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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宿夜花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是章子怡的银幕处女作，张艺谋也凭借这部电影获得了第5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的银熊奖，在此前张艺谋与巩俐、姜文合作的《红高粱》获得过柏林电影节的金熊奖。张艺谋也因此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章子怡获得了最佳女主角的提名。
影片改编自鲍十的中篇小说《纪念》，讲述了母亲招娣与父亲骆长余几十年由相知到相爱、相守的过程。在影像化的过程中，电影侧重感情、淡化故事，通过对色彩的精妙运用、对情景结合的完美呈现，呈现出散文般的诗性意蕴。
电影不仅通过构筑了一个简单、理想化的田园世界讲述了纯粹、美好的爱情，它更由此侧面反映了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人们对真挚、纯真的感情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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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张艺谋通过构建富有标志性和强视觉冲击力的叙事空间来完成很多寓言式作品的创作。《红高粱》中的“高粱地”是张扬着原始生命力与生存意志的空间，《菊豆》的徽派大染坊则是寓意着封建礼教枷锁的牢笼，《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大院则是象征传统男权社会的家庭单元。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则是通过三合屯这一传统的乡土世界来实现对纯真之恋的歌颂，进而引发对乡土与当代、教育启迪智慧等主题的思索。
电影采取了通过回忆倒叙、插叙的叙述方式，尤为特别的是电影的现代部分采取的是黑白、而在回忆中父母亲年轻时的部分采用了彩色。
在影片刚开始黑白色彩下的现实时空里，导演展现出了高效的叙事能力，短短的几分钟，通过电影中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即孙红雷饰演的骆玉生）的自白交代了父亲突然去世这一紧扣主线的情节。
与此同时，观众可以通过骆玉生与乡邻的对话得知这个偏僻的村落内年轻人进城工作、青年劳动力流失，狭窄室内的墙上张贴的《泰坦尼克号》海报、99年的挂历也凸显了时代感，这是在以《泰坦尼克号》为代表的西方好莱坞电影文化强力输出后的1999年。而这些看似无关紧要、无关乎核心情节的细节也是理解影片的小的着手点，这体现了影片镜头语言的强大表现力。
有了影片开始对故事时间背景的交代，紧接着，影片的主体部分——即年轻时代的父母之恋更为清晰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黑白、彩色不同时空的交织下，观众通过对比更为直观感性地感受到时代的发展与母亲对父亲矢志不渝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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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沿承了以往张艺谋电影注重视听语言与故事“寓言”象征意义的特点，但在故事上却做了最大程度的“去戏剧化”。因而，展现出了强烈的如散文般的抒情性。
用彩色画面去呈现过去父母亲相恋的时空，这是影片创作者对父母亲这种淳朴真挚、理想化爱情的诗性表达。在讲述父母亲的爱情故事之时，电影运用了重复、对比等多种蒙太奇手法。
章子怡饰演的招娣是电影中最核心的人物形象，她象征着人性中纯洁、真挚的美好品质。一方面，年轻的招娣既有一种原始的活力与激情，电影通过奔跑、打水的动作场景与红色等服饰主色调将这种热烈的性格视觉强化；另一方面，招娣生活在中国传统礼教之下，她的爱情表达是含而不露的。招娣身上兼具着生命本身的热烈纯真与东方式蕴藉。
片中有很多暗喻父母爱情的物件，例如，父亲送发卡，母亲用青花碗送饭、包饺子、织红布挂梁上。电影的重复蒙太奇体现在场景、动作、物象等多个方面，这也是用来刻画父母亲爱情的主要手法。贯穿全片的母亲身旁的织布机、乡野中简陋的校舍、父母亲相识相知的桥与路；母亲招娣反复乡间小路上反复的追逐、等待、凝视父亲的身影、旁听父亲的读书声，母亲织的红布、父亲送的发卡成为传递、寄托父母之爱的物象反复的出现。
电影主要的故事情节均发生在秋、冬两季。金黄之秋，是传统民族文化语义下的丰收之际，这种喜悦与招娣内心因单纯的悸动、爱慕而产生的人性本真之美的完美融合有着打动人心的力量；凛冽寒冬，招娣不畏严寒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将心底的爱化成执着的等待。
在电影呈现的这个理想化的田园世界里，父亲教师的身份与教育也被赋予了多重含义，母亲对父亲的爱包含着精神上对知识的渴望，电影中的“教育”既是传统文化中儒家的人伦教育，知识普及乡民；与此同时，也是现代视角下的教育，由简单意义上的“读书识字”延伸至学习科学知识、理性精神走向现代化、完成个体的精神启迪。
“招娣”是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特色姓名，体现了传统观念下家长对男孩的偏爱。在电影中，女性为男性送饭，婚恋由长辈做主，言语之间离不开对男性的精神依附。而招娣作为一个闭塞文化形态下的乡村女性，她敢于直面内心的感情，成了村里第一个自由恋爱之人。招娣从自由恋爱到与文化人的结合，即是电影在教育与爱情的启蒙意义与时代背景达成的完美统一。
电影既完美融合了情与景，也实现了由故事表层含义到引申含义的表达，这一切不着痕迹地蕴藏在电影之中。而早在担任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摄影之时，张艺谋就曾在创作中体现中国古典文艺美学的思想，在导演的电影作品中从故事主题到电影语言的表达无不合乎老子《道德经》中“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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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我的父亲母亲》英文名为“The Road Home”，直译过来即为“回家之路”。“路”是电影中的最主要意象之一，它也被赋予了很多象征意义。
从最显性的字面含义来看，“路”既是父亲与母亲（即骆长余与招娣）相知相爱的场所、沉淀了父母亲的爱情，又是三合屯这个乡间村落通往县城的山路。而从更深一层的象征含义来看，它是一条连接原始的乡土文明与现代化的城市文明之路，同样也是精神上的回归之路、文化上的寻根之路，凝聚着浓浓的乡土情结。
张艺谋的这部影片褪去了此前的强烈批判与反思，更多的是构筑一个单纯、美好、理想化的乡土田园世界，一个如范仲淹“桃花源”般的世界。
而也在世纪之交的同一时期，第五代导演中的代表人物霍建起也拍出了《那山那人那狗》、《生活秀》、《暖》等在国内外享誉盛名的佳作。在霍建起的影像世界里，明丽的色彩、凝练的线条、中国传统山水田园画般的构图同样营造出一种静谧、安详、幽静的意境。电影展现出的原始的、纯粹的人与自然和谐之美仿佛是不受任何现代文明侵染的，这种东方美学审美倾向及与之呈现出的东方人伦与自然交织的诗性之美也使得霍建起的电影在日本广受好评，在东京电影节获得大奖。
反应这种审美倾向的作品在当时的集中涌现与当时的娱乐环境、电影艺术创作环境息息相关，西方文化对东方文娱生活的影响与冲击，现代文明对传统生活方式的改变，快速发展、追求物质的商业时代逐渐异化人的精神世界、给人带来了新的困惑与迷惘，是故现代生活、当下的精神困境使人重新审视、反思民族传统文化。
从《那山那人那狗》到《我的父亲母亲》，90年代末、21世纪初的中国电影中这种乡土情结和对传统田园的依恋正是当下人的精神生活写照，在生活日渐浮华、物欲使人迷惘的现代都市生活中，人们通过文化寻根重新从民族精神的精华中汲取力量、在文化自省的同时在现代社会中建立起更为理性的价值观与人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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