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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是一部非常著名的话剧。剧作者老舍 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 字舍予。老舍是他的笔名。满族，北京人。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装进了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 以话剧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特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但他们之间并没有正面冲突个别局部的冲突例外，人物与茶馆的兴衰也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只是按照自己的人生轨迹生活着，而正直、善良的人们无法摆脱厄运，社会渣滓却横行霸道。作者把矛头直接指向那个旧时代，人物与人物之间的每一个大的或小的冲突都暗示了人物与时代之间的冲突。课文中，李三的抱怨，巡警的勒索，难民的央告，等等，都表现了帝国主义操纵的军阀混战给社会造成的混乱，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这就是剧本所要展示的人民与旧时代之间的特殊的矛盾冲突。这种看似“无事的悲剧”，实际上揭示的是社会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更能激起人们对旧时代的强烈憎恨。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茶馆》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它通过“裕泰”的茶馆陈设由古朴→新式→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无疑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 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是“吃茶”使各种人物、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类社会活动聚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吃茶”一事，则茶馆中任何事情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老舍在剧中对北京茶馆文化也花费了不少的笔墨。如早先的茶馆里，除了喝茶，还有点心“烂肉面”可吃，一边喝茶，一边还可以做不少与茶无涉的事情；北京的茶馆也和江南茶馆一样，是个“吃讲茶”的地方；茶馆的老顾客是可以赊帐的，茶客也可以自己带茶叶来居坐；茶馆也是听书的好地方，说书人可以在此谋得一份生活的来源…… 这类细节，给《茶馆》所要表现的主题，增添了一种真切的氛围。除了为表现主题服务之外，也展示了中国茶馆文化之一斑。《茶馆》的艺术价值不仅在于通过一个茶馆反映了一段历史时期的社会变革，同时也在于反映了社会变革对茶馆经济和茶馆文化的影响。 《茶馆》的结构比较独特，被人称为“图卷戏”，或者叫卷轴式的平面结构。它没有一个统一的情节，也没有一个不可缺少的中心人物，只是像图画一样，将一个一个人物展览进去，把一个一个情节镶嵌进去。以课文节选的第二幕为例。这一幕出场的人物有三十多个，有台词的近二十个。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台词也不多，只是在诉说着自己的事情，在茶馆中一闪而过。比如崔久峰的出现，只是表现他理想破灭后的悲观失望，松二爷的出场也不过反映了他那类封建遗老的没落。即使是起着贯穿全剧作用的茶馆主人王利发，也不过是在与茶客的交往中表现着自己。剧中所有的人物，都只是大茶馆中的一个画面，把这些画面组织起来，便成了一幅画卷，随着剧情的发展逐步展开。 除了人物，这一幕也没有统一的情节。人物虽多，但人物之间的联系都是单线的、小范围的，每个人的故事都很单一。即便是王利发的戏，很大一部分也是用来应付生意的，并不是他本人的戏。这样，一个一个小情节，一个一个小故事，像画面一样，汇集起来，便构成了《茶馆》这幅长长的画卷。 王利发是裕泰茶馆的掌柜，也是贯穿全剧的人物。他从父亲手里继承了裕泰茶馆，也继承了他的处世哲学，即多说好话，多作揖。他胆小、自私，又精明、干练，善于应酬，对不同的人采取不同的态度。比如对李三的苦处、康顺子的遭遇等，他虽然也有同情，但是很有限度，决不会为了他们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对巡警、特务则不同，他明知是敲诈，却巧于应付，不敢表示一点不满。对刘麻子之流，他虽然从心眼里厌恶，但仍然笑脸相迎，不愿得罪他们。但在黑暗的旧中国，尽管王利发善于应酬，善于经营，不断改良，却无法抵御各种反动势力的欺压。他对此也抱有强烈的不满，但表达得十分含蓄。比如当唐铁嘴说“感谢这个年月”时，他说：“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蕴含着他的不满、愁苦和愤恨。就是这样一个精于处世的小商人，最终仍然没能逃脱破产的命运。王利发的悲剧，是旧中国广大市民命运的真实写照。 常四爷是旗人，在满清时吃皇粮。但是他对腐败的清王朝不满，对洋人更加痛恨。第一幕中因一句“大清国要完”被抓起来，坐了一年的监狱。出狱后参加义和团，以后又凭力气靠卖菜为生。他正直，善良，敢作敢为，富于正义感。他不讳言他的不满，对抓过他的特务仍然很强硬，对正在发愁的王利发则雪中送炭。就是这样一个人，最后也穷困潦倒，绝望地喊出：“我爱咱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这个形象代表了不甘受奴役的中国人，反映出旧中国人民的反抗情绪。 松二爷也是个旗人，心眼好，但胆小怕事，懒散而无能。清朝灭亡前，他游手好闲，整日喝茶玩鸟。清亡后，“铁杆庄稼”没有了，但他仍然留恋过去的生活，不愿自食其力。他宁愿自己挨饿，也不让鸟儿饿着，一提到鸟就有了精神，最后终于饿死。这是一个没有谋生能力的旗人的典型，反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腐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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