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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封建时期，土地所有者与农民劳作者之间的关系，被称为“主佃关系”。这种主佃关系自明朝中叶到民国时期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同样发生变化的还有在全国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的空间分布模式。从性质上说，人们可以看到，大约自16世纪中叶开始，主佃关系逐渐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各地虽不一致，但却是确定无疑的，表现为人身隶属关系与等级关系的日益松解，契约关系与经济关系的日益增强。这一趋势在那些土地所有权高度集中的地区尤为显著。
图1：清朝佃户示意图
清朝时期的“主佃关系”
在18世纪的清朝，直隶的租佃制实行程度很可能比较低，而且更为突出和更具代表性的，可能是那些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并耕种大块土地的佃农。这里，我们不知道方观承的论断是否应被认为具有真实意义，他断言在1743年遭受灾害的各府州中，"占业自耕者少，为人佃种者多"。
很显然，其实《赈纪》决不是专门谈论租佃问题；实际上，这个问题只是在提出该论断的那篇文章中，以及在另一处谈到耕种旗地的农民的一个特殊事例中有所涉及。
这种变化的社会经济影响尚不明了。在清朝时期，佃农的一般状况是否得到了改善？在清朝时期，最高级的租佃形式不一定意味着佃农处于最不利的状况。随着主佃关系的发展，地主听任佃户决定生产投资和享受它的利益，永佃制的推广，多重地权制的发展，所有这些因素都使佃户有机会增加边际收益，这种收益甚至可能是以地主的损失为代价的；这也使佃户有机会为了自己的目的到市场上进行交易。
图2：古代佃户示意图
基于这种考虑，人们会倾向于接受一种直接来自于传统意识观念的、拒绝承认阶级关系长期恶化的可能性的观点。所以，关于清朝时期农村社会的一项最有影响的研究中的一段话提出，地主与佃户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的情况是不常出现的："首先，我们必须打消一种误解，即佃户必定并一致反对地主。在正常环境中的许多情况下，佃户对待其主人的态度是温顺服从的，或者甚至是热情友善的。"
当以需求水平来划分灾民受灾程度时，我们会看到，农民与其所耕种的土地的关系恐怕是一个重要因素：某些地区的规章承认，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佃农在经济上是处于不利地位的。
这些关系首先是由贫富之间的总的不平等所形成的。这种不平等是所有对立冲突的根源，它通过土地所有权的集中使富人得以垄断性地拥有最主要的、以货币形式来说是最昂贵的生产手段。但是，在危机时期，地主和佃农之间的固有的对立关系还会进一步加剧这种由不平等所必然产生的紧张状态。
图3：古代佃户劳作示意图
清朝佃户为何要抗租？
在清朝，佃户们虽然每天都在勤奋地劳作生产，但由于日益沉重的租负和各种义务，以及他们无力控制的市场力量的影响，再加上地主剥夺了他们已经取得的剩余产品；越来越高的地租押金抵消了永佃制带来的保障；双重所有权的出现至少对于田地的占有者来说意味着双重费用，他们现在要向两个主人支付地租；定额租的好处被一系列契约性和非契约性的额外勒索苛取所抵消。因此，佃户抗租——有时甚至是集体的武力对抗——越来越普遍是不足为奇的。
最古老的主佃依附形式（比如农奴制或者奴隶制）在王朝更替的动乱过程中趋于衰落，与之并行的是经济商业化的日益增长，以及土地资本的所有者向城市移居。随着主佃关系日渐转变为纯粹的经济关系，最终达到仅仅支付定额租的程度，当自然灾害来临时，清朝地主们就完全不愿为佃户做任何事情，除非是共同地并在朝廷的压力下采取行动。
这时，佃户从那些曾阻碍他们企图摆脱严格契约条件的伦理规范的和社会的约束下解放出来。现在，地主对土地财产的亲自管理和监督越来越少，佃户有充分的自由来支配所使用的土地，而且想方设法逃避纳租。
图4：清朝佃户抗租区域
在清朝灾害时期，一旦庄稼歉收，就会经常发生暴力性的佃户集体抗租。这导致地主大户们同样也抱成团，联合起来，有组织地恳请朝廷政府的帮助，以对付那些拖欠地租的佃户。地方政府在传统上是避免卷入主佃关系的，其同意介入只是出于对公共秩序和税收的关心：毕竟，保证完纳地租对国家有着直接利益，因为赋税正是由地主缴纳的。
特别是在18世纪的清朝，主佃关系的恶化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出面来进行挽救，各级地方政府发布的许多新规定就是出于这一目的，这些新规定证明了这种恶化趋势。地主与官僚政府成员之间的紧密的社会联系当然也是一个因素，但这首先是有助于那些最富有的士绅的。
图5：古代地主监督佃户耕田
清朝地主如何保护自己的权利？
当然，当地主的利益开始遭到威胁时，他们就越来越顽强地捍卫自己的利益，即使不以法规方式，也是在事实上这样去做的。契约措辞与实际执行之间的差异在生存危机时期的确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一旦地主对于曾被法律束缚于土地的佃户的惯例约束废止了，为了保护地主对于地租的权力，保护他们驱赶那些欠租佃户的权力，契约就成了最重要的东西。
例如，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江苏镇江邹氏的多数土地租佃契约中都特别写明，"不拘丰歉"，或"不论旱干水涝"，佃户必须全数缴纳地租，否则地主将田地租给新的佃户。但是，这项保护条款并没有妨碍邹氏同意一些佃户推迟交租或免交欠租，而不执行驱赶佃户的条款，其原因或是由于收成不好，或由于佃户家中有人去世，或者甚至是出于"宾主之情"。
图6：清朝地主示意图
这样，在契约的保护性条文（这些条文仅是为了保护地主的利益）与事实上存在的"永佃"（对佃户来说这当然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好处）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一些契约证明，有的佃户已经拖欠了25年以上的地租，而其中一张1827年的契约中提到，该欠债者的祖先从1738年就开始租种邹氏的土地了。
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些矛盾，例如，在保护地主的法规条文与各方力量的实际平衡之间的矛盾。所有这些矛盾都表明了同一事实：即在这一社会经济迅速变化的时期，由于一方面是佃户抗租，而另一方面是地主的需索，有产阶级和佃户之间的均衡关系经常受到威胁，因而均衡只能是暂时的，而在经济危机之时，则存在着完全崩溃的危险。在这样一种关系之下人们不可能期望佃户的权利中还能包括灾荒救济。
图7：古代佃户劳作示意图
在这方面，所谓"宾主之情"只不过是与前边提到的意识观念的说教有关的一种陈规旧俗。不过，在此前两三个世纪，在长江下游省份，大土地所有者是当时乡村中不容置辩的、有支配力的主人。把地主与佃户联结在一起的"相资相养"的关系在当时确实起着现实作用。
在灾害期间，地主向其佃户提供粮食救济，这种"地主赈济佃户"的行为被认为是地主对佃户应该履行的相应义务，这有助于维持一种严密的、在某种意义上是自我调节的剥削制度。
图8：古代官员征税示意图
朝廷行为对主佃关系有何影响？
在16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到17世纪的前数十年里，这种均衡关系开始被打破了。在连年空前的自然灾害袭击下，佃户无力履行其义务，他们拒绝缴纳地租和偿还借贷的粮食，越来越倾向于摆脱这种社会契约。这种状况由于朝廷行为而进一步复杂化了。朝廷无情地强迫地主完纳赋税，而同时又劝戒他们同意佃户缓交田租。
1638年发生在苏州地区的事件，表明了朝廷是怎样以苛求赋税而激起地主与佃户之间的事端的。那一年，由于旱灾和蝗灾而导致庄稼歉收。虽然巡抚一再向皇帝禀报，但皇帝不但不减免赋税，反而还下令增赋。到了收租时候，在地主拒绝减租的情况下，佃户们联合发起了抗租运动。结果，那些乡居地主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居所以及粮食财物被抢劫一空。
图9：长三角区域示意图
长江三角洲地区的这些黑暗岁月只会加速旧制度的崩溃。这一过程在16世纪已经开始，而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过程还会使那些怀旧的乡绅们继续悲痛下去。在整个18世纪的清朝，这一过程所造成的阶级关系后果变得越来越显著：频繁发生的有组织的佃户抗租、抢劫、示威，一有歉收迹象就随时会爆发的暴乱，与所有这些相对的是有产阶级的冷漠无情、日益增强的暴行，以及自私的投机活动。
虽然清初安定秩序的恢复以及经济的扩张标志着一个稳固的社会阶段的来临，但"佃户抗租"在整个18世纪始终是一个主要问题。自1770年起，有产者与人民大众之间在经济上和精神上的鸿沟再次成为一些明智的官僚频频提出的问题。
图10：清朝官员为灾民施粥示意图
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理解由朝廷实行的、经过精心谋划的、拥有强大经济力量的"荒政"的重要性。18世纪清朝政府典章制度中所提出的控制饥荒的各种措施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实际上，多数方法早在宋代就已产生，许多程序——勘查灾情及灾民、定期的粮食赈济、粥厂，等等——已经由地方权贵与地主配合着官方实行了数个世纪，尽管规模较小。
在17世纪总危机结束后，一个新的发展是，即使在地权高度集中的省份，在荒歉年景里，朝廷也不再依靠有产阶级来组织和负担救灾食物的再分配。在传统上小自耕农是官方救济的主要受益者，现在大量佃农也加入了这个行列。
图11：古代佃户示意图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佃农不仅同样甚至是更严重地遭受着自然灾害的影响，而且也已成为一个社会群体，特别是在抗租的情况下。在这些情况下，官僚政府已不能再把自己的作用仅限于劝戒、监督，以及收取一定的赋税钱粮。虽然清朝朝廷力图取得乡绅最大限度的合作，尽管这个阶级已被削夺了许多封建权利，但在乡村中仍有着的巨大权势和影响，如果必要的话，它必须准备着全部接管救灾行动。
参考文献：
《赈记》
《荒政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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