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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可见，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一改志怪小说“粗陈梗概”的忠实记录而为“汪洋恣肆”的艺术虚构。一方面，唐代人妖婚恋小说在情节上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人妖婚恋小说的母题、主题，一些作品篇幅短小，仍为“粗陈梗概”之作。另一方面，一些作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始向新的方向裂变，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唐代人妖婚恋小说是在魏晋南北朝人妖婚恋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而人妖婚恋小说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已经产生并初步发展，因此，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不可避免地继承了前代同类小说的衣钵，突出表现在情节模式上，“即在那一固有的叙述框架中增加较多的细节或对话描写，情节也变得更为复杂和曲折一些”。“动、植物及无生命的精怪在魏晋时期与阴阳五行、天人感应思想相结合，到了唐代大量出现在小说中。精怪的种类与在小说中角色的类型在魏晋时期已经发展到相当水平，基本的模式已经大部分完成。所以唐代小说中出现的精怪大部分继承了魏晋小说中的人物及布局。”
唐代人妖婚恋小说在情节上继承了魏晋南北朝人妖婚恋小说的母题、主题。大致叙事框架为妖怪化为人形诱惑凡人，与人发生婚恋关系，后被降伏、离去或杀死，如《任氏传》、《补江总白猿传》、《酉阳杂俎·田登娘》、《广异记·王苞》、《集异记·徐安》、《广异记·杨伯成》、《北梦琐言·苏昌远》、《集异记·朱觐》等。具体表现为： 其一，女妖大都有倾城之貌，而男妖也多英俊潇洒。这一点在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得到渲染。女妖的美艳在前代同类小说中已有体现，但只是一笔带过。至唐代，女妖的美艳远胜过从前，如《传奇·孙恪》（9/445/3638）中的猿女“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任氏传》（10/452/3692）中的任氏“其妍姿美质，歌笑态度，举措皆艳，殆非人世所有”；《博异志·李黄》（10/458/3750）中的白蛇精“绰约有绝代之色”；《广异记·上官翼》（9/447/3659）中的狐女“姿容绝代”；而《集异记·李汾》（9/439/3581-3582）中的猪妖更是“人间之极色也”。男妖的形象也多为英俊小生，如《广异记·杨伯成》（9/448/3664）中的男妖“身长七尺，容貌甚盛”；《集异记·徐安》（10/450/3679）中的男妖“状甚伟”。
其二，妖与人发生婚恋关系后，往往产生悲剧性的结局，如破坏家庭，致病或致死。在一些作品中，妖怪魅人使人神魂颠倒，精神恍惚，如《广异记·杨伯成》（9/448/3664）中的狐妖欲娶宦女，被女父严辞拒绝，便闯进小姐闺房，“坐纸阁中，久之，与女两随而出。女言：‘今嫁吴家，何因嗔责？’” 又如《广异记·崔怀嶷》：
崔怀嶷，其宅有鼠数百头于庭中两足行，口中作呱呱声。人家无少长，尽出观，其屋轰然而塌坏。嶷外孙王汶自向余说：“近世有人养女，年十余岁，一旦失之，经岁无踪迹。其家房中，屡闻地下有下儿啼声，掘之，初得一孔，渐深大，纵广丈余，见女在坎中坐，手抱孩子，傍有秃鼠大如斗。女见家人，不识主领。父母乃知为鼠所魅，击鼠杀之，女便悲泣云：“我夫也，何忽为人所杀？”家人又杀其孩子，女乃悲泣不已，未及疗之，遂死。
女子被鼠妖所魅，为其生子，当鼠妖被杀后，女子竟悲伤而死，妖精魅人之术之高明可见一斑。
唐代人妖婚恋小说的一些作品将妖的残忍狠毒表现得淋漓尽致。如《通幽记·老蛟》（9/425/3464）述老蛟化为美女，浴于水中，引诱少年下水嬉戏，少年入水溺死，吮其血。又如《博异志·李黄》（10/458/3750）白蛇化为美女魅惑李黄，李大病，身体“空注水而已，唯有头存”。而《集异记·光化寺客》（9/417/3394）中的书生与百合花妖发生一夜情，发现对方是妖后，惊吓而死，虽然并非妖亲自致人于死地，也反映了妖的邪恶以及凡男对妖的惧怕。
其三，人类一旦意识到对方为妖时，不是试图远离妖物就是试图把妖物杀死，毫不留情，反映了人类对妖物的恐惧心理。这类小说为数甚多，如《广异记·李元恭》中的少女将计就计，随狐学习，数年后，女谎称要嫁给狐，找到狐穴，水灌杀狐。而《北梦琐言·苏昌远》中的书生发现美女为白莲花所化后，毫不留情地折断莲花。
另一方面，一些作品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开始向新的方向裂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其一，除了拥有俊美的外表之外，一些妖类还拥有渊博的学识，卓越的诗才。《传奇·姚坤》（10/454/3710－3711）中的妖女“至于篇什书札，俱能精至。”《河东记·申屠澄》（9/429/3486）中的虎妖所化的女子虽是农家女，却会背《诗经》中的诗句，婚后，虎女对丈夫说：“为妇之道，不可不知书。倘更作诗，反似妪妾耳”，临别之时，竟赠诗给凡男。甚至有些妖类的才华远胜于凡人：《广异记·杨伯成》（9/448/3664）中的男狐妖颇有才华，“南鹤文辩无双，伯成接对不暇”。《广异记·李元恭》（9/449/3671）中的男狐与凡男谈论学问，“狐乃谈论，无所不至”，他还让女子读书，并为她请老师传授她诗书乐。
其二，诗歌成为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不可或缺的情节。唐传奇与唐诗，并称为“一代之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唐人小说与诗歌，同为第一流文学”。唐代小说中有大量的诗歌成分，诗歌不仅为小说增色不少，很多本身也堪称佳作。“唐代诗歌，号称极盛。因诗歌发展已臻盛极之故，乃有出其绪余，以从事于小说之创作。作者如白行简、元稹、沈亚之之伦，既以诗名，则于染翰之余，兼存篇什。艳异之事，既久挂人口，复有根据小说，演为记事长篇之诗。同时之有名作家与后代诗人，复又援据唐稗故实，运入诗歌，而小说与诗歌之关系益广。”
在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很多主人公本身就是才子或才女，有诗才，在恋爱中，华美的诗篇可谓信手拈来，不过，抒发柔情蜜意的少，伤感哀愁的多，“因为爱情本身就是诗，所以作家常通过人物的诗歌来抒发品尝着爱情的甜蜜和痛苦的主人公的细致的情绪。不过抒发欢愉之情的不多，大都是生离死别，相思伤感的情调，这和唐代爱情诗中以闺思离愁别恨为多一样。” 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共有六篇作品有诗歌。一些诗篇抒发了离别的苦痛，如《潇湘录·焦封》（9/446/3649-3650）述猩猩化为女子与书生结婚，婚后，书生后悔沉迷酒色欲离去，夫人赠他金银珠宝送他入关，临别赠诗一首，后来，女化为猩猩，与同伴离去。
诗中尽是离别的苦痛以及爱而不得其爱的伤悲：“妾失鸳鸯伴，君方萍梗游。少年欢醉后，只恐苦相留”，“鹊桥织女会，也是不多时。今日送君处，羞言连理枝。” 《河东记·申屠澄》（9/429/3486）中书生为虎女赋诗一首，表达对贤妻的爱意：“一官惭梅福，三年愧孟光。此情何所喻，川上有鸳鸯。”可崇尚自由的虎女一心回归山林，并不接受书生的情意，吟诗道：“琴瑟情虽重，山林志自深。常忧时节变，辜负百年心。”与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自由与爱情》有异曲同工之妙。《传奇·孙恪》（9/445/3638）中的猿女袁氏与书生结婚，相夫教子十余年后，回到初识之地，化猿而去。临别时，袁氏题诗：“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啸一声烟雾深。” 诗中饱含着对人心和世情的失望，洒脱中蕴含伤感与怅惘。
其三，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的一些篇章表现了人妖之间真挚的爱情。虽然绝大多数作品以悲剧收场，不是人死，便是妖亡，抑或劳燕分飞，天各一方，这是和人仙恋、人鬼恋的一个明显的差异，仙女可以偕凡男离开尘世，过着逍遥自在的神仙生活；鬼女也可以死而复生，与爱人终成眷属，但人妖殊途，无论如何相爱，最终还是要分离，令人感动。
在一些作品中，妖化为美女与凡男真心相爱并结为夫妻，数年后，现出原形，复归山林，如《集异记·金友章》、《广异记·韦明府》、《原化记·天宝选人》、《河东记·申屠澄》、《潇湘录·焦封》、《传奇·孙恪》等。《广异记·韦明府》（9/449/3674）中的狐妖真心爱慕韦氏女，为娶女子偷天府钱，还赶走了魅韦氏子的小妹，因韦氏写字太大，泄漏了天狐的所作所为，天曹知此事，狐遭杖刑。小说塑造了一个有情有义而又痴情的狐妖形象，这与人类的忘恩负义形成鲜明对比。又如《河东记·申屠澄》（9/429/3486），凡男娶虎女，女相夫教子，“力以成其家，交结宾客，旬日之内，大获名誉”，多年后，披上虎皮，复归山林。人妖真心相爱，婚姻美满，凡男因失去爱妻伤心欲绝，“望林大哭数日”。
再如《传奇·孙恪》（9/445/3638），书生与猿女结婚，女相夫教子十余年后，回到初识之地，化猿而去。袁氏美艳：“一女子光容鉴物，艳丽惊人，珠初涤其月华，柳乍含其烟媚，兰芬灵濯，玉莹尘清”；富有：“袁氏赡足，巨有金缯”；贤惠：“袁氏已鞠育二子，治家甚严，不喜参杂”，可以说是无可挑剔，她助孙恪发迹。袁氏走后，生惆怅不已。上述作品以妖复归山林，人妖缘尽而散收场，妖的离去是出于一种本然的对自由生活的向往。而《原化记·吴堪》（2/83/538－539）是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稀有的美满婚姻型作品，小说述吴堪敬护泉源，上天派螺女嫁给他，照顾他起居。二人结成美满姻缘，恩爱有加。县宰欲夺螺女，故意向吴堪索要几件世间没有的东西，螺女都设法得到，最后，县宰一家被烧死，吴一家逃走。故事以人妖齐心战胜邪恶势力收场。这些作品都堪称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的亮色，突破了前代同类小说的情节模式，对后世同类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四，与前代同类小说相比，唐代人妖婚恋小说中的一些凡间男子对于妖精不 17再恐惧，代之而起的是对妖精的爱慕与眷恋，是对痛失爱侣的无限悲痛。《任氏传》（10/454/ 3711）中，郑六得知任氏为狐后，秘不泄人，“然想其艳冶，愿复一见之”；再见任氏“郑子连呼前迫”，指天设誓不以异物见憎，“词旨益切”；“郑子请之与叙欢”，又“许与谋栖止”；郑六家有妻室，因此“多恨不得专其夕”，因此想乘调任之机携任氏长相厮守。任氏被猎犬咬死后化而为狐，郑六悲痛欲绝：“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削木为记”；韦崟问及，郑六“泫然对曰‘没矣’……崟闻之亦恸，相持于室，尽哀”，得知始末之后，“崟惊讶叹息”，“长恸而归”。姚坤之妻遇犬，化狐而去，“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 （《传奇姚坤》 10/454/3711）。《集异记·金友章》（8/364/2895）述金友章隐居山中，遇一美女，结为夫妻，婚后，两人相敬如宾，女子陪伴友章读书直到深夜，半年后的一天，女子让他进房时不要执烛，友章不听，发现其妻化为枯骨。临别时，女子“言讫，涕泣呜咽，因而不见，友章亦凄恨而去”。
《宣室志·计真》（10/454/3709）中的狐精预知死期将尽，对夫君实告身份，“嘘欷不自胜，生亦为之泣” ，“生特感悼之，为之敛葬之制，皆如人礼讫”。从这些描写看来，人妖之生死诀别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矣。人和妖的相聚都是短暂的，正因为短暂才爱得义无返顾，才显得弥足珍贵。 唐代人妖婚恋小说在情节内容上之所以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是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成果，也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综合作用结出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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