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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整体观之中有这样一句话：“不能过度夸大个体的作用！”
不管是秦始皇统一六国，还是新中国成立，都不能夸大个人的作用，因为部分的作用只有在整体中能够发挥全部效力，换句话说就是：部分离不开整体。
秦国一统天下是“奋六世之余烈”，并不是秦始皇一个人用十几年就把列国全部干趴了。
秦始皇的存在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那就是秦始皇的领导班子延续了东出的基本国策不动摇，有了国策的前提，才有了秦国大幅度的东出计划，这一点的确是秦始皇之功。毕竟，没有一个贤明的君主制定正确的国策方针，统一六国是会被推后的。
列国有可能做后起之秀吗？
在这里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没有秦始皇或者这样的坚持东出的国君出现，也仅仅是延缓统一时间，因为秦国统一中国已经是大势所趋，秦庄襄王死后，大半个中国的领土已经成为了秦国土地，而六国早已经被打废，要想赶超秦国，那就要彻彻底底的变法，并且坚持很多年，反正秦国是已经坚持了109年（前356年商鞅变法—前247年秦庄襄王去世）。
列国要想赶超秦国，要坚持一个世纪，前提是秦国一个世纪原地踏步，而且放弃东出政策。列国呢，要世代明君、坚持变法国策、广纳人才。这些都具备之后，天时地利皆备，还要看人和，那就是有没有秦国那么好的运气，商鞅之后有张仪、张仪之后有范雎、范雎之后吕不韦。这些人都是有经天纬地之才的人才，而且因时而异提出了符合国家战略规划的国策，这是难能可贵的。
比如张仪所处的秦惠文王时代，列国伐交频频，而秦国刚刚起步。此时的秦国可以蛮横但不能到处树敌，秦国还没有到以一敌六的地步。这时候采用张仪的连横策略则恰到好处。一方面对抗了合纵，一方面可以联合弱国以抗强，从中获利。
秦昭襄王时期，秦国已然崛起，秦国已经有了以一敌六的能力，尤其是在长平之战后，列国中最后一个有资格跟秦国叫板的赵国被彻底干翻。这时候的秦国已经不是“敌六国”，而是“灭六国”。此时采用范雎的“远交近攻”，一方面麻痹列国，让他们疏于防范，一方面蚕食鲸吞，大幅度侵占邻国土地。
这样一看，列国反超秦国的可能实在是小到微乎其微，可以忽略不计。而历史选择了秦始皇成为代言人，秦始皇也没有给列国时间。
六国的悲哀
与秦国最近的国家便是三晋（韩、赵、魏）。
韩国自从申不害变法之后，国力有所提升，尤其韩弩，一度成为了列国弓弩代名词。
但是申不害变法重视的帝王权御、御心御人。积极方面在于君权加强、君臣共治，可以很好地推行变法，缺点则是太依赖于个人意志，倘若国君英明，变法得以坚持，依仗申不害的御人之术可以减轻改革压力，加快改革速度，当时如果后继之君昏庸无能呢？那变法终成笑谈。韩国就是这样，起不早，无奈历代君王多昏，擅长自守，丧失良机。
魏国是战国初期第一强国，李悝变法之后，魏国迅速绝地，而且是第一个崛起，魏武卒的名声响彻列国。而且魏国一度对秦国用兵，让秦国吃了不少苦，客观上促使了秦国变法图强。可以，魏国在魏惠王时期已经是“大国迟暮”，不仅失去了列国霸主地位，而且被后起之秀秦国收拾坏了。魏国的衰弱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人才流失，了解一点战国史的人就会知道，很多列国奇才都是魏国或者与魏国有直接关系的。比如商鞅（秦国变法）、吴起（楚国变法）、信陵君等。
赵国是战国名副其实后起之秀，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军事力量迅速提升，平定了北方少数民族，灭了“国中之国”中山国。很难想象，这一切都是在秦国强大之后完成的。但是，赵国的命运不见得有多么好。先是后继之君用人乏术，后是秦国步步紧逼，最终长平一战，彻底回到变法前。
其余的诸如华而不实的楚国、无力对抗的燕国、大国自居的齐国，都是在内耗中一步步把自己搞死，等到秦始皇来临，他们早就没有了抵抗力。
所以，我们可以把秦国对战国威胁谱成一个时间坐标，那就是：商鞅变法（前期）——以攻为守（中期）——长平之战（转折）——一家独大。
长平之战秦国胜利，标志了列国再也无力抵抗秦国（合纵也抵抗不了），秦国一统天下从实力问题转变为时间问题。
结束语：凡是以弱取胜者，无不在己强彼弱只是下手。列国显然已经没有了这个机会。秦始皇是历史选择的“乱世终结者”，个人是有很大能力的。但是，笔者已经彻底分析了列国局势，秦国一统天下已经是大势所趋，纵使，没有秦始皇，也会有下一位继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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