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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
晋太康二年时，出土了汲冢周书。晋武帝将其交给荀勖编撰汲冢周书的次序，以便更好地将其归类。这是近代目录学发展的一个起点，此后，汉刘向《七略》当中的分类方法发生了转变，形成了甲乙丙丁四个部类，是后世经史子集分类的前身。魏晋时期的目录学发生了重要的演进变化，为隋唐时期开创的目录学盛世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调。
两晋时期的目录发展
太康二年，晋武帝请荀勖整理汲冢出土的竹书，因郑默的《中经新薄》，于是便改变了刘向刘歆《七略》的体例，分为甲乙丙丁四个部类。根据《隋志》的记载，荀勖在整理的过程中，只是记录了汲冢竹书的题名，且“盛以缥囊，书用缃素”，在装饰方面极尽奢侈，却并没有关于汲冢书的解题等具体内容。但是《穆天子传》中，记录了荀勖在汲冢竹书当中的一篇叙录，说明《隋志》的记载应当有误。
（图一：《中经新薄》书影）
根据《晋书》的记载，汲冢应当是魏襄王的墓葬。《北堂书钞》中记录“今覆校错误，十万余卷书，不可仓卒”可见这批汲冢竹书应有应有十万卷之多。但是在郑默的《中经薄》当中记载只有两万多卷，说明在荀勖的整理中应当有重复的。
（图二：《北堂书钞》书影）
魏晋之际五胡乱华，其中也出现了很多焚书的行为，导致流传的书目大量减少。到了东晋时期， 一些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收集散亡的书籍，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李充所做的《晋元帝书目》。
根据《七录序》的记载：江左草创，十不一存，后虽鸠集，淆乱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删正。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没略众篇之名，总以甲乙为次。《晋元帝书目》将书目以甲乙丙丁四个部类划分，又将原先《中经新薄》当中乙部和丙部的次序互换，使得史部在子部的前面。
到了晋安帝义熙四年，邱渊之又作《新集目录》三卷，但是《七录》、《隋志》等都没有详细记载其内容。需要注意的内容有两点，首先，丁国钧的《补晋书艺文志》认为《七录》、《隋志》所记载的《新藉目录》是不同的两本书，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此后黄逢元补志，只收录义熙四年秘阁的四部目录，而没有对比其他文献而进行横向印证，这也是不准确的。
刘宋时期的目录整理
到了刘宋，多次撰写目录。根据《七录序》的记载：“宋秘书监谢灵运、丞王俭，齐秘书丞王亮、监谢础等并有新进，更撰目录。宋秘书殷淳撰大四部目。”在宋文帝元嘉八年时期，有谢灵运撰写没目录，在营阳王景平年间，还有殷淳撰写的目录，苍梧王元徽元年，王俭也曾撰写过目录。但是在《隋志》和《旧唐志》当中收入著录的，就只有王俭一家。
关于谢灵运书目所记载的卷数，《隋志》记载有六万卷，过多，而《旧唐志》则偏少，应当以《七录序》当中的卷数更贴近实际。胡应麟的《经籍会通》，记录了《旧唐志》为谢灵运书目所作的序，里面提到累世藏书的卷数与《隋志》多有不同，但是没有提到其依据在哪里。
（图三：谢灵运画像）
王俭的《元徽书目》依旧是按照甲乙丙丁四部的顺序来编排的。根据《七录序》记载：“俭又依《别录》之体撰为《七志》，其中朝遗书收集稍广，然所亡者犹大半焉。”此后，王俭又按照《七略》的体例作了《七志》，形成了自己的一家之言。
《元徽书目》和《七志》皆为王俭所作的目录，但是一个是官修的书目，一个是私家撰述的目录。但是在任彦升为其做的集序当中，并没有提及《元徽书目》，推测起可能认为官修的目录不足以著述，由此也可见当时人对于官修目录的态度。
齐、梁、陈三朝的目录发展
到了南齐时期，王亮、谢黜等人先后撰写目录。梁武时期，更加崇尚文化，以任防、刘孝标等人所做的目录尤为重要。任昉与殷钧共同撰写了 《秘阁书目》，刘孝标与丘宾卿共同撰写了《文德殿书目》。根据《梁书》和《南史》的记载，王亮和谢黜修撰目录的事情均未被提及，仅在《七录》和《隋志》当中有所记载，记录得比较少。
（图四：任昉画像）
南朝所作的目录，除了王俭的《七志》以外，都跟寻了荀勖、李充的分类方法，以甲乙丙丁四部为次序。到了阮孝绪时期，再次开始斟酌刘歆、王俭分类的义理，写成《七录》，分为内外两篇。
内篇初了经史子集以外，另外添加了术伎一类，是根据《文德殿目录》变更而来。阮孝绪采集宋齐以来各家目录，加以采辑，但是其“以所见闻校之官目”，并没有真的见过目录当中所收集的全部书籍。这是他的独创。
关于后世对《七录》的记载，只有在《南史》当中有记录阮孝绪所著的卷数，却没有明确提到《七录》的名字。在《崇文总目》以后，至尤袤《遂初堂书目》，都没有记载《七录》。
梁元帝崇尚文治，酷爱收集书籍，擅长著述。侯景之乱以后，梁元帝诏令周弘正等人分别校对经史子集。可惜此后江陵被破，梁元帝所收集的十余万卷藏书皆被焚毁，也没有目录传之后世。
后陈朝曾经收集前梁所遗失的书目，根据《隋志》的记载：“隋氏平陈，所得之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可见陈朝的目录质量之差。陈朝记录的书目只是简单记录书名，而不撰写人氏，此后只留存了《天嘉书目》一种。
（图五：《隋志》书影）
北朝的目录发展
对于北朝来说，自从晋元帝渡江以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中原地区陷入战乱当中，经籍衰落。但是在北朝当中，还有苻坚、姚兴等人倡兴文教，修史撰文。到了北魏时期，孝文帝崇尚儒家，此时的秘书丞卢昶撰有《甲乙新录》，顾名思义，即该书只收录了六艺经典，没有收录其他的作品。
到了北齐时期，政治更加混乱，但是相对于北朝初期来说，更为留意文史方面的内容。高洋曾经诏令樊逊校书，“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在当时应该也是撰有目录，但是并没有被流传下来。
北朝也有私家记载的目录，比如宋孝王的《朝士别录》，记载了北齐时期的都城事件，其中有《坟籍志》。从此以后的地方艺文志，都效仿《朝士别录》的体例。他所记载的内容，都是当时所作的书，作为私家的目录，也没有考证收录各书的源流。刘知几称赞其：近者宋孝王《关东风俗传》，亦有《坟籍志》,其所撰皆邺下文儒之士，校雠之司，所列书名，唯取当时撰著。
（图六：《朝士别录》书影）
北周更加崇尚文治，周明帝曾经命人在麟趾殿校书。保定初年，仅有八千余卷藏书，此后逐渐加至万卷。
总结：
总体而言，本文讨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发展。可以看出，目录学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分为了南北两个发展脉络。通过这一系列的梳理，南朝宋齐梁陈的目录学发展是比北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要更加迅速的。北朝由于战乱和少数民族执政者对中原文化不熟悉的原因，对于文史的发展并不很好。
从整体的布局来看，南北两朝都只是在甲乙丙丁四部分类法逐渐发展，期间有对刘歆《七略》分类方法的回溯，但是整体还是趋向甲乙丙丁四部分类。阮孝绪作《七录》时为目录书设立了专门的部类，此时的目录学达到了顶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目录学取得了丰硕的成就，标志着目录学全面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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