。杖责的过程，我们自然无从看到。但通过杖责的结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出那次杖责的惨烈。结果是什么呢？史万岁被活活打死了！《隋书史万岁列传》如此评价：“论功杖气，犯忤贵臣，偏听生奸，死非其罪，人皆痛惜，有李广之风焉。”换句话说，杖死史万岁，是一个大大的冤案。
第二宗，制造冤狱。俗话说，手心手背都是肉。到了隋文帝这里，手背上的那块肉，立马就变成了骨头。隋文帝喜欢次子杨广，却讨厌四子蜀王杨秀。杨秀不但长得很帅，工作上也是尽职尽责。这样的一个好儿子，隋文帝竟然一点儿都不喜欢。真是令人费解！
更让人费解的是，不喜欢也就算了，隋文帝还经常恶语相向。隋文帝先跟独孤皇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当无虑，至兄弟必反。”后来，隋文帝又对群臣如此评价杨秀：“坏我法者，必在子孙乎？譬如猛兽，物不能害，反为毛间虫损食耳。”提前咒骂自己的儿子不得好死，并比作不堪的毛毛虫，隋文帝是古今第一人。
于是，太子杨勇被废黜之后，杨广“恐秀终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而谮之”。也就是说，杨秀后来被长期囚禁，其实是杨广和杨素的一个阴谋而已。当然，真正的罪魁祸首，正是隋文帝本人。
第三宗，任由独孤氏干政。隋文帝发家，功劳最大的，莫过于独孤家族。有了这层关系，隋文帝对独孤皇后可谓是又爱又怕。隋文帝是个“妻管严”，独孤皇后是个“醋坛子”。独孤皇后对隋文帝严防死守，绝不允许自己的老公在外面包二奶、养小蜜。
独孤皇后防止隋文帝发生婚外恋，也算人之常情。可惜的是，独孤皇后的手，似乎伸得长了一点。在改立杨广为太子的事情上，她给文帝吹足了枕边风。德高望重的老宰相高颖，也是因为独孤皇后的谗言，被文帝渐渐疏远，直到贬为庶民。
对此，李世民一针见血地指出：“文帝惟妇言是听，特令摒斥，及为炀帝所杀，刑政由是衰坏。”
第四宗，铺张浪费。众所周知，隋文帝是一个勤俭节约的人。比如，平时吃饭，他只吃一道荤菜。再比如，他的舆辇坏了，总是修修补补。当然，节俭是一个方面，隋文帝也有铺张浪费的时候。
开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大兴土木。在首都长安以西的岐州，一座名叫“仁寿”的行宫拔地而起。如此浩大的工程，自然包含了无数百姓的血泪。该工程的总指挥杨素，甚至将累死的民工匆匆掩埋。为此，隋文帝拍案而起：“杨素竭百姓之力，雕饰离宫，为吾结怨于天下。”话虽如此，工程却没有停下来，并于开皇十五年三月竣工。工程总指挥杨素、为他“结怨于天下”的那个人，却得到了丰厚的赏赐。
隋文帝这“四宗罪”，影响不算大，流毒不算深。糟糕的是，他的继承人杨广，喜欢不停地折腾。折腾的后果相当严重——杨广的皇位还没坐热，江山就改名换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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