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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
1958年6月末，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批准聂荣瑧元帅向中央提出的中国自行设计和试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聂力，2006：319）；7月，海军与二机部会商成立领导小组（孟戈非，2002：5）；9月，二机部在北京原子能所（401所）成立导弹核潜艇反应堆工程研究设计机构，海军则与一机部联合成立造船技术研究室，负责导弹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后来演变成为79所）；10月，海军政委苏振华率代表团访问苏联，其使命之一就是希望在开发核潜艇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
但中国代表团没有料到，苏方不但没有答应在核潜艇方面予以援助，甚至不承认自己拥有核潜艇。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转达了中央的决心：“不仅原子弹要搞，核潜艇也要搞”；“苏联不援助，我们就自己干”（孟戈非，2002：12-14）。
因此，与大多数高技术工业领域不同，中国的核动力技术是在没有外来技术源头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研究工作是从学习美、苏各一本教科书开始的）。
第一代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厂房
1959年9月，孟戈非从《参考消息》上看到，赫鲁晓夫参加与美国总统的戴维营会谈期间，吹牛说苏联的核潜艇比美国的多而且速度快。当时，原子能所有十多名苏联专家，因为苏联政府不承认有核潜艇，所以他们对相关话题守口如瓶。孟戈非与总工程师赵仁恺、李乐福等人抓住这个机会，约谈苏联专家组组长沃尔比约夫，向他询问有关反应堆和核潜艇方面的问题。
已经意识到中苏即将分裂的沃尔比约夫没有拒绝，向他们介绍了美国核潜艇的历史、核动力研发的一般程序、反应堆物理、热工设计和反应堆启堆时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建造陆上模式堆的必要性（孟戈非，2002：24-30）。就技术而言，这次出于专家个人行为的口头讲解是苏联对中国核动力技术的唯一“援助”。
模式堆压力容器正在就位
1959年年底，在赵仁恺、李乐福两位正副总工程师的领导下，已经发展到200人的潜艇核动力研发队伍按照核潜艇的实际要求，进行了设计一座动力堆的“设计练兵”。之所以称之为“练兵”，是因为当时并不具备能够满足设计动力堆所要求的试验条件。
1960年6月底，他们完成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27年后，官方的《当代中国的核工业》（《当代中国》丛书编辑部，1987：302）评价说：“该方案设计当时是作为草案上报的，但在后来的实践中没有什么重大的反复，这证明它在总体上是可行的。这就为以后的研制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更重要的是，这个方案设计当时没有现成的参照——无论是实物的还是纸上设计的，但却经受住了实际建造核潜艇的考验。
2、“中国堆谷”909
那时的主要问题是中国的工业制造能力不能满足设计要求。由压力容器堆内部件（燃料元件及其组件、控制棒及组件、组件支撑体吊篮、驱动机构、压紧弹簧等）所组成的反应堆结构涉及复杂的工业制造技术，设计人员不得不很早就开始参与许多设备的研制过程，并一直持续到建造陆上模式堆的时候，仅举两个例子：
（1）压力容器是由冶金部钢铁研究院、一机部第一重型机器厂、哈尔滨焊接研究所和国防部703所等十多个单位从1958年开始研发，经过9年的不懈努力，由一重厂在715所的配合下于1968年完成第一台压力容器的制造。
（2）燃料元件也是从1958年年底就在冶金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院、上海有色金属所、沈阳金属所、原子能所等20多个厂所开始研发。在一系列技术突破的基础上，二机部202厂于1965年5月试制成功第一批锆合金燃料元件，随后在原子能所的101堆和194所的“游泳池”堆中进行了数年的试验研究。
1961年年底，全国经济形势迅速恶化，加上苏联专家已经撤退，中国决策层在资源不足的情况下，决定把开发核武器列为压倒一切的重点，二机部也把有关核燃料和核武器的研制列为“一线”任务，而把包括核动力在内的其他工作列为“二线”任务。
1962年7月，核潜艇项目下马。因为二机部酝酿解散潜艇核动力的研发队伍，孟戈非绕开行政上级直接找到海军政委苏振华。在军方的安排下，潜艇核动力的骨干技术队伍被收到国防科委系统（国防部第七研究院）保护起来，称为715所（孟戈非，2002:12-77）从那时起直到“文革”时期，这支队伍的隶属关系在军方和二机部之间共经历了五次变更（本文不再涉及这些变更），归军方时叫715所，归二机部时就叫北京15所。
1964年，国民经济全面好转；10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在这种条件下，中央专委于1965年3月批准核潜艇工程（09工程）重新上马（聂力，2006：321）。根据三线建设的方针，二机部和北京15所（即715所）选定四川省夹江县境内青衣江畔的一片山区作为建造陆上模式堆的厂址。
1965年8月25日，中央专委第13次会议决定，同意原子能潜艇陆上模式堆建在四川省夹江县境内。二机部随即决定在那里先建一个比较完善配套的反应堆工程研究综合基地，基地代号为“909”，对外掩护名称为“西南水电研究所”。几十年之后，909基地的一条山谷被称为“中国堆谷”。
3、“八千会战大军”
当时的909基地什么都没有，刚来的人住老乡家，喝的是稻田和池塘水；以后自己盖草棚和干打垒房子，并且打出了水井。当地也十分闭塞，打长途电话必须到数公里之外的小镇邮局去，而且要到晚上八点半以后才能打通北京的。从生活区到工地，相距最远的有十几公里，上下班必须坐“班车”——解放牌卡车。
许多人得到组织的通知后调到“909”工作。但“909”在什么地方？不知道。“909”是干什么的？不知道。还有许多人是自愿报名来到基地的，一些施工单位也相继进入。渐渐地，在四川夹江的那块土地上，聚集起一支号称“八千会战大军”的队伍。
“文革”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许多工厂和研究所停产，各级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被批斗，协调09工程的系统面临瘫痪威胁。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是一个集全国26个省市的1200多个工厂、研究所和院校所生产和研制的29000多台（件））设备、仪器、仪表、管道、阀门于一身的复杂精密装置，一处瘫痪就处处瘫痪。
1967年3月，自己也身陷政治漩涡的聂荣臻元帅看到国防科委副主任兼七院院长刘华清关于09工程受到冲击的报告后，于1967年6月20日在北京民族饭店召开09工程第三次协调会。当聂荣臻元帅一身戎装，拄着拐杖步入会场时，全体参会者起立长时间鼓掌（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12-14）。
但是，这些厂长、书记一回到各自单位就再次受到冲击，从北京派下去检查落实“6·20会议”精神的人员到处受阻，雪片一样的告急信再次从全国各地飞向国防科委。在09工程办公室，忧心如焚的参谋人员产生了请中央军委签发致各大军区和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一份《特别公函》的主意。
1967年8月30日上午，正在医院治疗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接到刘华清亲自送来的公函稿，在这份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央军委发出的第一份《特别公函》的左上角签署了自己的名字。
《特别公函》的内容被迅速传达：“09工程是毛泽东主席亲自批准的国防尖端工程，任何人、任何单位，均不得以任何借口和理由冲击车间，更不能以任何理由停工停产……”（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14-18）。
4、“尚方宝剑”——中央军委的《特别公函》
《特别公函》成为“尚方宝剑”，十几个工业部门的“列车”立刻畅通无阻地驶上“轨道”，派下去的各路人马再无人敢拦；它也是“大赦令”，一大批被关起来的厂长、书记、科学家和工程师被解放；它也是“动员令”，各个部门纷纷支援，围绕09工程的庞大机器立刻有条不紊地运转起来。
事情过去了几十年后，核动力院的老人还记得，当时就是因为这份《特别公函》，所以909基地的一个电报，就能把正在运往其他地方的设备中途调到夹江。
为了配合建造陆上模式堆，在夹江909基地还设计建造了中国核动力的第一批大型试验台架。在完成196堆初步设计的同时，模式堆试验基地、物理热工、结构、爆炸、应力、焊接、水力、化学、控制等15个实验室和装置的设计也相继在北京的715所和401所开展。
1966年2月，来自这两个研究所的人员组成909基地的“工艺队”，在夹江山区选点。到1968年，大多数试验装置陆续建成，安装设备后立刻投入试验工作（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82-84）。这些试验台架的设计和建造反映了中国核动力技术源头从北京到夹江的转移，使909基地成为中国唯一的核动力试验研究基地。
为加强陆上模式堆的建造。1969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办事组批准，715所要在8月底前从北京搬迁至四川。这年9月初的一天，715所留在北京的全体科技人员和部分家属登上一列人、货混装的闷罐车，告别北京。除了四川，许多人都不知道去哪里。这列闷罐车停停走走，一个星期才到目的地（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23），他们中间的许多人从此就永远留在那里。
1969年，模式堆主厂房的土建施工完成，设备安装开始。在关键的几个月中，工地上彻夜灯火通明，搅拌机声、汽车马达声、施工小车的嘎嘎声以及炊事员送加班夜饭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在当时的条件下，设备安装十分困难。例如，重达60吨的反应堆压力容器是由十多辆大马力汽车车群牵引，如履薄冰地翻越了18公里山路后才运抵现场；因为没有大型装卸设备，所以指挥部以“发动群众”的方式，采用推、拉、顶、吊等方法才将其“盘”进厂房。
1970年4月，中国第一个核潜艇陆上模式堆安装完毕，迎来了启堆的时刻。在启堆前的7月15日、16日，周恩来率其他领导和专家两次听取了由军管会主任王汉亭和工程技术负责人彭士禄等人组成的赴京汇报组汇报。
不过，启堆过程并不轻松。从7月17日凌晨在热态状况下启动反应堆直到8月30日达到满功率，中间经历了一系列出现问题再解决问题的过程，其间既有因为7月25日首次实现核能发电的兴奋，也有因为7月29日山洪暴发而被迫停堆的失望。限于篇幅，这里仅讲两个小故事。
5、披荆斩棘的核潜艇反应堆工程
在第一次启堆后，测量人员发现反应堆顶部的物理测量管与堆顶部件焊接处有渗漏。在停堆抢修过程中，技术人员邹心银在焊接工作接近尾声时，发现焊接表面出现了一些大小不均的汽孔，原因是焊接时的高温使管壁中的积水蒸发，然后水蒸气向上穿透焊剂形成汽孔。需要消除积水，但管壁狭窄、不平滑，又不能被金属碰撞，只好用丝巾一点一点地吸附。在人们因为进展缓慢而焦躁不安时，传来了邹心银的声音：“让我来吧。”他拿来一根不知从哪里找来的细胶皮软管，插进管壁，整个人趴到堆顶盖上，用嘴吸管壁里的积水。
这是只有在那个年代才可能发生的事，因为经过满功率运行的反应堆积水是可能带有放射性的。现场突然鸦雀无声，只能听见邹心银的吸水声——“这声音好像刀片划过在场每个人的心”。最后，积水吸干，焊接成功了（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67-68）。
在8月25日开始的最后一次启动过程中，反应堆在达到92%的堆功率后却不能达到满功率，尽管所有的物理参数表明反应堆是能够达到满功率的。技术人员发现，原因是主机的自动调压阀不能全开。在堆前紧急会议的焦急气氛下，设计人员徐炎初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就地改自动为手动，以增大进气压力。这又是一个在通常情况下不应采取的办法，但不得已而为之。
8月30日13时，徐炎初带领另一位技术人员，分别站在左右舷的自动调压阀前，用双手提起了阀闸。仅仅几分钟之后，值班长耿其瑞就庄重宣布，主机功率已实现额定满功率运行（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11）。
当时在测量室负责计算功率值的黄土鉴用手摇计算机连续计算了三遍，才向现场指挥彭士禄报告达到满功率，彭则立即打电话向周总理报告（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21-22）。在山谷间的一片欢呼声中，中国核潜艇陆上模式堆终于实现满功率运行。
在为陆上模式堆订设备的时候，还有两套反应堆设备同时被订，以便为艇上堆做好准备（孟戈非，2002：352）。1968年4月8日，核潜艇艇体工程正式开工。陆上模式堆在夹江启堆之后，远在数千公里之外的造船基地跟着紧张起来。1970年7月16日，造船指挥部提出核潜艇要在当年12月26日（毛主席生日）下水的奋斗目标。
当时，那里生活条件很差，但干部、工人们干活不分昼夜，加班加点，自觉保证质量。与此同时，一支工兵部队也在修建核潜艇特殊码头，把一座大山挖空，然后安装设备。一些年轻的战士为工程献出了生命（孟戈非，2002：359，361）。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经过半年的反应堆安装和调试，于1971年8月开始试航。
我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
这里必须提到一位捐躯者——从1959年就参加潜艇核动力设计的工程师李宜传（曾任715所仪控室主任）。他在陆上模式堆安装之前切除了一个肾，但拒绝了大家的劝阻，带病工作，干脆把被子搬到控制值班室，吃住在现场，直至196堆达到满功率。
随后，他又拖着病残之躯再次请战，参与了195堆（艇上堆）的安装和试验。1972年4月，李宜传终因过度劳累牺牲在核潜艇试航的工作岗位上（孟戈非，2002：361；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40）。
1974年8月，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长征一号”攻击型核潜艇（401艇）——正式服役，88岁高龄的朱德元帅在海军司令肖劲光大将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核海军的第一艇（聂力，2006：324）。参加了庆典仪式的中国第一任核动力总工程师赵仁恺回忆说：“那庄严、盛大、隆重的场景，有幸一遇，足慰终生”（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2006：3）。
中美关系处于“蜜月”期的1982年，美国“核海军之父”Rickover海军上将（时年82岁）访华，爬上了“长征号”核潜艇。他在参观后称赞说：“这完全可以与同时代先进国家的核潜艇媲美！”（聂力，2006:322）。
6、亚洲第一个高通量工程试验堆
这里还要提一下被称为核动力院第二个里程碑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第一个里程碑就是核潜艇陆上模式堆）。这种堆是研制反应堆燃料元件的设备（对材料进行辐照考验），所以是独立自主发展核能事业所必需的（即开发反应堆的反应堆，亦称“工具堆”）。
早在1958年重水反应堆（101堆）建成后，设计建造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任务就提到议事日程上。由于当时国内的工业技术条件都不具备，所以二机部从小功率材料研究用堆做起，于1964年12月在北京原子能所建成以苏联游泳池式物理试验堆为原型的元件试验堆。这个堆对核潜艇动力堆的燃料元件、材料的考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设计和建造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任务再次提上议事日程，并且交由1963年成立的194所承担。1968年，该工程被列入国家计划，在总工程师徐传效的领导下，194所组成近百人的工程设计队，筹建高通量工程试验堆。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外景
在后来的过程中，高通量堆的厂址选择受到潜艇核动力研发队伍隶属关系的影响。1971年2月，二机部再次从海军手里正式接收909基地后，立刻决定将北京194所整体搬迁到四川夹江（最后只搬迁了部分）。1971年年初，高通量堆在909基地破土动工。1973年9月6日，二机部决定将909基地改名为堆工研究院，对外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一研究设计院（简称“一院”）。
1980年12月16日，继美苏之后，世界上第三大、也是亚洲第一个建成的中国高通量工程试验堆在四川夹江投入满功率运行，并于1981年5月4日实现了高功率运行。它的建成标志着中国具有了独立自主的核动力技术能力。
随着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建成，以及模式堆的运行试验，一个反应堆研发基地到1980年已经初步形成。随着715所（全部）和194所（部分）搬迁到这里，中国核动力技术的全部历史也就凝聚在这里。
核潜艇陆上模式堆是中国第一个核动力反应堆，也是第一个从头到尾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开发的反应堆；10年后建成的高通量工程试验堆不但也是自主开发的，而且是中国可以自主开发各种反应堆的关键设备。
7、被“遗忘”在山区的核动力院
高通量工程试验堆的建成，标志着核动力院作为一个反应堆研发基地的形成，但也宣告了国家对核动力大规模投资的终结。从1970年12月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直到1990年代末期，中国下一代核潜艇工程拖延了近30年。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后期，核动力院在10年的时间里没有得到任何值得一提的科研经费和投资。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开始发展核电。之前已经讲述了秦山一期核电站的曲折，但对核动力院来说，比那更曲折的是它多年被排斥在核电之外。在计划经济年代，主管核工业的二机部长期以开发核武器为主要任务，轻视核动力技术领域，何况又与海军之间存在着核动力院的隶属关系问题。
在建设秦山一期时，核工业部为该工程建立了728设计院，其首任院长就是1981年起任核动力院院长的周圣洋（从夹江带走100多人）。实际上，秦山一期30万千瓦核电站的反应堆是以196堆为原型堆，即在潜艇动力堆的经验基础上直接设计的核电站反应堆。这是为什么中国居然在从未建过试验核电站的条件下，能够一下子建起一个30万千瓦商用核电站的原因。
在计划经济的部门管理体制下，行政主管部门对于下属单位的管理方式是按行政隶属关系和行政分工。在秦山一期开始建设后，核工业部把核动力院当作一个专门从事09工程的机构和试验基地，不考虑它在核电发展中的作用。其实，核动力院早就开始参与核电技术开发，只不过是在上级行政部门的安排下，扮演提供技术服务的角色。
例如，按照二机部安排的任务，核动力院于1977年6月研发成功秦山一期30万千瓦核电站的燃料元件制造工艺。1978年11月，二机部要求核动力院重视60万千瓦核电站的研究设计工作。1981年4月，核动力院将赵仁恺等人《关于中国建造60万千瓦标准型压水堆核电站的建议》正式上报二机部，此后又完成60万千瓦和90万千瓦标准型压水堆核电站的方案设计。
1981年9月，二机部正式邀请核动力院参加秦山一期核电站一回路主循环系统及辅助系统、安全系统的工艺设计审查，这是主管部门第一次让核力院介入核电的实际开发过程。1983年7月，核动力院针对45万千瓦和90万千瓦压水堆方案，决定进行17×17燃料组件的研制。这段时间正是政府内部主张引进的部门以30万千瓦核电站容量太小为理由，要求下马秦山核电工程的时候，二机部在仓促应对这种主张时的这些部署，准确无误地反映出中国核动力的技术之源在哪里。
8、“我们要搞核电！”
在国家层次上，当时占据了主导地位的引进政策没有考虑如何利用中国的技术基础来发展核电。在1980年代有关中国核电发展道路的争论中，各方都以核工业主管部门作为核动力技术的体现，而包括决策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清楚中国核动力技术的承载体到底在哪里。21世纪的第三轮引进路线以改革为名，提出实行军民分开的方针，其实质是想让在行政隶属关系上属于军工部门的中国核动力技术基础不再“干扰”购买外国核电站的“战略部署”。于是，核动力院的道路注定曲折。
核动力院曾经在1980年代初制订了一个十年发展规划，规定该院要参与核电建设，但基本上沦为纸上谈兵。于是，一支四五千人的中国核动力技术主力队伍被“遗忘”在四川夹江的山区。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松动，核动力院也开始经历“孔雀东南飞”，人员（特别是技术骨干）大量流失。那时的两任院长不得不把这支队伍的生存当作首要任务。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
1980年代前半期，在中央政府牢牢控制的核电之外似乎出现了另一个核动力的市场。一些大型石油化工企业对建设小型核热电站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纷纷要求核动力院对“以核代油、节油换汇”的可行性进行研究，对能否提供工业蒸汽和一般供热进行论证。核动力院根据用户的要求开展了数年的研究计划。
但是，由于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这些设计工作没有能够继续下去。除了热电厂，还有对小型核电厂市场的探索。核动力院曾经应邀在四川、海南岛和西藏调研建设小型核电厂的可能性，但由于经费和风险等问题也不了了之。
1988年接任院长职务的钱积惠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最困难的时候，我形容我们老院长（任和）像个叫花子，北上吉林，东到上海，南到海南岛，西到西藏，拄着拐棍‘讨饭吃’，全国都跑遍了，领着一批专家去求人家、找项目，风尘仆仆，跑了好几年”，“当时大家在山沟里，拿着仅有的一点工资，但热情还是很高，我们当时上上下下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搞核电’”。
讲到这里，不得不插一句。钱积惠是上海人，1959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热工专业毕业，1968年调到909基地。1984年中国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后，他被派到维也纳做了3年的技术外交官。1987年回国后，他走上核动力院的领导岗位，1989年8月被中核总任命为核动力院院长。在担任院长期间，他对管人、管钱不感兴趣，总是从战略角度看问题，对赢得中央支持、挽救核动力院作出巨大贡献。在核动力院的历史上，他是一位以“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院长而著称。1992-2002年，他担任国际原子能机构副总干事长。退休回国后，他落户成都，选择永远守候核动力院。
21世纪初年，钱积惠为自主发展核电奔走呼号，被引进路线的官兵斥之为中国核电界反对引进的“极端分子”。然而就是这位钱老，在偶然间读了我们的汽车工业报告和大飞机报告之后，不远千里亲自跑到北京，跑到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力邀我们踏上了研究中国核动力和核电发展之路，之后才有了这一系列的关于核电的文章问世。
本文选编自路风著：《新火》，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3月第1版，篇幅所限，内容有删减和调整，注释略。
路风教授简介
路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企业与政府研究所所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曾执教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并先后在北京市委、北京市政府、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
路风教授长期专注中国的技术进步、工业发展和工业竞争力及政策问题研究，是当今中国最重要的工业研究学者。多年来，路风教授始终坚持为自主创新张目，为本土工业执言，始终坚持立足国际主流理论体系、理解中国工业发展现实，并在二者的对话与碰撞中发展中国本土创新理论。近年来，他对汽车、大飞机、电信标准、核电、高铁、液晶显示等产业的一系列研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
除《光变》外，路风教授于2005年出版的《发展我国自主知识产权汽车工业的政策选择》一书（与封凯栋合著）成为我国向自主创新战略转向的重要导火索；2006年出版的《走向自主创新——寻求中国力量的源泉》一书则滋养了国内一代创新研究后学；此外，2012年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上的《“双顺差”、能力缺口与自主创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宏观和微观视野》（与余永定合著）荣获我国发展经济学研究最高奖、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16年出版的《光变》于2018年获评中国企业管理领域最高学术成果奖——“蒋一苇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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