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文化，是在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要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必须学习、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中国历史悠久，古典文献之丰富，举世无与伦比。举其大者:《四库全书》千四百四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三种，《续修四库全书提要》已写三万一千种，未写的八千种。且不说《中国丛书综录》、《贩书偶记》和《续编》等收录的书，全国档案馆藏的五千多万卷(册)档案和明、清内阁大库档案，只就上述《四库》三个部分来说，已经五万种。有志之士，面对如此浩瀚的书海，真不知道从何处下手。要从书海中准确而迅速地查得所猫的文献资料，就必须具有一定的目录学知识。
清末学者杨守敬在日本，有志于搜集日本现存而中国久佚的书，但是“茫然无津涯，未知佚而存者为何本”。后来以重价购得日本目录学家森立之《经籍访古志》，依靠它的指引，“按录索之……凡(其书在我国内)版已毁坏者皆购之。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杨守敬《日本访书志缘起》)。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学术上是很有名气的，但是它在“释家”类的《提要》，以唐代的《开元释教录》为“佛氏旧文”之“最古”者，而不知南朝齐、梁和隋、唐还有几部佛氏更古的名著，全被《四库》馆臣忽略了。代表清代学术水平的名著，为什么会如此疏陋?陈垣《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批评说:他们对于佛典，是“随手翻检，未尝一究史源”。就是缺乏佛典目录学知识造成的错误。杨守敬按目录以访书，就“不一年，遂有三万余卷”。《四库》馆臣不知目录而随手翻检，就造成不应有的错误。目录与求书的关系，如此密切。
何况，学有专科，书有真伪，内容有是非深浅，版本有善不善，对这些有关的问题一无所知，求书又怎能得其所需?中国古代目录学名著，如《别录》、《七略》、《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都是按照不同的学术性质，将群书分类，论述各类学术的渊源流派、学术短长，又对每一书写出叙录、解题，评介其内容大要、学术价值，求书者读之，可以了解所需之书在某类，同类有些什么书，要弄清某一问题，应当读哪些书。清代史学家王鸣盛在《十七史商榷》卷一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同书卷七又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目录学像一把钥匙，掌握了它，才能打开图书宝库的大门。
看到此处说明本文对你还是有帮助的，关于“中国历史故事：寻求图书的钥匙”留言是大家的经验之谈相信也会对你有益，推荐继续阅读下面的相关内容，与本文相关度极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