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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烧了。
“你上楼去睡吧,”儿子说,“你病了。”
“我没病。”父亲说。
医生来了以后,量了量父亲的体温。
“多少度?“儿子问医生。
“三十七度。“
下楼后,医生留下一大包药,并嘱咐如何服用。他似乎对流感很内行,说用不着担心。这是轻度流感,要是不引起肺炎,就没有危险。
儿子回到房里,记下了父亲的体温,并对各种药物的服用时间作了记录。
“爸爸,你在看什么?”
“嗯,没什么。”父亲说。他脸色苍白,眼窝下方有黑晕,他躺在床上看窗台上的花,花已经凋谢了。
“你感觉怎么样,爸爸?”儿子问父亲。
“到目前为止,还是老样子。”他说。
儿子坐在床脚边自个儿看书,等着到时间再给他服一粒药。按惯例,父亲本该睡着了,然而,当儿子抬头看时,父亲却双眼盯着窗台上枯萎的花,神情异常。
“爸爸,你在担心什么?到吃药的时候,我会叫醒你的。”
“我宁愿醒着。”
过了一会儿,父亲对儿子说:“你不必呆在这里陪我,要是你嫌麻烦的话。”
“不嫌麻烦。”
“不,我是说,要是你过一会儿嫌麻烦的话,你就不必呆在这里。”
儿子想,或许父亲有点儿烧糊涂了。十一点钟,照规定给父亲服药后,儿子便出去了一会儿。那是个寒冷的日子,地上覆盖着一层冰,冻住了所有那些光秃秃的树木,那些灌木丛,那些砍下来的树枝,以及所有的草坪和空地。儿子沿着大路和一条冰冻的小溪散步,但在这玻璃般光滑的地面上站立和行走是很困难的。儿子摔倒了两次,摔得挺重,一次摔掉了帽子。
回到屋里,医生说父亲不让任何人进入他的房间。
“你不能进来,”父亲说。“你千万不要传染上我的病。”
儿子来到父亲身边,发现父亲仍像儿子离开时那样躺着。父亲脸色苍白,但两颊上部烧得发红,眼睛依旧一动不动地盯着窗户。
儿子量了他的体温。
“多少?”
“大约四十八,”儿子说。
“原先是四十七度,”父亲说。
“谁说的?”
“医生。”
“你的体温没问题,”儿子说,“用不着担心。”
“我不担心,”父亲说,“但是我不能不想。”
“不要想,”儿子说。“放心好了。”
“我很放心,”父亲说着,眼睛直盯着前方。显然,他有什么心事,但在尽力控制着自己。
“将这个药用水服下。“
“你看这有用吗?“
“当然有用。“
“你看我大概什么时候会死?”父亲问道。
“什么?”
“我大概还有多少时间就要死了?”
“你不会死。你到底怎么啦?”
“啊,不,我会死的。我听到医生说四十八度会烧死人的。”
“你是在说傻话。”
“我知道会的,我有这个感觉。”
原来自上午九点起,整整一天父亲都在等死。
儿子说,“你不会死的,那温度计不准确。”
“你肯定?”
“绝对没错,”儿子说。“我相信。”
“噢!”父亲说。
父亲那凝视着床脚的目光松弛了,他的紧张状态也终于缓解了。第二天,越发轻松了。不会为了一点无关紧要的小事,伤感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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