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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去欣赏文学作品、读鲁迅的作品时，千万不要绕过语言文字。要去看所谓语言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有一种说法很流行，说鲁迅的著作思想固然深刻，但是语言形式不理想，文白夹杂、佶屈聱牙，而且是属于白话文还没有定型的阶段。言下之意就是不成熟。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很疑惑，读了鲁迅的书，我们的语言文字会不会变得很怪，变得不够通顺，变得不够与时俱进？但我的体会恰恰相反，鲁迅的书不仅不佶屈聱牙，而且相当通顺。鲁迅说他自己写文章、写小说，都是所谓一挥而就。但事实上，一挥而就之后，他还不断修改，一定要读起来朗朗上口才罢休。曾在鲁迅家借住过的一位浙江籍女士就曾回忆说，到了晚上，经常会听见鲁迅的房间里面有人在高声讲话。她以为鲁迅家来了客人，结果一看，鲁迅一个人在朗读自己刚刚写好的文章，不是自己欣赏、不是臭美，而是看能不能读得起来。鲁迅说，半通不通的东西他都不要，只有自己懂的、别人不懂的词语他也不要。有些时候实在不行，白话文没法表达的，他就加一点方言和文言，务求通顺。中国很多作家用字是不那么准确的，但鲁迅是少有的例外。我们很多研究者的感受都是鲁迅先生用字很巧妙。我看过鲁迅的手稿，发现他不仅在草稿上修改，当他的文章在报刊上发表以后，当他准备编单行本（如《且介亭杂文集》、《二心集》、《三闲集》等）时，他还在修改，而且改的还不是思想、不是句子，而是标点符号和个别字句，密密麻麻的。所以，鲁迅先生在语言的锤炼上是花了大工夫的。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的语言可以用我们今天一般所说的规范来规范它。中规中矩的、主谓宾定补状都全的，那种语言不是好的语言，而是很呆板的语言。真正好的语言是活的，可以相互照应、可以省略、可以加强、可以弱化、可以强化。所以，在鲁迅的作品中，我们应该能够欣赏他的语言，而不是怀疑鲁迅语言不过关。鲁迅的话，我当然不用举那些朗朗上口的——“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当开口，同时感到空虚。”多么朗朗上口，而且对仗得很。在五四时期，我们知道有一种说法叫做“恶劣的欧化”。鲁迅的大弟子胡风就是这样。他的语言让人读起来很难过。鲁迅的著作中也有很多很长的欧化的句子，但他的欧化让人读起来很舒服。比如，他有一篇文章，是骂一个年轻的学者，后来成了他的好学生，也成了我们中国现代很有名的语言学家，叫做魏建功。这个故事起因很简单。鲁迅有一个好朋友，是俄国诗人爱罗先珂。他是一个瞎子。当时北京大学学生请他去看他们演的话剧，这个爱罗先珂人很热心，就写了一篇文章，请周作人翻译后，发表在北大的学刊上。魏建功当时还是一个学生。他不满意，说这个瞎子不会看戏，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不敢盲从》。这个不敢盲从本来是个成语，但是魏建功在“盲”上面做文章：你是个瞎子，怎么知道我们演得不好呢？鲁迅看了以后勃然大怒，认为这个是人身攻击，是我们新青年不该犯的错。于是，鲁迅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因魏建功君 不敢盲从 而说的几句话》。前面他交代了事由，最后他说：“临末，我单为了魏君的这篇文章……我敢将唾沫吐在生长在旧的道德和新的不道德里，借了新艺术的名而发挥其本来的旧的不道德的少年的脸上！”“少年”前面加了一个很长的定语，但多么准确啊，而且这个定语中间有起承转合的语气的变化，让你读起来不觉得累赘。又如，鲁迅有一篇很有名的文章，叫《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有些人说这个题目为什么那么怪啊？但这里面其实很简单，是七个字、七个字组成的，就像中国的七言诗——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不是很清楚吗？所以，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考验一个人有没有学问，你就看他记手机号码怎么记。有些人记手机号码的方法很奇怪，两个字两个字记，三个字三个字记。他报给你听的时候，你就很难过。其实，如果你三个字、四个字地记，就很容易了。因为在我们中国的语言中，七言、三言、四言已经固定成了一种形式，念起来很自然。总而言之，当我们去欣赏文学作品、读鲁迅作品时，千万不要绕过语言文字。要去看所谓语言文字背后的微言大义。如果你把语言文字这一关跳过去，那微言大义就没有附着之物了。你就感受不到它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怎么思考的。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读鲁迅笔下的国民性立人怎么立？他认为，就是要立这个人的精神、立这个人的心和内部世界。后来，这成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毕生矢志不移的主题第二点，我觉得我们读鲁迅要有一个主题。有一个日本的鲁迅研究家说得很妙。他说：“鲁迅先生一辈子就写了一本书，这本书叫做《鲁迅全集》。”什么意思呢？鲁迅从提笔开始写文章、发表开始，他就始终抓住了一个主题。所以他的文章在以后编辑出版的《鲁迅全集》中，都有固定的位置，不是那么乱。鲁迅生前出版的单行本从来不重复。这很不容易。一方面，说明他安排得很从容；另一方面，说明他思考的问题就只有一个目标、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就是我们最熟悉的“国民性改造”。用鲁迅自己的话来说，在他1925年给许广平的信（后来叫《两地书》）中说：“中国最重要的是改造国民的劣根性”。他在1922年写就的《呐喊》的序中有另外一个说法：“（中国）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这个话说得有点过分，但也是鲁迅自己说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这个思想从一开始就有。他在日本时的那些作品（比如《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中，就是讲这个道理的，就是要立人。立人怎么立？他认为，就是要立这个人的精神、立这个人的心和内部世界。后来，这成了鲁迅作为一个文学家毕生矢志不移的主题。所以，读鲁迅的著作，我们要留一个心。除了欣赏他的语言文字之妙，还要看他是怎样触及了我们中华民族深层的文化心理。鲁迅曾说，他的小说都是从病态社会不幸的人们中撷取的几个故事。他在给年轻作家沙汀、艾芜的通信中写道：“一个作家写小说，选题要严，开掘要深。”你不能什么都写的。你要选一个最好的题目，而且开掘的深度要越深越好。大家熟知的《祝福》就是这样一个好例子。他为我们普通中国人内心的恐慌、满足，提供了一个他自己的认识。鲁迅并没有说他写的这个祥林嫂是真的还是虚构的，他只是提供一个画面而已。怎么认识要靠我们读者自己跟作品对话。鲁迅先生写于1907年的《摩罗诗力说》里面有一个观点，对我影响很深。他认为，世界上的各种文学都能够启示人生的秘笈、奥妙，但是这个人生秘笈不能够通过纯粹的学者说出来，只能够通过诗人和文学家。为什么呢？他说，好比热带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冰。那么，假如你从物理、化学的角度解释冰是什么，他永远不知道冰是什么。最好的办法是拿一块冰让他去摸一摸，事情一下子就讲清楚了。文学就是这样。它与人发生直接的接触，然后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把它描写出来。当然，因为作家的水平参差不齐，描写的结果会不一样。高手就传神于章句之中，把人的精神全部写出来。鲁迅的小说是写改造国民性的。如果我们读鲁迅小说，读不出其中人物内心的汹涌澎湃、深度，那你就没有读懂。不仅是一篇《祝福》，还有很多。后来，鲁迅很自豪地说，“我在小说中审查的国民性，现在都在我的杂文中了。”所以他的小说和杂文的主题其实就只有一个——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心理、我们的国民性的问题。抓住这一点，鲁迅的著作就有整体性。而且鲁迅不仅写别人，他也写自己。他连翻译别人的东西都是为了借西方的火，烤自己的肉，看看是什么味道。鲁迅先生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追求。既然他有这样的追求，我们就按这样一个线索来看他的书。这样所得到的就不像一般看闲篇那样不着调、不得要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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