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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列传》记载：“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道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社会现象呢？
先从历史方面找一下原因。在“单氏取周”（公元前520—前493年）的历史背景下，孔子与其师老子决裂了。老子所倚重的王子朝被杀，所依靠的楚国即其故国，被吴国攻破之后衰败了，老子被迫隐居。孔子所在的鲁国与晋国支持周敬王，他们是王室内战中获胜的一方，孔子因而官位步步高升，直至“墮三都”（前498年）失败。从中可以看出，孔子与老子在政治立场上是对立的。这是儒道相争的起因之一。
老子提倡“王道”思想，可是当时周王室的地位在诸侯争霸中相当于摆设了，以至于其著书时频频用“侯王”一词，把“侯”置于“王”前面。当时子产执政郑国、孔子执政鲁国、吴王阖闾称霸，用的都是“霸道”思想。“王道”思想在诸侯割据的时代里并不受欢迎，孔儒思想也不受欢迎。只是孔子及其弟子凭借“周礼尽在鲁矣”的优势，翻作《六经》掌握了文化的发言权，“烧书断史”修《春秋》，确立其政治立场与“为尊者讳”的历史观，发起“造圣运动”勉力尊崇孔子、推崇其仁义礼的学说，才使得孔儒学说传播开来。
孔子与老子之间发生的决裂，在《庄子》中体现得很突出。虽然史实模糊了，但他们之间的对话交锋是很激烈的。老子对孔子推行仁义礼颇为不满，乃至出言愤激。要知道孔子晚年好易学，研习《易》“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这就是说孔子的历史观与《易经》中的史学史观是相悖的。老子以中正之道驳斥了孔子的史观，以自然之道驳斥了其主观作为。仁义礼主观作为的成分居多，有利于人的一面，也有许多不利的方面，往往以偏概全。只有自然之道才是全面覆盖的。
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其实是从老子的中正之道发展来的。用仁义礼来确定社会关系，可是这种社会关系是不对等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是对君王、对官吏来讲的，平民百姓是不能做到的。于是用中庸之道来调和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但却不能调和人类之人性与兽性，“苛政猛于虎”、官逼民反屡见不鲜。所以孔子的思想只适用于做官，在官僚阶层内部运用可行，普及到社会就乱了章法了。这是老子激烈驳斥孔子的根本原因。
老子持有民本思想，“王道”是以民为本的，“必贵而以贱为本，必高而以下为基”。“其正闵闵，其民沌沌；其正察察，其邦缺缺”，老子能够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考虑问题全面而长远。“毋闸其所居，毋压其所生。夫唯弗压，是以不厌”，反对暴政压迫。因此孔子的做官思想与老子的“王道”、民本思想是不能等同的，也是矛盾重重的，这是二者冲突的根本原因。
儒学与道学是两种不同的学派学问，所运用的社会领域也不同。老子道家思想具有普世意义，而孔儒是做官思想，不能普及于社会。一旦孔儒思想占据了统治地位，社会就会变乱。恰如德操与学识兼备的董仲舒不懂经世之道，不堪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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