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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1年，年仅16岁的丘吉尔在哈顿公学对朋友畅想未来：“我告诉你，伦敦将陷入危险，它会遭到攻击……我将指挥伦敦保卫战，拯救危难中的伦敦和英格兰。”
前不久，《丘吉尔：语言的力量》一书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引进出版中文版。该书的编著者马丁·吉尔伯特为丘吉尔200篇文章和演讲加上背景，用丘吉尔生动犀利的语言串联他从懵懂少年至耄耋老年精彩的人生，让我们不时惊叹。
温斯顿·丘吉尔是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不仅两度担任英国首相，还以6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第46届诺贝尔文学奖，成为历史上唯一获得该奖的政治家。授奖词很感人：“一项文学奖本来意在把荣誉给作者，而这一次却相反，是作者给了这项文学奖以荣誉。”
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勋爵是19世纪末曾任英国财政大臣，母亲是琴棋书画皆通的美国富豪之女。很难想象，这样一位“官二代”“富二代”竟然会当战地记者，甚至被南非当局当做军人抓了起来，最后越狱逃脱。他曾在枪林弹雨中作战，也曾用自学柏拉图、叔本华、马尔萨斯、达尔文等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和生物学家的经典名著，更是在23岁就发表了政治演讲。斯大林称赞他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丘吉尔著有58本书，包括7本回忆录、16卷历史、22卷个人演讲、4本报刊文章选集、2卷散文、6卷传记和1本小说，在风云战场中写作，在冷静研究中奋笔疾书，还能在公众和议会辩论中精力充沛地唇枪舌剑，语言，是他最有力的武器。
从19世纪70年代末期的《保姆之爱》到1959年丘吉尔84岁时最后一次演讲《未来》，该书几乎是那个时代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的记录，也称得上是一部别致的人物传记，让读者领略到一位历史人物如何凭借语言的力量给世界留下足够的智慧和深刻。
马丁·吉尔伯特认为，丘吉尔使用语言有不同目的：支持道德和政治事业，倡导在社会、国家和国际领域的行动，讲述他的人生，阐述英国及其在世界的位置。他认为200篇选文的每一篇都帮助我们理解丘吉尔的人生和思想，洞察他如何在英国和世界舞台创下辉煌印记。
中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但由于民族性格和文化传承不同，长期以来，我们自觉恪守“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说话要谨慎，行动要敏捷)的古训。连毛泽东给两个女儿取名字，也分别叫李“敏”、李“讷”。在“自媒体”如此发达的今天，“为政不在多言”已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我们的表达能力、交流能力、讲演能力，成为个人综合素质的重要体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提高演讲和写作能力，无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十分重要。
德国汉学家顾彬认为，翻译是原创，而不是对原文的复制。这么说可能有点过分。但如果说译作与原作的关系不是双手合十，而是交叉紧握，各自独立又互相依存，也许就比较贴切。何美是北京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生，在翻译这部近50万字写作演讲集时，本着“信达雅”的要求，既一丝不苟忠实于原文，又追求美文，体现了当代学人的严谨学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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