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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界中喜欢用长镜头的导演比比皆是，苏联导演塔可夫斯基的长镜头充满诗情画意，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长镜头构建封闭的心理状态，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的长镜头渲染人情的无奈与凄凉，中国台湾导演侯孝贤的长镜头营造原生态的生活质感，长镜头不仅成为他们展现影片中复杂多变人物关系的工具，更表达出时代精神脉络的深刻意蕴。但今天的主角并不是他们中的某一位，而是长镜头中的“另类”杰出大师：奥地利的贝拉·塔尔，作品便是其2011年的封镜之作：《都灵之马》。
贝拉·塔尔的电影总能用客观冷静的镜头关注人类脆弱的生命与灵魂，从他16岁拿起摄像机开始，“倔强”便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标签，与其说电影是一种兴趣、职业，不如说电影是他与世界产生关联、不断进行自我反馈的工具。在他56岁“年富力强”之时激流勇退便能体会出他桀骜不驯的态度，而他的想法非常的简单：我想表达的东西，都在《都灵之马》里阐述完了。
150分钟的影片在很多人看来相当的沉闷，贝拉用了30个长镜头完成了整个故事的拼接，详细描述了六天时间里一位农夫与女儿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打水、吃土豆、喂马、穿衣，很多观众无法忍受这种单调的影像风格转而纷纷离场，但这恰恰是贝拉的电影风格，他绝不会为了谁而屈服，简单故事表象下却隐藏着从业40年来他对人生与真相的不断探究。
本片具有极强的隐喻性，贝拉的经历与塔可夫斯基极为相像，出道即被“封杀”，一直苦苦思考生命的意义，即使如今不拍电影，他依然扶持着青年导演，进行着他的电影实验。可以说，贝拉的坚韧与毅力远超于常人，而他的电影也绝非单调无聊地展现父女生活那样简单，他运用写实的叙述风格达到了写意的哲理展现，用极简主义的故事表象包裹起了关于基督教与尼采哲学的深层思考，构成贝拉对生命意义反思的影像表达。
本文想通过对贝拉·塔尔故事呈现手法的分析，为观众深入解析一下本片那些不为人知却意境深远的哲理内涵，通过这些介绍或许能为观众打开一扇通往贝拉内心思考的大门。
01、写实性的叙述风格+写意性的哲理内涵构成《都灵之马》的骨骼与血脉
《都灵之马》在表现形式上与传统的故事片截然不同，故事情节单一重复、人物对话少的可怜、写实镜头比比皆是、时间流走转瞬即逝。虽然名字为“都灵之马”，但马匹在剧中竟然居于次要位置，而大部分镜头都聚焦在了一个石头房中的父女两人身上。
贝尔作为匈牙利导演，从小便深受后现代主义表现方式的启蒙，他早期的电影都是以纪录片的方式进行呈现，从第一部影片《家庭公寓》没有专业演员、没有剧本，到第二部影片《麦莱锡福利旅店》采用半专业演员构建起成熟的故事结构，再到第三部影片《局外人》专业演员诠释的复杂故事情节，40年来，贝拉对于各种影像风格早已经驾轻就熟，如何讲述电影故事一直是他不断思考的课题。
在《都灵之马》中，贝拉依然采用了他一生极为热衷的长镜头，很多人可能会说“长镜头不就是拍摄后忘了停机吗”？这是一种极为片面的观点。长镜头并不是把不同景别的影像进行简单的拼接，而是用镜头让画面之间产生关联，通过有节奏的层次感传达出极具深度的叙述逻辑。长镜头能够表现出剪辑画面完全不具备的形式美感，因此才会广受各位电影大师的喜爱。塔可夫斯基曾表达过对长镜头的看法：
“不断串流过镜头的时间，其绵密或舒缓，可称之为时间压力，于是剪接就可被视为根据镜头内的时间压力，将其加以排列组合”。
由此可知，长镜头并非没有剪辑，而是一种内剪辑形式，需要不断的演练，《都灵之马》的所有长镜头都会在拍摄前三天进行无数次预言，确定表现出的意境符合写实性风格，这些构成真实的生活写照，影片的灵感来源于山坡中的那颗树，光为了搭建房屋、马厩就用了9个月的时间，每次父女在房间凝视的角度都要正好能看到那颗树，为了让影片呈现出最为真实的场景，从导演到场务都煞费苦心，而这正是贝尔对于每一部影片用心的真实写照。
影片黑白风格的表现让画面明暗度对比强烈，凸显出父女生活环境的艰辛与命运的悲惨，从美学角度来说，黑白画面对于展现焦虑和虚无的状态极有帮助，在光线的使用上还借鉴了一些西方古典绘画的元素，增强了影片的写实风格。
相比于生活的真实感，影片更注重写意的哲理内涵，故事开场用一分钟的时间介绍了故事的背景：1889年1月3日，都灵。费里德里希·尼采走出卡洛阿尔贝托街6号的大门，也许是去散步，也许是去邮局拿信，离他不远处，或实际上离他很远的地方，一个马车夫正和他那倔强的马较劲，不管他怎样驱策，马就是纹丝不动，于是马车夫朱塞佩·卡洛·埃托雷不耐烦了，挥起鞭子向马抽去，尼采走进围观人群，制止了这残忍的场面，马车夫此刻已气的七窍生烟，身材魁梧、蓄着大胡子的尼采突然跳上马车，甩开胳膊抱住了马脖子，开始啜泣，邻居把他带回了家，他在矮沙发上躺了两天，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最后喃喃发出此生的最后一句话：“妈妈，我真傻”。在母亲和姐妹的照顾下，尼采继续活了10年，脾气温和，神志不清，至于那匹马，我们一无所知。
这段本片最长的独白对于哲理内涵的解析至关重要，紧接着独白出现的便是一头黑色的马，预示着独白与故事的关联性，但从影片的情节来看，这匹马却并非尼采竭力去保护的那匹，错意的展示指向了影片写意的主旨，农夫与儿女仅仅是故事的骨骼，而其血脉便是其中富含深意的《圣经》隐喻，故事本身并没有含义，但结合这段独白便呈现出深奥悠远的意境。
02、极简主义的故事表象下暗含关于《圣经》的隐喻，折射底层人民的尊严与坚守
在上面的故事中，很多人只关注了尼采的发疯和他那句著名的言论“上帝已死”，显然由尼采的故事联系到本片的情节，会极大吸引观众的注意力，思考究竟这匹马和那位鞭打马的农夫命运，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却发现本片极简主义的表象下蕴含着更深层面的哲理反思。
影片没有介绍任何的人物关系，女子不断地为男子更衣和男子从未摆动的右手表明农夫的右手已经残疾，而直至二十多分钟出现的第一句台词“女儿”，观众们才意识到两人为父女关系。不断重复的生活习惯日复一日，却隐藏着关于《圣经》的隐喻。
这六天的生活经历如下：第一天农夫回家，马匹入厩，第二天狂风肆意、农夫留在家中，马匹不吃不喝，第三天，一群吉普赛人偷喝农夫水井，留下一本《圣经》离去，第四天水井干涸，马匹依然不进食，第五天父女离开居所，却因恶劣天气返回，灯油燃尽，弹尽粮绝，第六天父女失去了生活保障，只有一个生土豆，生活陷入绝望。
影片中的六天其实与《圣经》中上帝创造世界遥相呼应，第一天上帝创造了光，第二天上帝创造了空气，第三天上帝创造了海洋，第四天上帝创造了昼夜，第五天上帝创造了鱼和动物，第六天上帝创造了人和食物。然而《圣经》故事却是影片内容的对立面，农夫和马在六天时间中从衣食无忧到无食物可吃，与《圣经》中日渐丰富的物种和食物构成截然反差，这说明本片不是对基督教歌功颂德，而是赤略略的批判。
农夫在剩下最后一个土豆时对女儿说“你必须吃”，他把生的希望留给女儿，独自品尝着孤寂的滋味。每天，父女俩都会向窗外凝望，与房外恶劣的天气条件相比，他们简陋的房屋却温馨无比，尽管每天只能以土豆果腹，但他们至少还有最后的尊严，内心依然笃定。
那匹马其实正是人类绝望心境的体现，它不吃不喝，保留着动物最后的尊严。它孤独的死去恰恰是父女弹尽粮绝的最后结果，由马到人体现出的正是对“上帝已死”的回应，人类生生不息的顽强毅力在出走中迎来希望，在困难阻碍中陷入绝望，归根到底是贝拉对于生命存在的叩问和叹息。
尽管生活环境不断恶化，但我们却发现父女俩从未放弃心中的信仰，他们是坚定的基督教捍卫者，父女俩的倔强和坚守反映在对吉普赛人和卖酒人的态度上，当吉普赛人来偷水喝时，女儿愤怒的诅咒“上帝会惩罚你们的”；当买酒人诉说着城市的毁灭和上帝已死的的谶言时，父亲回复“别扯了，都是废话”，他们不断质问上帝灾难发生的根源，却在矛盾的疑惑中陷入了对生命的沉思，而由此引申出对尼采哲学的思考，才是全篇的重中之重。
03、引申出的尼采哲学具有强烈的反基督色彩，表达关于生命意义的深层反思
影片除了开篇提到了尼采外，没有任何一处关于尼采哲学的镜头或语言，贝拉通过一则预言性的哲理故事顺其自然地让尼采与基督教发生了联系，连接点便是那匹马，表面上感同身受的现实体验成为尼采发疯的根源，而深层的原因则是尼采对于生命意义的探究与人生经历的悲伤。
尼采生来体弱多病，眼疾严重，不能在白天活动，只能默默承受黑夜的孤独，他一生都致力于生命意义的研究，提出了“权力意志”、“超人哲学”等概念，深远影响着后世对于易逝生命的反思。不同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尼采是典型的唯意志主义者，认为生命就是权力意志，人是要被超越的东西，只有自我突破的不断锤炼才能立足于大地，超人不是舍弃现实，而是生命的提升，自我的归回。
在所有人都在关心鞭打马的农夫时，尼采极度悲观的关注着马的命运走向。贝拉曾说“尼采在那匹马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命运，尼采就是那匹马”，马最终绝望地死去，留下主人孤独地信仰着上帝的恩泽，然而，这份恩泽到底是什么？在贝拉眼中，“上帝已死”是不争的事实，这构成了本片最想表达的主旨。
影片中恶劣的环境变化、匮乏的食物供应、绝望的心理状态似乎都在诉说着上帝的漠视，当人类濒于死亡、世界濒于毁灭时，上帝是否会出手相救？本片中的答案显而易见。由此引发出贝拉的观点：不要寄希望于来世，而是珍惜现有的每一秒时光。
尼采提出“重估一切价值”是其哲学的立足点，在拯救日益颓废的人类时，必须要建立新的道德体系，要成为一个创造价值的人，首先需要摧毁以往的一切价值，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便是衡量的尺度。他渴望得到超越，却困于疾病和冷漠而陷入绝望，这与那匹马的境遇何其相似，两个鲜活的生命在思想契合度达到了高度统一，情绪的渲染超越了物种，思想的传递何其瑰丽!
父女俩人对于老树的不断凝望与为了生存的出走都揭示出他们对于生存的渴望，这正是尼采对于“权利意志和超人学说”的现实体现，可是基督教的信仰并没有给他们带来生存的机会，反而在第六天到达毁灭的边缘。父女与马在某种意义上象征着人类的命运，同时浸润着贝拉对人类灵魂和生命的悲悯。
贝拉体会到人性存在的本质，用一种悲伤的情怀展现出尼采的存在主义、虚无主义思想，正因为上帝已死，末日来临，所以更应该珍惜现在的美好光阴，积极阳光地对待每一次日升日落。父女俩用人类最后的尊严与坚守预示着生命的宝贵，信仰真的重要吗？我相信每位观众在看完本片中都会陷入沉思。
《都灵之马》看似简单的情节中却倾注了贝拉全部的心血与思考，以长镜头和极简主义的风格探索人类生命的哲学，当面临苦难和生命终结时，那种纯净的诗意之美震撼心灵，电影对他而言绝不是功名利禄，而是精神的信仰，他不断发掘着人类存在的意义和精神情感的脆弱，正如他所言“我的电影不仅给大家呈现一个表面上的意义，最重要的是要通过这些镜头得到哲学上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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