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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奖经济学家Joseph E. Stiglitz在2018年挪威商学院的演讲《中国是如何成功的？》。他秉承客观态度和科学精神，评估了中国取得成功的理由，避免了意识形态之争。本文由《数字经济公社》志愿者张瑾翻译，桃花潭审校。
Joseph E. Stiglitz，全球著名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同时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全球思想委员会的联合主席。
2001年，他因对信息经济学的开创性工作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在此之前，他还获得了约翰.贝茨.克拉克奖。
Stiglitz教授先后执教于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著名的经济学教育家之一。
他还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Stiglitz的最新著作《美国真相》，深刻批判了美国当下“资本的利益高于一切”“一美元一票”的真正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主导下，社会不平等加剧，基础设施投入被大幅削减，国家动员能力被大幅削弱。他以其深刻的洞察力，深入揭示了美国面临的深层次问题，为当前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提供了令人叹服的注脚。
正文
很高兴来到这里接受BI（挪威商学院）颁发的这个奖项。有两件事我应该在开始的时候说一下。1943年BI成立，那一年对我来说也很重要，因为那是我出生的年份。第二件事是BI在环境经济可持续性方面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这也是我一直致力并非常投入的领域之一。在BI的工作中，这一点非常重要。
我正在谈论的这个话题似乎是一个非常狭隘和特殊的话题。但我之所以想讲这个是因为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设计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的整个经济和政治体系是如何协同工作的？
经济体系有多种形式，有共产主义，有资本主义，有许多市场经济的变体，还有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我要讲的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济体系，中国的经济体系，没有人确切地知道该如何描述它，但显然它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成功。
我想说的很重要的一点，不仅仅是谈论中国，冷战结束时，我认为许多西方人犯了一个错误。Fukuyama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做《历史的终结》，该书的结论基本上是西方的自由民主胜利，共产主义经济体是历史的终结。现在，所有人都将趋同于这种自由民主的新经济模式。我认为人们对成功有很大的误解。真正起作用的不是我们的成功，而是共产主义的失败。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我们有一种自满的情绪，我们把经济增长作为我们经济成功的证据，但如上所述，GDP不一定是衡量成功的好标准。GDP在上升，但在美国，举个例子，大多数美国人并没有参与到这种增长中来，给你们一些统计数据看看失败的本质。幸运的是，通货膨胀调整后，美国全职男性工人的平均收入与42年前一样。而底层的实际工资与60年前一样。所以，虽然我们认为我们的经济对社会大部分人来说是成功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健康方面，美国是一个正在进行研究并在医学的各个方面取得突破的国家之一。但美国的平均寿命正在下降，尤其是那些没有大学毕业文凭的白人男性。其中一个原因是Angus Deaton和Keith所说的绝望的死亡，人们自杀，过量吸毒，酗酒，人们放弃生活因为觉得活着没有意义。因此，作为一个美国人，我非常强烈地感到，我们的市场经济变革是失败的，而我们的市场经济版本失败的后果是Trump的崛起。坦率地说，我们非常担心这是一种新的法西斯主义，它有许多症状和上世纪30年代相同。
当然，只有30%的人是Trump的铁杆支持者。但就像法西斯主义一样，只有一小部分人，30%到35%的少数派支持Hitler。正是商界和其他保守派的合作导致了Hitler的崛起。美国商界和其他保守派人士与Trump一起庆祝为富人减税，这项税收法案实际上将导致美国在所有银行和国家中最不平等。这将导致对绝大多数人增税。这将导致我们国家数百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我们获得医疗保障的权利没有得到承认。这将导致1300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我们的平均寿命持续下降。因此，这些经济组织的本质的问题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它们不仅对我们的经济，而且对我们的社会和民主都至关重要。
现在我要讲的是，如果中国是一个经济学的案例，一个希望是这些经济发展本身将带来更多的民主改革。但到目前为止还是令人失望的。所以我不想假装这就是我们所希望的所有成功，但我确实想用某种方式向你们描述他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以及他们的成功给西方经济体带来的一些启发。
因此首先要认识到成功的重要性，这在很多方面都是史无前例的。从1976年到今天的四十余年里，GDP一直在增长。在这40年里，美国人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40倍，人均收入增长了20倍。如今，在所谓的PPP（购买力平价）理论中，中国是最大的经济体。因为市场价格相差悬殊，PPP是一种国家之间比较的标准方法。
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实际上在2015年中国就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部分原因是我们对购买力平价的衡量方法和我们使用的数据进行了修改。当负责购买力平价的独立机构提出这些修订时，它们必须得到世界各地不同政府的认可。有两个国家非常不高兴。一个是美国，因为它不想成为第二，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是第一。如果数据说我们不是第一，肯定是数据有问题。另一个是中国，中国不想成为世界第一，因为他们害怕枪打出头鸟，这完全正确。
但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正如数据显示的，统计部门具有某种独立性。我认为数据说明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储蓄来源。这并不奇怪，因为中国的储蓄率要高得多。在美国，大萧条之前的几年里，美国的个人储蓄降到了零。我们一直在努力提高我们的储蓄率，而中国一直在努力降低他们的储蓄率。我们两国都没有成功。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经济体，但或许他们最应该感到自豪的是，在实现增长的同时，他们确保了至少一部分人分享了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7.4亿人摆脱了贫困。这是40年来在扶贫方面取得的最大成功。他们称之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括教育、创新、硬件和软件基础设施。但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中国的人均收入在美国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之间。很多领域的制度发展，比如说市场供给规则存在缺陷。生活品质也是多方面的，你知道，我的许多中国学生不想回国，因为他们不想死于污染。尽管印度现在已经成为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但这确实很糟糕，而且已经成为一个政治问题。在一次党代会接近尾声时发生了这样一幕，总理因为没有履行他们在环境方面的承诺而受到批评。他说：“你知道我也必须呼吸空气。”他想说明的是，他知道情况有多糟糕，因为他也生活在那里，他也很煎熬，他正在尽他所能去改变。
有趣的是，我参加了一个会议，会上他们和美国汽车工业进行了对话，他们说如果你们在未来四年内不能完全实现纯电动，你们就得离开中国。所以我们不清楚他们是否真的会执行，但他们说得很清楚，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因为污染的空气是不宜呼吸的。医疗系统有很多问题。趋势是好的，但仍有很多不足。
有很多关于不平等的问题，包括受教育的机会，尤其是民工（外地人）。当你用“民工”这个词时，它不是指来自中国境外的人，而是指那些从农村地区进入城市地区，但没有户口，即没有进入城市的许可证的人，中国的强制方式是你的孩子得不到教育。这是一个相当残酷的制度。他们在帮助人们摆脱贫困方面所做的比我说的任何其他国家都要多。他们还创造了仅次美国的亿万富翁数量。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几乎超过了美国的水平。中国经济政策的某些方面令人担忧，即过度依赖债务，将其作为增长模式的一部分，而且中国尚未给地方政府建立一个可持续的财政基础。
但我今天主要想谈的问题是，中国为何如此成功？在过渡初期，他们遇到了很多问题。他们必须从中央控制转向市场体制。他们必须从农村经济转向城市经济。他们必须从农业转向工业。在某些方面，从一个非常贫穷的发展中国家到一个新兴市场，再到一个创新经济和学习型社会。
当你想到这些挑战时，你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和与之类似的俄罗斯经济转型做对比。俄罗斯的人口受教育程度更高，尤其是在科学领域。它有更多的资源。中国没有俄罗斯的石油和矿产资源。俄罗斯已经更加工业化，城市化程度更高，GDP也更高。在柏林墙倒塌后的几年里，俄罗斯开始转型，其GDP下降，生活水平下降了大约25-30%。当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我们首先得到了GDP下降的有多糟糕的数据，我们还在担心数据是否正确。我的意思是这太戏剧性了，毕竟意识形态如此强大，每个人都说进入市场经济应该会让你变得富有，所以收入应该会增加。你知道，在数学上，我们总是说他们是不是把正负号写反了，但他们下降的速度比任何人想象的他们应该增长的速度都要快。但有趣的是，这和我刚刚说的话有关，当我们开始获取关于平均寿命的数据时，我们知道情况确实很糟糕。他们的平均寿命正在缩短。
事实上，当我开始看到美国的数据时，我们的平均寿命也在缩短。这让我想到了俄罗斯的数据。这是一个社会幻灭的标志。而在苏联，社会正在瓦解。但在美国，这并不是政治制度的瓦解，而是我们应该认真对待的一个问题，那就是关于平均寿命下降的数据。我们在俄罗斯也看到了一个去工业化的过程。到今天为止，俄罗斯的出口几乎完全依赖自然资源，就像一个贫穷的非洲国家依赖自然资源一样。所以它已经从强大的工业经济变成了自然资源经济，依赖石油、天然气以及网络战争。
那么，中国成功的要素是什么？我想提三点。
其一，这是一种实用主义，一种非意识形态的。他们首先认识到，他们所面临的这种转变是一个新的问题，以前没有人解决过这个问题。因此，没有一个模型可以让他们去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但是当你从其他国家吸取经验教训的时候，显然你必须非常小心，因为中国的情况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同。所以这是他们面临的主要挑战。他们非常努力地学习这些经验，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交谈。我第一次和他们合作是在1980年。1981年他们把我带过来，我们一起聊了几个星期。他们还和其他人交谈，比如Ken Arrow，所以实际上他们试着向其他人学习。他们非常开放，但他们也在塑造自己的命运。实用主义的一部分就是他们所谓的“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知道他们不能一意孤行。他们只需要摸索自己的路，你知道这条路很难走。
其二，与俄罗斯截然不同的是他们采取渐进主义，这与休克疗法形成鲜明的对比。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推动了这个想法，Jeff Sachs休克疗法。Larry Summers提出了休克疗法，这个想法是如果你做事情非常迅速，你就会得到解脱，这将是一个巨大的冲击，但你走出了70年的共产主义成为一个全新的人。但这不起作用。这是一次冲击，但没有疗效。我认为其结果对经济和政治都是毁灭性的。一个人必须要有渐进主义，渐进主义比什么都不做好。在前苏联有些地方，渐进主义意味着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没有改变。因此，必须要有一种高低混合的配速，即非常迅速地做某些事情，但其他的事情循序渐进，这就需要判断。这就像Sachs和Summers这样的人，如果他们不考虑哪些事情需要迅速做，哪些事情需要更长的过渡时间，他们就会失败。
其三，他们认识到在发展的每个阶段，当需要新的体制安排、新的政策时，这意味着在其发展的每一个十年里，政策都要在持续性的背景下发生显著变化。当他们在80年代非常成功的时候，你可能会想，好吧，现在我们有了正确的模型，并尝试在90年代使用在80年代奏效的模型，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自然而然做的选择。这就是政客们要我们做的。但他们意识到，在20世纪80年代的10年里，他们真正改变了经济，但90年代初的经济与1978年是完全不同的。所以1978年起作用的经济模式在2000年就行不通了。因此，我们认识到，在过去可行的模式在未来未必可行，因为情况可能已经发生了改变。接下来还有一件事我想强调一下，这与今天正在进行的一些讨论密切相关，我将解释原因。这就是对学习的重要性的认识。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既是知识上的差距，也是资源上的差距。他们意识到，一个国家内部存在着巨大的知识差距，甚至可能比国家之间的差距更大。你知道商学院要做的事就是确保每个人都处在前沿。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远低于前沿，因此缩小前沿与大众之间的差距是一大挑战，也是许多好的管理实践的真正意义所在。这意味着他们在教育上投入了大量资金，他们把许多学生送到国外，哥伦比亚大学超过10%的学生是中国人，而且美国其他主要大学也是如此。他们向别人学习。一开始，他们说要开放，对其他国家开放是他们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开放是至关重要的，包括参与贸易，但同时也是一个倾听他人经验的过程。
我之所以说这在今天对所有国家都很有意义，是因为如果我们想想为什么我们西方国家的生活水平高于250年前，为什么我们的平均寿命与80年代相同而不是40年代。这并不是因为我们储蓄了更多，而是因为我们学到了更多。这一切都是基于研究，而这正是改变我们社会的原因。
在某种程度上，Adam Smith在写《国富论》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因为那时我们还没有进入到学习型经济。他谈到了一家别针工厂。商业是很重要的，但就改变我们的社会、提高生活水平和延长我们的寿命而言，最重要的是研究学习，在实践中学习。不管进步大小，都很重要。我之所以在此时此刻提到这点，是因为美国似乎没有吸取这一教训。在我们的税法中，我们第一次对大学征税。大多数共和党人认为大学是不好的东西。因此，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没有认识到什么是财富的来源，并且试图有计划地破坏增加国家财富的过程。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牢记的一件事。
正如我所说，这不仅仅是创新，也是传播思想。他们非常成功地认识到，在国内某一地区学到的东西必须传播到其他地方。所以，中国一开始的发展战略是，他们在广州和东部沿海其他省份进行了尝试。但后来他们意识到东部沿海和西部地区之间有很大的差距，他们有意采用一些策略来缩小这个差距。他们可以完全成功地弥补差距，确保差距不会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成功地缩小了差距。因此，中国东部的成功经验已被复制到中国的其他大部分地区。最后，随着21世纪的到来，他们越来越专注于成为一个创新型经济体。而那些一直在观察贸易战的人，基本上Trump所要求的是，他们放弃到2025年成为一个现代科技国家的愿景。中国不会这么做，因此，我认为全球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贸易战的风险，因为美国的要求是不可接受的。中国应该不会接受。
我想用几分钟的时间谈谈为中国成功做出贡献的一些具体的制度创新。我给你们的是一个宽泛的观点，但实际上中国的巨大成功需要发展一些制度创新以不同于以往的方式来组织社会和组织生产。过去有很多创新，但很少有经历这样的实验，这需要判断。但我想说一些经济学理论。我将要描述的每一个案例都有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智慧和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这些都行不通。所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反对几乎所有这些改变，因为他们说这些不会起作用，但是它们确实起作用了。
因此，第一种是以前农业中所谓的个人责任制。在之前，他们在公社共同劳动并进行生产。他们将公社转变为基本上个体农场，正如经济学家所预测的那样，这提供了强有力的激励。但他们没有做的是给土地私有财产所有权。你可能会说这是很重要，不是吗？对于成功，答案是否定的。土地所有权就是确保土地得到妥善管理和照顾，公社可以确保这一点。但土地私有化会捅开一个马蜂窝，私有财产与公共财富分配之争、一块肥沃的土地与一块贫瘠的土地之争。这是只大马蜂窝。他们说我们不必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确保有正确的激励措施，我们做好监督，确保他们很好地利用土地。这是可行的，他们得到了95%的完全私有化路径的可能收益，而不必付出来自完全私有化的巨大分配成本。事实上，当今中国最具争议的问题之一就是与土地相关的不平等。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推进土地私有化太快了，而土地在中国是稀缺资源。这是他们的自然资源，也是他们自然资源诅咒的根源。正如我所说，中国发生的一切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快速私有化的前苏联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苏联实行了私有化，农业产量急剧下降。与生产变化相关的体制框架被侵蚀，贫穷和不平等现象加剧。最困难的问题之一，这是一个小小的技术问题，就是只有从历史的角度和经历过这场辩论才能理解的问题。他们1976年的价格体系是计划经济体系。他们有一种计划框架，由此产生了一些价格，这些价格与市场价格无关。问题是他们知道价格是错误的，他们知道这些价格并没有反映出真正的稀缺性，正如我们在一门关于资源边际价值的标准经济学课程中所教的那样。但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这就是美国和瑞典的一些宏观经济学家推进俄罗斯接受休克疗法的原因。
他们说不要担心转型期的细节，直接去做。这就是俄罗斯崩溃的原因。他们所做的就是创造了所谓的双重价格体系。他们所做的就是80%的产品使用原来的价格，实际上是60%到70%。但在边际上会让价格有竞争力。因此，他们所做的是在没有突然变化的分配成本的情况下，以激励边际获得优势。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IMF的人对两种价格体系深恶痛绝。他们只是说这是行不通的，但它确实有用。这就是一种简单的意识形态给出了错误的想法，他们试图面对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将对分配的关注与对激励的关注结合起来，他们想出了这个解决方案。
第三个制度创新是TVEs（乡镇企业）。我们在一开始就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当时我说是1980年或1981年中国转型初期讨论的一部分，后来又在俄罗斯转型初期出现。在市场经济中什么更重要？激励还是产权？经济学的标准课程讨论的是激励价格和产权。所以你说为什么不同时做呢？从制度上来说，你不可能一次完成所有事情。所以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你必须选择什么更重要。
基本上俄罗斯的顾问说是产权。我和Ken Arrow说竞争和激励更重要。俄罗斯认为他们给予私有财产，他们有凭证式私有化，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私有化。但实际上，他们所做的是盗窃财产和国家财富，数万亿美元流入了10到20个寡头的口袋。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盗窃案。腐败的程度甚至包括了美国学者。几周前刚刚出版了一本非常好的书，因为书中描述了一位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他是俄罗斯的顾问。大概叫《USAID（美国国际开发署）法治项目》。你们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喜欢。这是一个惊人的故事，因为当他们在教授法治的时候，他们在开曼群岛有自己的账户，他们利用内幕信息从俄罗斯政府大量获利。这事在俄罗斯很有名，他们被定罪了。他被判利益冲突罪并且哈佛大学采取强硬措施剥夺了他的头衔。
所以在这个私有化的过程中有着巨大的我称之为私有化的腐败。我不想说另一个体制没有腐败，但是分散的竞争实际上导致了一场创造市场工业经济的竞赛，TVEs就是每个小社区中的小企业，这些社区以前就存在。所以你使用了已经存在的社会资本。你并没有摧毁一切，你利用了社会资本，但你将它转化成了工业经济，并且成功了。
俄罗斯模式和中国模式的一大区别是理论改革，Schleifer和Summers等人的想法是，如果你给人们私有财产，他们就会有动力创造一个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他们犯了两个错误。首先，他们忘记了，他们给俄罗斯的那部分规则要求IMF，他们要求有开放的资本市场。所以俄国人在偷政府的钱。他们把钱从俄罗斯拿出来，用英国和美国的法律来保护自己的财富，他们不希望俄罗斯有法治，因为他们想继续在俄罗斯境内行窃。所以这是一个最佳框架，你在俄罗斯境内行窃，因为那里没有良好的法律法规，你可以通过把财产带出这个国家，利用西方的法律法规来保护财产。这是IMF为盗窃而做的理想安排。
在某种程度上，你不应该期望Rockefeller或Gates会热衷于强有力的竞争政策。这就是他们想要你知道的，否则你就不想让参与企业盗窃的人成为企业治理的倡导者。所以我认为他们的理论是完全错误的。正如我所说的，华盛顿共识政策认为，TVEs行不通，因为它们的产权模糊不清，它们仍然是政府的，但它们由乡镇的村庄经营。他们说公共部门不起作用，但它确实起了作用。我认为，正如我所说的，通过使用现有的制度基础设施，通过竞争发展新的机构，但也因为在地方范围内，可以进行一种全国范围内无法做到的监测。但在地方一级，你可以进行这种监测。但另一方面，TVEs也有其规模的局限性，所以在过去15年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的时候，TVEs所扮演的角色就远没有那么重要了。
在这一发展过程中，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工具是确定优先部门的产业政策，但不是专门关注这些部门。他们利用汇率促进出口，有人称之为汇率管理，美国称之为汇率操纵，其实是一回事。它取决于是你在做还是其他国家在做。但在某些方面，人们必须认识到，中国可能是幸运的。他们在西方对进口制造业产品非常开放的时候开始了发展战略。此刻，西方存在巨大的利润机会，因此开放得以继续而不用考虑影响、工人或整体经济。
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成功证明了美国和西欧民主政治的失败，因为游戏规则的设计是为了使美国公司和西欧公司处于有利地位，而没有注意到美国去工业化进程对工人造成的后果。现在欧洲的一些国家确实注意到了这一点，他们确实采取了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将工人从濒临死亡的旧行业转移到新行业。Scandinavia在这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方面做得很好，我认为这些政策非常重要。在美国，我们没有这样做。尽管经济理论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和中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之间开放贸易，会导致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收入降低。这就是Sam Stover定理。
很明显，即使我们得到了更便宜的商品，非熟练工人的实际收入也会下降。只有当你对涓滴经济学有迷之信仰时，你才会不这么想。但我们的政客们确实对涓滴经济学有一种迷之信仰，而且他们一再宣称这一点。因此，即使在民主党，我们试图获得贸易调整援助，我们也试图制定一些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但由于担心紧缩和预算不足，担心这些政策行不通。不管怎样我们还是继续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美国右翼的议程实际上是增加失业和痛苦。你说为什么人们想要受苦？好吧，如果你想削弱工人的议价能力，压低工资从而增加利润，这是一个协调一致的议程的一部分。所以，如果你从保守的角度来看，改革和我们的劳动法，反垄断政策执行方式的改革，改革这个词用得不太恰当，应该说是这些法律的变化，公司治理的变化以及对法律框架的隐含理解的变化。
在投资协议中，在贸易协定中，美国公司在海外投资比在国内投资被给予更安全的产权，这意味着他们被鼓励到海外投资，这也意味着如果工人来到一家公司，说我们想要更高的工资，而公司拒绝了，如果你继续要求更高的工资公司将离开，这是更可信的。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策略用来降低工人工资，而且是有效的，就我之前描述的经济学角度而言，它确实降低了工资。但它现在导致了我们正在应对的政治反弹。因此，中国的成功与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是有关的，这是必然的，我们本可以做得更好，我们应该更好地管理它，但我们没有。
但作为一个补充说明，我想说，那是一个特殊的时刻，因此非洲将无法遵循制造业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促使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的成功。事实上，现在全球制造业就业正在下降，任何一个认为制造业应该是其经济政策中心的国家都被误导了。它可以是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但不能在中心。
最后，我想说一些对所有国家都有适用的话，但中国比其他许多国家更深刻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改革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社会总是在变化，技术也在变化，因此要使社会成功的政策也必须相应地改变。对中国来说，中国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正面临着不平等、健康、环境、宜居城市等关键问题。市场无法解决这些问题。事实上，这些问题中的许多都是由于他们的市场过于自由，监管太不规范而造成的。他们必须更好地监管市场。
不断变化的全球化和对过度金融化风险的认识，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我认为西方国家还没有充分地控制金融市场。正如你们所知，本周是Lehman Brothers （破产）10周年，很多人都在谈论我们做得够吗？我认为绝对不够，尤其令人不安的是，Trump政府正试图撤销我们已经做的不充分的事情。
我参加了Trump就职前的一次晚宴，他的一位首席经济顾问也在场。我一般不会和这些人交往，我想在这里说清楚，但那是一次大使馆的晚宴，所以我不知道他会在那里。他在谈论他将如何在上任后几周内解除对金融业的监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显然对我们的民主进程一无所知。他真的认为Trump是独裁者，（相信）他可以重写所有的规则，认为没有一个程序是我们用来对独裁领导人进行民主制衡的。他显然没有这方面的认知。
但第二点我想问的是，此前也有人问过，难道我们2008年没有金融危机吗？含蓄的回答是，这是古老的历史了，我们必须继续前进。但这并不是古老的历史，我认为我们面临的风险非常大。
我从中国越来越多地看到一个问题，就是随着中国的发展，既得利益者的影响力会越来越大，而且你已经可以感觉到了。
另一个小趣闻是每年我去中国的时候，我经常和财政部长交谈，我一直在敦促他们从债务融资增长模式转向更多的税收融资。我特别告诉他们，他们需要征收碳排放税。这会增加很多收入，有助于清理他们的污染。这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方法。财政部长每年都说这是个好主意，但他说我们有一些政治问题，他指的是汽车工业，煤炭工业，钢铁工业等等。他说明年我们会继续努力。我们总是进行同样的对话。
随着中国的发展，它已经呈现出现代既得利益经济体的许多特征，实现变革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当然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但是，在最初40年里指导中国的原则很可能继续发挥作用，我指的是实用主义——摸着石头过河。新的问题将会出现或者没有完全预见到，一旦问题出现，必须利用理论和过去的经验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二个关键点是开放性。从其他人的经验和非意识形态经济分析的见解中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再说一次，我们正处在一个特殊的时刻，我不想再谈回美国，但我们有点纠结于我们的问题。我们不禁要反思当前政府的闭关自守。你知道如果你认为自己是第一，你认为没有什么可以向别人学习的，那就是结束的开始。
因此，我们希望这只是一个暂时的插曲，但是当我们反思是什么让中国成功的时候，我认为有很多经验可以让我们所有人思考，思考如何使我们自己的经济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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