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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中央首肯的短篇小说里，女性角色无疑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她们努力地避毁就誉，尽量在情感压抑与日夜操劳的无望生活中挤出一丝一毫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她们的人生都付与了这种精神贫瘠的非人生活。
”
本文摘自夏志清所著《中国文学纵横》
“残存的女性主义
—中国共产主义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夏志清（1921—2013）生于上海浦东，原籍江苏吴县。上海沪江大学英文系毕业。抗战胜利后任教北京大学英文系。1948年考取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赴美深造，1951年获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先后执教美国密歇根大学、纽约州立大学、匹兹堡大学等校。1961年任教哥伦比亚大学东方语言文化系，1969年为该校中文教授，1991年荣休后为该校中文名誉教授。
1943 年，赵树理在代表作《小二黑结婚》中以田园风的淳朴笔法这样描写村里的俊俏姑娘：“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虽然他对中国农村生活的描写有些不合实际，但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话里的乡野气息倒很有些刺痛人心，毕竟，1949 年后，大家过上了集体生活，这样诗意的文字若出现在刻画集体生活的作品中，不仅格格不入，而且全无可能。就算洗衣摘菜都是劳动，但赵树理故事里的青年却都是为了接近漂亮姑娘才去洗衣摘菜，而不是出于他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热忱。不仅青年的行为应当受罚，姑娘日日引起这样的骚动，惹人分心，也理当受到谴责。方纪的短篇小说《让生活变得更美好吧》（《人民文学》1950 年3 月）正是因为描写了类似的乡村姑娘而首当其冲受到了《人民日报》的严厉批判。
与《小二黑结婚》的小芹一样，这篇小说的女主人公小环虽一心钟爱自己的男友，身边却也围绕着许多仰慕她的青年，民兵青年夜夜聚集在她家中，惹得村民常常对她指手画脚。后来，村支部书记号召青年参军受挫，反倒是小环最终动员了自己的男友以及其他十个青年，加入解放军。从始至终，作者都十分清楚像小环这样广受欢迎的人物设定，或许会招来读者的非议，但他显然认为后来小环动员青年入伍的爱国情操一定会为她正名。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如果小环吸引青年民兵到她家聚会已经是错，那她凭借自己的魅力号召青年入伍报国，完成了党的干部所不能完成的任务，岂不更是错？党无敌手，社会主义中国的美丽姑娘们不得虚荣自负，以免在她的小圈子里不知不觉地取代了党，成为众人崇拜的对象。
在另一篇短篇小说《传家宝》（1949）中，赵树理展现了中国人民在日益集体化的生活中无福消受的一种富足。故事巧妙幽默地描写了一个普通家庭里的婆媳矛盾，媳妇金桂是劳动英雄，是妇联会主席，是新一代的青年妇女。婆婆则是封建守旧的老一辈妇女，穷了一辈子，不仅自己过得极其节俭，也看不惯媳妇大手大脚的生活方式：谁听过洗棵白菜用半桶水，一个月就吃一斤油，衣裳鞋子还都去裁缝铺里买着穿？金桂最终好声好气地说服了婆婆，让她明白极度节省在新社会里并不实际也没有必要。可是等到实行公社制度时，两人的角色却倒置过来，勤俭的婆婆开始主张吃好穿好，进步的儿子和媳妇却要婆婆省钱来建设社会主义。
赵树理（1906年(丙午年)～1970年（庚戌年）），原名赵树礼，山西晋城市沁水县尉迟村人，现代著名小说家、人民艺术家。1906年9月24日出生在山西省晋城市沁水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30年开始写新诗和小说。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投身革命。解放后先后在《工人日报》《说说唱唱》《曲艺》《人民文学》等刊物工作，1964年回山西晋城工作。文革期间遭到残酷迫害，于1970年9月23日含冤去世。他的小说多以华北农村为背景，反映农村社会的变迁和存在其间的矛盾斗争，塑造农村各式人物的形象，开创的文学“山药蛋派”，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最重要、最有影响的文学流派之一。
最近西戎写了一篇《灯芯绒》（《人民文学》，1961 年7 月、8 月），讲的是公社社长的老伴急于买几匹灯芯绒，送给他们未来的儿媳妇做一套新衣裳。如果1949年的妇联会主席都还可以去裁缝铺里买衣服穿，想必经过十几年热烈的国家建设，到了1961 年，公社社长的妻子也应当有权利买几匹布吧。但事实并非如此，《灯芯绒》里，公社社长一家人去年劳动的配额，还有公社其他住户的收入，都一并存进了信贷社里搞投资，社长妻子没有一分闲钱可用，想着向人借钱买布。但她的丈夫一心为公，坚决反对她这笔不必要的开销。后来，她好说歹说，总算说服马会计，从他那里借到了钱（这名会计其实也受到了苛责，虽然他工作勤恳，常常记账到深夜，但他用的却是玻璃罩的新油灯，比旧油灯要费上许多煤油），但借钱买布的丑闻最终曝光，她不得不还了钱也退了布，她的丈夫甚至还教唆未来的儿媳妇发动群众大会批斗她：“你大婶的思想太落后了，如果对她再不进行批评，恐怕她的落后劲儿，越来越大。”
西戎（1922年12月1日-2001）原名席诚正，一九二二年生于山西省蒲县。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一九四零年冬到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附设干部班学习，1944年毕业于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一九四二年开始发表作品。历任保德县第四区抗日联合会文化部长、《晋绥大众报》编辑科长、中央文学研究所学员、《川西农民报》编辑部主任、《川西文艺》主编、山西省文联副主席，《火花》、《汾水》主编。是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作家协会山西分会主席、名誉主席，山西人大常委会第六、七届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第五届名誉委员。1992年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授予其“人民作家”荣誉称号。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合作），短篇小说集《宋老大进城》，散文集《寄语文学青年》，电影文学剧本《叔伯兄弟》、《扑不灭的火焰》（合作）、《黄土坡的婆姨们》等。一九七九年，西戎又选出以往发表过的部分短篇，辑成《宋老大进城》一书出版。
1949 年，克己的婆婆是落后的代表，到了1961 年，无私的儿媳妇就成了进步的模范。中间那些年，中国大陆的状况或许是变了，但“落后”与“进步”这一对词语却仍带着浓浓的政治宣传意味，给小说里男女老幼的故事提供了充足的戏码。对于女性来说，这段时期内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当属1950 年《婚姻法》的制定，正是这部《婚姻法》将女性从封建主义婚姻制度的奴役中解放出来。1950—1951 年，文坛出现了不少小说歌颂女性婚姻自由的新风尚，这些作品几乎都围绕着一个“五四”以来讲了又讲的主题—进步与落后的冲突，故事也无非是落后的父母如何违背子女的意愿乱点鸳鸯谱，而进步的子女们又如何战胜了父母的强逼，赢得了婚姻的自由。
不过，“五四”时期与社会主义时期的婚姻小说也有着根本的分别，前者对感情的处理不够细致，大抵都是以煽情的笔法歌颂封建压迫下的爱情，巴金的《家》与《春》即属于此类；而社会主义的婚姻小说在故事的现实性方面则显得肤浅，年轻人的爱情总得辅以对劳动的热爱。于是进步的少女往往倾心于当地的劳动模范，而母亲却因受了封建贫富观念的影响，一心想把女儿嫁给家境富足的人家。因此，进步与落后的对抗其实成了两种审慎的对比：一种是社会主义新青年对劳动的热忱，另一种则是老一辈对财富的执着，而在这种抗衡之中，爱情势必只是走个过场，其真正的作用微乎其微。
电影《小二黑结婚》剧照
表面上，这些故事好像并没有什么相通之处，但根本上所有的例子都在强调调整个体以配合社会主义建设，而最伟大的英雄往往也都是那些为了共产主义做出最多牺牲的人。虽然完全的自我牺牲从生理上来说并不可能，但人人都应当对自己要求多一些，少指望别人，这样才有可能塑造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人格——以劳动为唯一热爱的机械人。
一篇接一篇的故事反复传达着这种带着政治意味的讯息，大概是为了让大陆读者相信献身社会主义才是人生唯一要务，同时也是鼓励读者为了集体更进一步地自我牺牲：就算我不是共产主义者，也读过不少书，但我也还是发自内心地觉得有几篇歌颂社会主义的作品写得颇为感人，尤其是对男女主人公牺牲自我、克服难关的描写的确让人心生敬意。但这种英雄主义虽看似荣耀，却没有从基本的人性汲取什么养分，到头来未免可悲。对于一个模范的社会主义者，所有的感情都可放弃，除了对劳动的热情：为提高冲劲、提高效率，必得首先精简自己的感情世界。
上述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不论是无私奉献的工人，还是积极进取的进步人士，或者谨小慎微的保守分子，她们的命运一点都不悲惨。说实在的，若跟潘金莲、王熙凤、林黛玉这类世故不深的中国古典小说中的女子相比，新时代的女性似乎早已把旧中国的封建黑暗与野蛮无知摆脱得一干二净，她们热心公益，不为淫欲、贪念所惑，也不会自甘堕落，更不屑于追求不知羞耻的个人幸福。然而，尽管封建制度下的女子受着残酷社会规范的奴役，深陷恶之激情而不可自拔，她们却在我们心中留下了难忘的一面：任凭意志的挑拨，乖张地作出善或恶的选择。相比之下，新时代的女性角色并没有活在这么一个形而上的世界。她们是可悲的，因为作为人的价值，她们只能以她们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用来衡量。
不过，即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中国，也还是有人在为捍卫人性的尊严而努力着。1949 年前的人道主义理想传统，经过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也还依然野火不尽。受到清洗的作家们，尤其是胡风集团和右派分子、修正主义者，之所以遭到抨击，看似是因为他们不顾后果地要求挣脱文学官僚们的控制、要求言论自由，根本上其实是因为他们相信人性不灭，相信人人都有追求爱、自由与幸福的权利。这些作家斗争的主要武器是评论文和杂文，文学创作的数量不多。
1952年6月8日，在与胡风有矛盾的时任文化部长周扬的指示下，《人民日报》转舒芜文章《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在编者按中指出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种实质上属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文艺报》发表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到公开批判胡风的《意见书》，虽然政治斗争的气氛愈来愈浓厚，但毕竟还是局限于思想理论的范围，还是以理论武器对理论对象的批判，而且一些负责同志的文章对胡风政治上的表现是肯定的。
但在1956—1957 年间，我们看到好些反对千篇一律的服从与过度的社会主义劳动的作品出现。在这些作品中，不难想象的是女性角色往往是反对压迫的战士与殉道者。这一现象也并非偶然，因为在主流的中国现代小说中，女性虽然在追求丰富而有意义的生活中很容易便被击溃，但她们依然象征着一往无前的热情理想主义者。即使她们受到挫折，那也是一种傲然坚持己见的胜利：茅盾、丁玲早期的作品中，女性角色表现出那种反抗而放恣的无政府主义态度，就与当今小说中迫切向集体靠拢、热爱劳动建设的女性生活在截然不同的世界。
丁玲是延安的著名作家，在1942 年受到抨击之前，她就创作了《我在霞村的时候》（1940）和《在医院中》（1941）等著名作品，文中的女性有情有义，与冰冷的政治制度形成鲜明对比。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女，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毕业于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中共党员，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1936年11月，丁玲到达陕北保安，是第一个到延安的文人。丁玲的到来，给陕甘宁抗日根据地原本力量薄弱的文艺运动增添了新鲜的血液。她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过无法取代的贡献。代表著作有处女作《梦珂》，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莎菲女士的日记》，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等。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享年82岁。
丁玲的抗议虽被噤声，但她反抗的态度却由1956—1957年的修正主义作家延续下去。他们虽然对共产主义民胞物与的怀抱有信心，对未来的改革也存希望，但还禁不住在作品中表现出人性备受摧残之后的疲乏与绝望，其中还讲述着理想主义与人情淡薄的官僚主义的抗争。
丰春在小说《美丽》（《人民文学》1957 年7 月）中哀悼了中国青年无人赏识的高贵品格与牺牲精神，正如文中的季佩珠大姐对“我”的倾诉：
“现在的青年人，都有一颗美丽的心，那心呵，像宝石，像水晶，五光十色而透明……年轻人都多么可爱。但是，他们可又有着自己的忧虑和苦恼。有时，甚至于叫人担心。”
最让她担心的就是她的侄女玉洁，她在政府的一个文化部门工作数年，最初是给一位秘书长作秘书，日夜协助他，不知不觉中便爱上了他。但玉洁这辈子克己复礼惯了，从未想到要追求个人幸福，更没有勇气去为之奋斗，且不说机关里的同事怀疑她卖命工作的动机完全是为了往上爬，更不要说上司患了肺病的妻子也对她流露醋意和敌意。面对周围冷漠的眼睛，玉洁畏缩了。上司在妻子去世后，终于向玉洁吐露了爱意，玉洁拒绝了。当然，秘书长对她的追求也并不显得特别热心。不多久，他便调职去了北京，娶了一位女演员。
与此同时，玉洁留在文化机关里，日夜忙碌，根本无暇顾及私事，她的同事就曾这样抱怨道：“你知道我们的工作，没有星期天也没有假日。就是有朋友，有时候两月三月也很难见一次面，这不能不是个问题哩。”玉洁也有追求者，是个青年外科医生，但两人都忙着工作，尤其玉洁任务繁、会议多，连接他电话的时间都没有，更别说见面约会了。后来，为了减少双方的压力，玉洁干脆与那人分手。现在她已经三十一岁，不论心灵多么美丽，她的生活已经完全让那磨人的工作消磨殆尽了。故事最后借季大姐之口以一句反问作结尾，表达了无私奉献的劳动者最终的愿景：“你看看，玉洁会是幸福的。她怎么会不幸福呢？”
在我看来，《美丽》算不上是一篇成功的作品，但玉洁悲苦命运所反映出的严峻生活现况一定感染了不少读者，因为作品一经发表便引得各大批评家群起而攻之，认为故事感人的背后其实隐藏巨大的破坏性。
刘宾雁（1925年2月7日—2005年），吉林长春人。著名作家、记者。原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人民日报社记者。他在各种场合公开反对四项基本原则，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1987年1月被开除党籍。 1956年，发表《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首开中国暴露文学之先河，引起巨大社会反响。改革开放以来，写作了大量尖锐揭露社会黑暗的文学作品。其中《第二种忠诚》、《人妖之间》等，成为那一时代中国纪实文学的经典之作。刘宾雁也因此成为家传户晓的中国作家。
本文接下来要介绍的是一篇修正主义小说：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人民文学》1956 年6 月、10 月），故事极佳，而且就我有限的阅读经验来说，这篇作品可与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人民文学》1954 年3 月）并列为中国大陆中长篇小说中的两部杰出之作。但这两篇作品及其作者路翎、刘宾雁后来却分别于1954—1955 年、1957—1958 年遭到猛烈抨击。
不过，《本报内部消息》在备受攻击之前确曾轰动一时；《人民日报》刊出作品的上篇时，主编还曾颇为得意地说过：
“正当大家已经习惯于在文学作品里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时候，这篇特篇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在生活中还存在着别样的、束缚着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及劳动热情、妨碍生活发展的情况。”
故事中的女记者黄佳英正是想要挣脱枷锁、冲破障碍的代表人物。在故事的上篇，她试图将中央党委的喉舌《新光日报》改革成为人民发声的媒介，最终却以深重的挫败收场；可是到了续篇，她竟意外地得到了报社同仁的广大支援。故事在黄佳英的入党决议大会上达到高潮。她热心改革、重视个人，组织对她的入党申请存在很大争议。出人意料的是，报社主编陈立栋感觉大家似乎都对中央的政治路线心存不满，竟然同意她入党；而报社其他正直的员工也受到黄佳英的影响，放下了他们先前的悲观、倦怠与顾虑，也都挺身支持黄佳英入党。
故事是这样的：记者黄佳英原本在外地一个矿井进行采访，却提前二十三天突然被强制召回报社。文章的开头，黄佳英正在一列夜行火车上，思考着矿井里的矿工，思考着她在报社的艰难处境，以及她成功入党的微小几率。她苦苦熬了七个钟头把矿井的境况写成了一篇长篇报道，但以她入行多年苦涩的经历来看，她明白报社一定不会发表这样一篇直言不讳的报道，最后还是把文章撕掉了。她好几次试着读读小说来放松心情，可一翻开就又合上了，心想：
“为什么许多小说里把生活和人物都写得那么平常、那么清淡又那么简单呢，好像一解放，人们都失去了强烈的喜怒哀乐的感情，一下子都变成客客气气、嘻嘻哈哈、按时开会和上下班的人了。”
这一番话刺中了共产主义小说伪装欢乐的假相，反映了人们生活的真面目。黄佳英坚信，机械地完成任务、恪守形式，最终就只知道盲目服从，完全扼杀了所有的积极性，也抹杀了所有诚意改革的努力。数年来，她所采访的那些矿工每晚只睡四个钟头，凌晨2 点就起床，走去矿场开工，晚上到家往往都已经9 点多了。工时长不算什么，最让人身心交瘁的要数那些无穷无尽的会议。开会耽误了时间，工人工作的效率自然会下降，可要是没达到生产目标，就要开更多更长的会来动员他们工作学习的斗志。正如黄佳英后来向她的上级反映时所说：“当工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躺下来睡几天大觉的时候，还怎么可能学习？”42 但矿场上却没有一个人愿意也没有人敢于向上级要求少开会、开短会。黄佳英发声讲出了自己的疑惑：不知这场无休无止的疲沓的闹剧是否全因为党？
不独矿场，黄佳英所在的报社也是同样地死气沉沉，因为畏惧与怯懦，报社的社论、专题都必须等党中央做了决议才能上报。而黄佳英的入党申请迟迟不获批准，也是因为同样的畏惧与服从。一直爱慕佳英的张野虽从不曾怀疑她的热忱与勇气，但也建议她权且在编委会上主动承认错误，好赶快解决她的入党问题，黄佳英听了他的意见，打了个冷战，故事的上篇便在这里告一段落：
原来他是这么个主意！为了入党，倒可以不来维护党的利益！为了入党，倒要隐藏自己的意见！黄佳英猛然站住了。她想说几句话，狠狠地驳斥张野一下。可是她终于甚么也没说，转身就往回走。听见张野在后面喊她，她的步子反而迈得更大了，好像从来，从来也没有人这样侮辱过她……
在整个故事中，刘宾雁将黄佳英塑造成为一个为了党的最终利益拼搏奋斗的忠诚分子，所以她才坚决主张工人们应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报社应当积极主动地针砭时弊、反映民情，入党候选人不该因为集体施压便低头退缩，违背自己正直的品质。然而，在党的眼中，黄佳英却是一个放肆叛逆的个人主义者，党对人民的要求是对党绝对服从，这是不可动摇的原则，大概也是近年来社会主义建设遇冷受挫的主要原因。
在得到中央首肯的短篇小说里，女性角色无疑都是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者，她们努力地避毁就誉，尽量在情感压抑与日夜操劳的无望生活中挤出一丝一毫的满足。在很大程度上，她们的人生都付与了这种精神贫瘠的非人生活。在所有修正主义文学中，黄佳英是最具生机活力的一个，与当代中国小说中的典型女性角色形成鲜明对比，她代表了热情悲悯的传统品质，象征着敢于抗争的理想主义，也体现了对诚实正直的坚持与对冷漠腐败的英勇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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