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是中篇小说《字造》（原载《收获》杂志）的续篇，它旨在承接仓颉造字故事的未竟部分。在故事前传，仓颉因独有的天赋而受到伏羲大神遴选，获得创造文字的神力。那些具备神性的汉字，可以创造出与之对应的世间万物。仓颉开拓的是光明系的汉字谱系，据此为人类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形态；但他的弟子沮颂因爱生恨，背离导师的伦理，营造“暗黑系”汉字，并以走私的方式大肆传播，由此引发大规模的贪欲、嗔恨和暴力。这两个体系象征着文明的两面性。
在本篇章里，沮颂用汉字巫术杀死了仓颉，仓颉的妻子妙奋起反抗，试图寻求正义和公正的国家秩序，而沮颂则不倦地营造她黑字体系，从“霸”“癞”“骗”到“凶”“顽”“贪”之类，刀法狠辣遒劲，熔铸着仇恨、期盼和必胜的意志。当“骗”和“凶”字诞生时，世界上又冒出大批骗子；当“凶”“殴”和“脏”字诞生时，城里多处爆发激烈的斗殴事件，各条街道一夜间充满各种垃圾，变得臭气熏天。我试图藉此说出世界因恶字而变坏的文化秘密。
但这并非是历史的真相。神话小说只是一种被蓄意制造的幻象，它跟历史的本体相距遥远。在历史的范畴里，文字的创造跟民间个人事务无关，它必定是国家的集体行为，出自一个强悍的祭司阶层。那种由普通工匠刻写的早期“陶文”和“玉文”，只能是一些个人记事符号，跟文字体系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连早期文字都谈不上。
这种官方祭司原创团队，通常拥有仓颉和沮颂这样的天才，禀赋奇异，具有异乎常人的观察力和想象力，并善于从商人输入的器物中，获取异域象形文字的原型，以此作为创制汉字的借鉴性样本。但他们的实存年代，与5000年前的“先祖黄帝”无关，而是属于商代中期（距今3200年前后）。当时，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依靠仓颉率领的团队，在短短几十年里，完成数千汉字的创制，实现了商帝国的“伟大复兴”。
这就是历史小说和神话小说之间的差异。在反复权衡以后，我决定放弃历史的法则，转而向上古神话致敬。这是因为，只有神话才能满足我们对梦想的无限期待；在一种被坏消息统治的世俗生活里，只有神话才能疗愈人们的创痛。
但我实在不想过多阐释小说的内在意义。虽然，这种自我阐释，符合我原先的批评家角色，但故事是通往意义的桥梁，意义总是深藏在迷津般的符号街巷里，而且呈现为一种多义、歧义、暧昧和自我解构的形态。在这种状况下，任何阐释，哪怕是最逼近本体的叙述，都将会对小说的丰富性造成伤害。这是文学的悖论，也是我自身身份的悖论。
首发《小说选刊》2018年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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