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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开始读杨照先生《写给大家的中国历史》，一个总序读下来，就已经让人酣畅淋漓。在这篇总序里面，杨照先生通过讲述钱穆先生在北大教学中国通史的故事，引出了钱穆先生对中国通史的一个思考，也是写作本书的“勇气来源”：通古今之变。
通古今之变，最早是由司马迁提出，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曾如此评价自己撰写的《史记》：“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杨照先生认为，钱穆先生写作《国史大纲》，有这种“通古今之变”的思考。也是因为这种思考，才能以一个小学教员的资历，将包括陈寅恪在内的诸多学者排除在外，自己一个人教授北大历史系的“中国通史”。
杨照先生提到，对于一个史家最大的挑战，不在于收集材料，而在于选择材料，而史家的根本职责，就是在于有意识地根据某种有意义的原则，来筛选史料，并通过排比、串联所选择的史料，来论述自己认为有意义的那个点，进而形成对历史的一种解释，也即“成一家之言”。
他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因果解释：“从过去发生的事情中去挖掘、去探索”因为/所以：前面有了这样的现象，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发展；前面做了这样的决定，以至于后来有了那样的结果。排出“因为／所以”来，历史就不再是一堆混乱的现象与事件，人们阅读历史也就能够借此理解时间变化的法则，学习自然或人事因果的规律。”
他总结说，“通古今之变”，就是要从规模上将历史的因果解释放到最大。之所以需要像《史记》那样从文明初始写到当今现实，是因为这是人类经验的最大值，也就提供了从过往经验中寻找出意义与智慧的最大可能性。
杨照先生认为，通史之“通”，就在于建立一个有意义的观点，帮助学生、读者从中国历史中看出一些特殊的贯通变化。而这种有意义的观点，必然是“一家之言”。不一样的人研究历史会看到、凸显不同的重点，提出不同的解释。
杨照先生介绍自己的这套书时，也说“我要说的，是我所见到的中国历史，从接近无穷多的历史材料中，有意识、有原则地选择出其中一部分，讲述如何认识中国历史的一个故事。我说的，只是众多中国历史可能说法中的一个。”
在这套书中，杨照先生所选择的那个有意义的观点，是“重新认识”，论述这个观点，他有两个目的，其一是发现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太过滞后，他在书中写到：“过去百年来，“新史学”、西方史学诸方法被引进并运用到研究中国历史中所累积的丰富成果。但很奇怪也很不幸的是，这些精彩、有趣、突破性的历史知识与看法，却迟迟没有进入教育体系、没有进入一般人的历史常识中，以至于21世纪的大部分人对中国历史的认识，竟然还依循一百多年前流通的传统说法。”
他这套书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重新认识”的一个目的，就是用这些新发现、新研究成果修正、挑战、取代传统旧说法。”
重新发现的另一个目的，是回到“为什么学历史”的态度问题上，提供不同的思考。杨照先生认为，学历史最重要的不是学What——历史上发生了什么，而是学习How和Why，去了解这些事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我们应该从历史学习中，认识到人的行为多样性以及个体或集体行为的逻辑。
写作这套书的过程中，他带着一个希望，“借由诉说漫长的中国历史，借由同时探究历史中的如何与为什么，我希望一方面能帮助读者梳理、思考当下的文明、社会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能让读者确切感受到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
我希望能和大家一起读这套书，重新认识中国历史，重新感受中国文明内在的多元样貌。今后我会持续更新我的阅读笔记，既是给自己一个敦促，也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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