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战里的心理疏导故事① “在公卫中心 我为这位患者提供了5次心理疏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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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仍在继续。近日，本报记者走进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心理援助热线平台与高校心理系等机构，聆听医生、专家与志愿者们讲述一个个关于心理干预的故事。战疫中，无论是在一线直面病魔的医患，还是每位普通市民，或许都能从这三例个案扫描中获得一份“心理处方”。

这些日子，刚刚结束了在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2周工作，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沈一峰医生依旧留在院内接受统一隔离。在这里，他主要有两项任务：为患者提供精神科会诊，为医护人员提供心理援助。2月17日，上海天气晴冷，刚刚完成查房的医生告诉沈一峰，患者们久违地拉开了窗帘。

查阅数据不难发现，连日来上海有大批患者治愈出院——2月14日，28例新冠肺炎确诊患者痊愈出院，15日有34例、16日有16例、17日又有21例……“出院患者数量增加，对尚留在病房内的患者也是一针强心剂。”沈医生说，疫情来袭，当医患携手对抗病魔时，精神科医生要做的就是尽量为他们驱散心头的“病魔”。

也正是17日，沈医生有位熟悉而陌生的“新朋友”王女士也出院了。2周间，他为王女士先后提供了5次心理干预。治疗期间，她究竟发生了什么？

第一次和患者见面：“她没戴口罩冲过来就要拉我的手”

2月2日，沈一峰与同事二人抵达市公卫中心接受防护培训，分管三栋病房的心理干预与疏导工作。“现在市民对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干预的接受度越来越高，甚至有患者会主动向负责治疗的医护人员提出，请我们查房时去看看他们。”沈医生说。

7日上午，例行查房前，王女士的负责护士找到了沈医生，“患者情绪有明显波动，表现烦躁，同病室的病友说，昨晚她整夜都没睡好，一会儿起来，一会儿躺下，害得我们…”然而病历记录上，王女士的病情一天比一天好转，为何突然在情绪上出现了巨大变化？

原来，王女士和丈夫同为此次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虽然不住在一个房间，但之前每天保持着手机联系，彼此倒也算放心。然而，6日王先生的情况突然急转直下：从轻症病房转入重症病房，直接进行了插管治疗。尚不知情的王女士在发给丈夫几条消息均石沉大海后，不由得心慌起来：他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本次疫情带来了两个很特殊的问题：第一，由于家庭成员聚集性感染病例多，亲属很容易同时承担着患者、患者家属的双重角色；第二，若在平时，医疗机构可及时通畅地与患者家属进行患者的病情沟通，但传染病、隔离病房等因素的限制，让这一切变得无法及时。”沈一峰解释，在市公卫中心，轻症与重症患者住在不同大楼，医疗团队间也无法随时互通，因此在王女士急切想了解丈夫病情时，只能得到“病情恶化”“气管插管”等少量信息。

“我踏进病房的一瞬间，她就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沈医生还记得，没有戴口罩、满脸写着焦躁的王女士直直从床边朝门口冲过来，甚至想拉他的手。“由于传染病的隔离要求，我只能赶忙避开，请她保持一段距离。”他苦笑道，第一次见面的15分钟内，几乎12分钟都是王女士在倾诉，“但通过她的不断描述，我发现她焦虑烦躁的源头来自信息沟通的缺失。”

通常两天进一次病房的沈一峰为王女士提供了抗焦虑和助眠药物后，答应她还会再来。“我得做足功课，除了安慰性言语外，必须触及患者最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

不能隐瞒坏消息，突发灾害时该如何“好好说”？

回到医生办公室后，沈医生立即联系了分管重症病房的同事。每晚7时，来自精卫中心的他们都会召开固定微信会议，互通有无。“在特殊时期，救治需要会诊，心理干预也需要联手合作。”托同事了解了王女士丈夫的病情后，沈医生才知道，在插管治疗后不久，他的病情急速恶化，很快用上了体外膜肺氧合机（ECMO）。“这意味着，王女士设想的最坏情况没有发生，但病情的确较之前严重了很多。”沈医生面临着在突发灾害中最典型的心理干预问题：如何将坏消息传递给患者？

“告知的前提是不能隐瞒。”他告诉记者，重症病房传来消息，万幸的是，王先生除了肺部功能恶化外，其他器官系统功能仍较稳定。“我尝试着从这个切入口开始向她解释目前的情况。”第二次交谈中，沈医生时刻观察着王女士的微表情，当得知丈夫性命无虞时，她终于松了口气，可又对ECMO产生了极高的关注度，“用了ECMO还有救吗？”

第三次见面时，王女士似乎已经平静接受了现状，但沈医生知道，她的内心依旧焦灼挣扎。“尽管生病是坏事，但目前，上海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在照护他，多学科联合的专家组每天视频讨论每一例危重患者的治疗方案，ECMO是目前全球最先进的技术之一，治疗产生的所有费用都由政府承担。”他仔细地为王女士分析了现状。

又过了2天，沈医生如期再次来看望这位重点患者。据悉，2周内他共为20余名重点患者提供了多次心理干预，“比起普通患者一次性的干预，这些患者大多有更明显的焦虑、抑郁或其他问题，需要随访多次。不仅在上海，各地精神科医生目前碰到的最大挑战，就是患者对于同样被感染的家属、亲友产生了自责、无助、焦躁、悲伤等负面情绪。”那么，除了传达信息之外，还能做些什么？

给患者“提要求”，助其更快走出阴霾

第四次见面，听完倾诉和介绍完丈夫的现状后，沈医生给王女士提出了“要求”。“我们不能放任她持续陷入新一轮在等待未知时的焦虑。”他直截了当地告诉王女士，“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配合治疗，无论未来发生什么，你都将是他最坚强的后盾，你自己康复了才能帮他度过难关。”

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安慰。沈医生说，从最初几乎每一句对话都以“我老公”开始，逐渐到以“我”为主，患者需要将注意力重新回归自我。“丈夫——ECMO——自己”，沈医生说，当她对自己的情绪有所觉察，理解了问题的源头，并有所行动时，对整个事件的负面情绪就会缓解不少，进而走出内心枷锁，对治疗有益。

最后一次见面时，王女士告诉他，自己明天就出院了。由于治疗期间多数时候只能呆在自己的病室中，许多患者宁愿关上灯、拉起窗帘，主动隔绝外部的世界，而那一天，沈医生久违地从这间病室看到了窗外郁郁葱葱的绿色。“一切都会变得更好的。”走出病房后，他转身又挥了挥手。

基于心理干预的伦理原则，除非患者要求，出院后医生不再追踪这对夫妇的进展。但沈一峰说，此次新冠肺炎期间，这样的案例很多。“亲属聚集性、传染、隔离”，这些特殊的标签，让这场战疫中的心理战或许打得更为艰难。“我们希望，患者和一线医护人员可以及时寻找身边的精神科医生倾诉困惑，尽早介入，或许将为他们提供更多有效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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