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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川撰写《义乌文人与鲁迅先生》一书，旨在挖掘整理一段民国历史。
鲁迅对冯雪峰等义乌文人有一句很深刻到位的评价:浙东人的老脾气！这本书便诠释了这种老脾气。
义乌文人与鲁迅先生(义乌丛书)¥34当当购买蓦然回首，鲍川写这本书的过程本身也成了一段历史，我是这段历史的目击证人。鲍川从收集整理资料到文本删改加工那段时间，我常在他身边，多多少少对他的工作有点滴襄助。多年以后回想起来，那段经历对我而言本身是一种积累，让我开阔了视野，对民国时期的义乌乡贤多了一份认知与敬仰，奠实了我的文化根基。
寻访左联旧人何家槐的故居，是我陪同鲍川一起去的。何家槐老家何麻车村与我的家乡柳村相距仅一里路。何出生在一座叫做怀德堂的厅堂后进厢房里。做我们向导的是村里的退休教师何本良，他是何家槐早期小说《寒夜》中老长工四月的儿子。我们跟随他来到两间叫做三房花厅基的砖木瓦房里。瓦房结构奇特，它是铺建在土坡斜面一座前后对通的凉亭上的两间小阁楼。何本良老师说，早前何家槐几次回家就住在这里，卧室在楼上。踏着吱吱嘎嘎的木楼梯上楼，卧室简陋，小窗边的一张小木桌就是当年何家槐写作的地方。推开小窗探出头去，可以看到阁楼东南边有一块空地，“何家槐在《枇杷》文章里写到他少年时偷枇杷的地方就在那里，”何本良说，“现在老房子拆掉了，枇杷树也砍掉了，世遂妈更早已作古了。”鲍川举起相机，在阁楼前前后后都拍了照片。后来何麻车村旧村改造，老房子荡然无存，我遇到何家槐的侄女小庆，她曾在那阁楼里住了多年，我问她还有没有三房花厅基的照片，她说早就找不到了。幸好鲍川当时手脚勤快，留了一些弥足珍贵的记忆。
义乌文人当中，与鲁迅先生交往最密切的，当然是冯雪峰了。为了著书，鲍川曾带我十余次出入冯雪峰的老家赤岸神坛村，由此也让我与神坛村有了些许瓜葛，能让我这个小辈为这个红色乡村做了些微末贡献，真是莫大荣幸。
神坛村口的伴耕亭，谢高华书记题写的亭名。关于这个亭的名称，当年曾专门开会讨论过，当时人微言轻的我，在会上怯怯地发表自己的看法:以冯雪峰的第一个笔名“伴耕”来为这个亭子命名。没想到我的建议最终被采纳了。后来雪峰故居里要陈设一尊冯雪峰的塑像，鲍川提议，最好由义乌籍的雕塑家来完成。说来凑巧，当时我刚刚为中国美院雕塑系毕业的黄峥立写了篇专访，发表在义乌日报上。于是我就推荐了黄峥立。黄接到电话，千里迢迢从外地赶回，后来就有了故居里陈列的那座冯雪峰塑像。为了神态上更加逼真，特意从冯雪峰故居借了一帧冯的肖像，由鲍川驱车送到黄峥立的工作室，途中竟一连四次差点发生意外，真乃咄咄怪事。
义乌文化圈里有一个传言:义乌有三个地方文献资料库，两公一私，一私指的就是鲍川的书房。十三个从地板到天花板的大书架，上万册图书如仪仗队威武挺立，蔚为壮观 。以致当年搬家 时，街坊邻居都以为搬来了一个开书店的。我在书房里混久了，有时竟能喧宾夺主。有一回，鲍川指着他书中一张鲁迅著作《艺术论》的封面对我说:“这就是义乌人冯三昧给鲁迅著作设计的封面！”
我笑着说:“你想想看，这张图是谁找出来的？”
“难道是你找出来的？”鲍川说着努力回想了片刻，“还真是你找出来的。”
如此之类，不一而足。像瞿秋白写到义乌的那句话，刘朝阳与鲁迅的交往资料，都是我在书海中发现的。也正是鲍川为著书采访常邀我陪同，有幸见到了冯雪峰长子冯夏熊，老人家谈及鲁迅一家与冯雪峰一家合影的那张照片中，为啥许广平是侧脸埋头的，以及冯雪峰与艾青的交往。冯艾交往的掌故，后来我把它连缀成文，取名《要我的血都行》，收入我编著的《义乌谭故》一书中。
多年的地方文化资料采编生涯，让鲍川与我修炼成了一项相同的技能，就是在几千乃至上万字的篇幅中，几眼扫过去，当中与义乌相关的历史地名、人名会自动蹦出来。老鲍说，那几个字就有脸盆那么大，我的则有簸箕那么大。一本书一段历史，几段历史串联起来，这辈子就过去了。我们的文字放在历史文化长河中，不过是沧海一粟，倘若有那么一天，它能在某个后人的眼中就那么“蹦”一下，那我们就知足了。
（ 2020年9月）
作者丨杨南山（原题为《一本书一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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