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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母戊大方鼎：中国商代晚期的青铜器。1939年于河南安阳殷墟商代晚期墓出土。因腹内壁铸有“司母戊”三字而得名。鼎大得可以做马槽，所以人们又叫它“马槽鼎”。
该鼎造型庄严雄伟。长方形腹，每面四边及足上部饰兽面纹。双耳，外侧饰双虎噬人首纹。四足中空。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
该鼎的化学成分为：铜84.77%，锡11.64%，铅2.79%，其他0.8%。是中国目前已发现的最大、最重的古代青铜器。
司母戊大方鼎发现于日本鬼子铁蹄蹂躏下的1939年，当年发现、挖掘司母戊大方鼎的42名村民中的最后幸存者吴培文已于2006年去世。2005年司母戊大方鼎回到安阳“省亲”时，他向记者讲述了大鼎历经劫难的传奇故事。
发现———村民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不小心挖出了“青铜大炉”
武官村是距河南安阳市区3公里的一个小村庄，这里先后发掘出了上千座墓葬，还有十几座王公大墓。吴培文老人住在武官村289号一个朴素的小院里，当年这座小院落前后通街，是他父亲留下的家产。
当年，安阳小屯一带发现大量甲骨文以后，前民国政府曾经组织过大规模的发掘。1937年之后，由于日本鬼子的侵占，发掘工作被迫停止了。鬼子一来，村民真是度日如年。人饿得没办法，只好结伙儿在田地里挖“宝”，贱价卖给时常在这一带转悠的古董商。
1939年3月初的一天，吴培文的叔伯哥哥吴希增漫无目的地在野地里“探宝”。挖宝有挖宝的门道，什么是生土，什么是熟土有讲究。探杆碰到铁、铜或者玉石，带出来的土颜色不同，“老江湖”一看便知。接了两根杆，打到13米深的时候，已经打到水脉了，突然，探杆触到了硬东西，拔出来一看，探杆卷了，探杆头上带上来些许铜锈。
“有宝物！”吴希增收拾工具悄悄回村找到吴培文。一商量，决定找几个人，夜里偷偷挖。当天晚上，吴培文他们找来了十七八个棒小伙子，黑灯瞎火地开始了挖掘。按吴希增白天所做的标记，挖出了一个大土坑，然后继续朝下挖。终于，宝物露出来了，借着昏暗的烛光，仔细一观察，坑底躺着一个巨大的青铜炉样的东西。大家七手八脚地向四周破土，尽量扩大土坑，宝物终于揭开了“面纱”。此时天边开始发亮，不能再干下去了。他们只好填回一些浮土，又用柴草盖住洞口，约定次日晚上接着干。
出土———换上新的绳子，用了三匹牲口，忙活了几夜，这鼎终于得见天日
第二天晚上，他们多叫了一些人来，队伍扩大到42人。开始，一部分人在扩大洞口，另一部分人找来3根粗粗的圆木，交叉着支到洞口上，这在当地叫“叉抽”。找了一个浇水的辘轳作滑轮，又拿一条粗绳子从滑轮上面拉过来，直通洞底，成了稳固的提升架。洞下面空间小，只能站两三个人。地面上有人喊着号子，套上两匹牲口，人也一起帮着使劲往上拽，洞底下的人用撬杠撬……
“大炉”终于缓缓地上升了。稍微挪动一点，上面有人往下扔土，洞下面的人马上再往“大炉”下面垫土。然后，上面号子一喊，大家憋住气猛地一拉，“大炉”又上升了几厘米。如此往复，大鼎一点点提升。
不过消息还是让武官村所属的第十区区公所知道了。区公所的头头来了，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要派一个排保护大家。当然，这一个排的人都要“算股”了。于是，大坑周围，每50米远就设一个岗。
整整折腾了一夜，“大炉”才上升了六七米。直到第三天夜里，这鼎终于得见天日。紧接着，就是秘密把鼎运回村里，暂时埋藏到吴培文家院里一个粪堆下面，上面用柴草伪装好。
刚刚过去十几天，大家的心还没有放下来就出事了。村里有人走漏了消息，驻守安阳飞机场的日本警备队长黑田荣要来看鼎，大伙儿的心一下子沉到了底。怎么办？想转移已经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应允下来。
觊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
那天夜里，黑田荣坐着小汽车来了，登着梯子翻墙过来，大伙拨拉开乱草和浮土，黑田荣走到了跟前，自称见多识广的黑田荣就惊呆了，“吆唏、吆唏”地直叫唤。他戴着小眼镜围着大鼎整整转了好几圈，一边看，一边嘟囔，谁也不知道他说了点儿啥。终于，黑田荣的眼睛离开了司母戊鼎，狡黠地挤弄了两下，开口说话了：“宝物！宝物啊！中国人，这个！”他跷着大拇指连说带比划。村民们站在那里，不知道黑田荣的下文是什么。
没有几天，村里小孩子跑来说，赶快跑吧，鬼子又来了！这次来的不是黑田荣，有宪兵队、铁道警备队，还有皇协军共100多人里。吴培文一看这阵势，撒腿就跑了。可能是黑田荣说错了地方，这拨人把吴培文家翻箱倒柜弄了一遍，没有找到“大炉”，走了。
这可怎么办？继续放着连性命也难保了。这时就有人出主意说，还是卖了换成钱安生。
卖鼎———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他们就托当地的一个专门“倒腾”古物的古董商将消息透漏给大买家。没过几天，当年赫赫有名的北京大古董商肖寅卿带着护兵和通信员坐着小车来了。看到大铜鼎，肖寅卿一下子惊呆了。肖寅卿拿出放大镜，从鼎耳一直仔细地看到鼎足。大家沉不住气了，催促他说个数儿。肖寅卿狡猾地笑笑，竖起两根手指头，这个数儿？
两万？不，20万光洋！大家伙儿舌头还没有伸直，肖寅卿又说话了：“不过，你们得把它给我分解开，起码分个十块八块的，不然，我怎么运走？等我一块块地装了箱，就把钱付给你们。怎么样？干不干？”
一说这么多银元，不少人动心了，毕竟大家穷得要死啊！
当晚，他们开始用锯条锯，折腾了一夜，折断了几十根德国产的锯条，连大鼎的一根腿都没有锯下来。这时有人拎来大铁锤，垫上被子往鼎上砸。哎呀！这一锤可不得了，轰的一声，巨大的声响震耳欲聋，砸掉了一只鼎耳！由于害怕把鬼子招来，大家七手八脚地扒掉西屋马棚地上的牲口粪，挖了一个深坑，把“大炉”重新埋上，又伪装好。
不久，上回没有得手的宪兵队等一班人，再次来到武官村，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吴培文家院子前后通街，他躲过一处岗哨，直奔村外，躲进了挖沙的大坑里。
说来也巧，下午3时许，突然刮来一阵狂风，天昏地暗。村里的鬼子只好走人。吴培文回村一看，他们把西院马棚误以为西屋马棚，翻了一个底朝天。回到自己家，他发现挂在墙上的照片被全部拿走了，拿走照片肯定是为了捉拿自己。家是待不下去了，吴培文找了几个人，把“大炉”又转移到自家放草料的东屋，只身投奔亲友去了。
贺礼———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
村里人知道鬼子不会罢休，后来就把以前挖掘的一只没有人要的破罐子，用麻袋裹起来放到床底下，搪塞了他们。打那以后，吴培文有家不能归，在亲戚家辗转住了两年，又跑到徐州、蚌埠、淮南、南京流浪打工。抗战结束后，吴培文回到了故乡，当初参与挖鼎的几个人又开始合计怎样把鼎卖出去。1946年6月，当时的安阳县政府一位“陈参议”打探到大鼎的下落，他威逼吴培文等人把大鼎上交政府。
当时出版的《民生报》载文说：“7月11日夜派队并商得驻军X部之协助，至该村掘至终夜，于天明12日早晨将古炉用大马车运县存放古委会内。”此文中的“古炉”即司母戊大方鼎。
当时的古物保存委员会设在安阳市老城县，一时城内百姓争相参观，盛况空前。结果，风声竟然传到了驻扎在新乡的国民党第31集团军司令长官王仲廉的耳中。时值蒋介石60大寿在即，王仲廉正在发愁送什么礼物，得知此事，正中下怀！于是，司母戊鼎又连夜被运到了南京，后来被存放于当时的国民政府中央博物院。
解放南京时，大鼎流落在南京飞机场，被解放军发现后，转移到南京博物馆。解放后，国家对大鼎的历史地位、科学价值及文化内涵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大鼎腹中“甲骨铭文”的破译，是经郭沫若亲自现场考证，确认为“司母戊”三字，从此大鼎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司母戊大方鼎。
1959年，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建成后，司母戊大方鼎被调拨到北京参展。此后，历经磨难的司母戊大方鼎就留在该博物馆，并成为该馆的镇馆之宝，司母戊大方鼎的剪影图案还被制为该馆馆徽。（据《东方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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