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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两句话看起来挺矛盾的，一句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另一句是“五个指头伸出来还有长短”。这其中的滋味，今年的徐峥可能感受最深。
距离上一部执导的影片《港囧》上映已经3年了，徐峥今年频频亮相，都是因为还有他监制的年轻导演的作品。从年初开始，就有《幕后玩家》《超时空同居》，还有刚刚开始点映就破了票房纪录还口碑炸裂的《我不是药神》。不同的项目，投入的精力和感情是不是一样多？只有徐峥自己知道。但恐怕绝大多数看过《我不是药神》的观众都会和我一样，愿意相信他为这部电影倾尽了心力。
徐峥说这是他从影以来最好的一次表演。演员和作品之间，也是讲缘份和相互成就的。事情的源起，是宁浩发现了这个故事，他问徐峥，你愿意来演吗？看完剧本，二人一拍即合，一个演、一个导。临到了开机之前，宁浩告诉徐峥，导演换了，是个年轻人，叫文牧野。原本宁浩心里不踏实，怕徐峥因此改变了心意，没承想，看过文牧野改写过的剧本，徐峥更加笃定了。于是，两个人一起当了这个项目的监制。
《我不是药神》讲了一个中国英雄的故事。这英雄是传奇的，却也是土生土长在中国社会现实里的。故事的原型是一个慢粒白血病患者，在治病求药的过程中，他帮助了许多患者，被病友们称作“药侠”。电影里，男主人公的“病”不再是生理疾病，从一亮相，他就是个不折不扣的市井小人物，自私自利才是他性格里的病。但这并不妨碍他在现实的困顿中歪打正着地做起了求药救人的事业，并最终实现了内心的成长，向着善良与希望的方向追寻。
这部电影的英文名是Dying to Survive，如果再用中文翻译过来，或许也可以叫“渴求生存”。这样一个故事，在当下中国的创作环境中并不容易，或许应该说，敢把它拍出来的人就是英雄，它能够上映就是传奇。电影里的许多问题，在过去的创作中已经被人们规避了太久了——法大于情的时候，正确的选择是什么？社会的规则面前，生命的尊严是什么？对于这一切，徐峥给出了他的解释——慈悲。他说，这是东方文化里的特有的精神气质，这种气质让他被这个故事和人物打动。在如此正能量的故事里面，创作又因何要自缚手脚呢？因为这部电影，他第一次感受到作为电影人的尊严。
他确实是一个执着的表演者，表演上瘾。他说，这些年之所以在表演之外还涉足导演、监制、投资人等环节，最终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取更多的表演机会。因为演员的话语权终究是有限的，可能你有自己倾心的角色，却未必能够得到，而溯源至项目的源头，做了监制或者导演，自己可以选择的表演空间也就大得多了。
但也许是年岁渐长，也许是资历渐深，他开始越来越乐意于站在年轻导演的背后。他深知年轻导演入行时身处的困境，投资方没有信任感，要么找不到项目，要么找不到钱。于是，他索性把自己的“明星”身份亮出来，一边给投资方安全感，一边也给年轻导演排解创作之外的干扰。他要做的，就是让优秀的年轻导演早一点发光。
他说，真正的演员永远是站在角色后面的。真正优秀的电影人又何尝不是？在做过了演员、导演、监制和投资人之后，他越来越明白自己只是一个普通的创作者，自己的创作也是有起有落的。回到做电影的的初心，这或许正是一个电影人的中年不惑。
第一次感受到作为电影人的尊严
刘阳：您跟宁浩导演的搭档观众都很熟悉，但两位一起作为一部电影的监制还是第一次，这是什么样的机缘？
徐峥：宁浩导演发现了这个题材，他跟我说：“这个故事太好了，你来不来演？”我说：“你拍我就演。”隔了一段时间他说他发现了一个年轻导演，叫文牧野。我说，这位年轻导演我知道，电影节的时候，我看到过他的一部短片，我认为他的影像风格可能更适合拍这个故事。于是我们就一块儿帮助他，老宁在前面负责剧本方面的推进、剧作结构的调整、人物的设置等等；我读剧本、参与拍摄，拍摄后期在宣传和发行的时候贡献一些自己的点子。我们俩这样来分工做这部戏。
刘阳：您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徐峥：首先这个故事是有原型的，一个慢粒白血病的患者，购药的过程中救了很多人，病友们都叫他“药侠”。我们的艺术创作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调整，把我的这个人物塑造成为一个市井的小人物，这个人物一上来的时候身上有很多缺点，但是在拯救他人的过程中他完成了自救，在故事终点的时候，大家可以看到整个事件正向的发展，看到故事释放出的正能量。
刘阳：前不久的全国院线看片会上，您说您把自己从影以来最好的表演献给了这部电影。您觉得这是出于对这个故事和人物的认同，还是这么多年来您表演水平的一次自然跃进？
徐峥：在院线对推荐这个电影，当然是要把它说到最好，其实最终的评价一定是来自观众的。但对于我自己来说，我觉得难得碰到这么好的现实题材，就是在一个真实的现实语境里面，我们的故事主题呈现的是一种关怀，是一种温暖，是一种人性的力量。电影的最后呈现出来的希望，这是我从影以来从没没有遇到过的。
这个故事不光塑造了男主人公，它还塑造了一个群体，我们能在故事里看到我们的国家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很多变化。筹拍的过程中，我们整理了很多病人和家属的照片，他们身上的故事都是真实发生的，这非常触动我。但电影不能只是把这些照片机械化地罗列在观众面前，否则观众感受不到其中的温度，我们要透过一个人物去传递，让我们的观众相信国家对于人的关怀是有温度的。
我有幸可以承担这个人物的塑造，我觉得其实是很有尊严的一件事，不管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人，还是作为一个电影人、一个创作者，我都觉得非常自豪。我以前演过很多喜剧电影，你完成了一个娱乐层面的工作，观众来消费了，获得了这份娱乐，大家的收获都是欢乐开心。但这次我做路演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作为电影人被观众赋予的一种尊重，就感觉到你做了一个好的电影特别有尊严感。观众看完这个电影后是沉默的，但是他们心里获得了力量和温暖，我相信他们有很多话想说。
我觉得从电影层面来讲，我们的观众太需要看到中国的英雄了，而不是在外国电影里看他别人的英雄。我们需要一个平民的英雄，这个形象可以是不完美的，但是他在事件的进行中会投射出人物的弧光。比如在这部电影里，拿一个特别东方的词来讲就是慈悲心，这是特别有力量的。
后来我在想，为什么观众看完这部电影会哭，我想是因为这个故事里没有任何道德绑架，从这个人一出现，大家就完全相信他。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人，面对生命的无常，他的内心被激发起人性当中的一点点善意，这点善意再不断地被放大。在整个过程中，从来没有一个人指他着他的鼻子说应该怎么样。那一点点善意其实在每个观众的心里，故事演进的过程中，观众自己心里的慈悲心也在不断放大。最后当这个人物获得赞美和尊重，观众也同样获得了赞美和尊重，所以他才会被感动。
真正的演员永远躲在角色身后
刘阳：为了演这个角色做了哪些准备？
徐峥：我们把这个电影的地域性定得比较具体，这样观众可能会更有代入感，电影一开始用了一些上海方言，但我们其实还是希望作品整体来讲是主流的，可以让更多观众有代入感的。
我生活中其实还是能够观察到很多普通的人，包括医院里的人，谁家里没有个生老病死，谁没去过医院呢？所以还是有一些经验的累积的。表演的时候就是把这些经验都调动起来。
这个角色最大的难度是前后的转化，这个一开始自私自利的小人物最后怎么呈现出英雄的气质，要实现这个问题其实挺难的。后来跟导演商量，在赋予他一些行为之外，还做了一些造型上的变化，并没有做太多演技方面的东西去刻意表现。这个人更多的时候是处在比较虚弱的状态，他的行为已经是一个英雄，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越低调，别人才会越认可他。
刘阳：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这部电影里的演员不是传统意义上说的“粉丝流量”很大的演员，但是观众对周一围、王传君、谭卓、章宇、杨新鸣这样的演员组合非常期待。作为电影的监制，在选角的时候您给过什么建议吗？
徐峥：从一开始我就和宁浩、文牧野商量，我们要选对的演员，不是以其他的纬度作为参考的标准。当然，其他的标准也是一种标准，但是对于这个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找到一群专注于表演、专注于角色、专注于自己专业的一群真正的演员。
真正的演员是什么意思？真正的演员是你自己的身份其实是永远躲在角色后面的。在拍摄的过程中，王传君为了减肥，每天跳4000个绳，后来跳8000个，为了演出人物自杀前那场虚弱的状态，他连续两天都没有睡觉。谭卓为了电影里那几秒钟的钢管舞，练得脚上都是伤。
这是一种敬业的态度，这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早应该普及。其实每个演员都应该是这样工作的。我们所有演员都有一种创作的热情，就是当我们进到这个剧组就回归到了我们作为演员的初心，这个过程很享受。
包括我们的群众演员，我们的副导演为了找到长得像病人的群众演员，付出了很多努力，对他们加以培训，给他们塑型。有一场戏是我在医院里给我爸爸开药，我们的副导演跟群众演员说，现在你的女儿生病了，要在四楼做手术呢，得的是什么病，你现在去帮他拿药……每一个人都具体到了这种程度。医院里面每个人都带着自己角色的使命。我自己看电影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被一张张陌生的面孔感动的，那是众生的面孔。
刘阳：文牧野是年轻的80后导演，在这个行业里有一个说法，如果导演太年轻，而演员又资历很老，可能会出现导演在现场驾驭不住演员的情况。这种情况在《我不是药神》的现场出现过吗？导演和演员之间是如何沟通的？
徐峥：文牧野是非常成熟的导演，他虽然年轻，但现场控场能力却很成熟，包括对整个剧组状态和气氛的调度，宁浩导演到我们剧组来的时候，就非常羡慕我们的创作氛围。在这个组里，所有演员对表演都有一种共识，所以我其实在现场是很享受地去做单纯的演员。我们这里不存在大牌的问题，没有人迟到，我们臣服于所有的工作人员，而我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的剧组应有的东西。
现在有的演员的不良风气让人们对这个行业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比如有人说演员出门就会有很多助理、会很大牌，或者说迟到是你的一种是特权，但在我们这个组里不是这样子的。我们的演员为了接近角色，每天和病人坐在一块，化上妆以后都希望最好让人辨认不出来我们是演员，我们是在模仿生活而已。群众演员不见得比我们渺小，他们很了不起，他们反反复复在那里演，他演他的部分，我们演我们的部分，大家是一样的。其实演员就是应该以这样的一个态度，或者以这样一种修养来工作，这个修养你的职业必备的，是你为电影服务的一部分。
刘阳：作为演员也好，导演也好，您都用什么方式来拓展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
徐峥：首先是阅读，然后就是借鉴生活经验。其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阅读和体验的机会，问题是你能不能在创作的时候把那个东西做一个翻译，能不能产生联想和代入。当你去构思一个电影的时候，你能不能想到一些可以作类比的经验，这是一种能力，创作越多，这样的训练越多，这种能力就会变得越强。
这不是是否敏感的问题，而是是否能真正面对的问题
刘阳：这部电影的题材相对来说是过去的中国电影没有触碰过的，法与理、法与情之间的边界，医疗体制改革的推进等等，其实这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敏感的。这样的题材可能对很多创作者来说是不敢碰，甚至不敢想的，您和宁浩导演当时是怎么下定决心来做这么一个项目的？
徐峥：因为我们相信真正的正能量，我们要看整个事件的走向是否传递出善意，是否传递出慈悲心，是否可以给人温暖和关怀，是否可以看到时代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
我们国家为老百姓做了太多的实事，我觉得我们不能无视社会取得的进步，所有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具体的故事，把它发酵起来，呈现出来。从这一点上来讲，我们整个创作的班底，其实都是真正站在信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上的，我们真的相信国家在方方面面好起来了，强起来了。所以这其实不是是否敏感的问题，而是我们是否能够真正面对的问题。
文艺作品其实有三个层面的属性，一是满足老百姓娱乐层面的需求，事实上很多电影已经做到了，但是我们好像忽视了观众另外两方面的需求，一是对文艺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关注，一是文艺作品对更普遍的人性的关注。我们拍这部电影，也是想让同行们相信，我们可以拍出这样的电影。
刘阳：是不是可以说，拍这个故事本身就是一个进步，说明中国电影开始关注一些真实的社会议题，我们的国家更加自信了，我们更愿意通过反观自我来促进自己的进步。
徐峥：我完全同意，真正的那种自信是敢于面对正面的力量。
中国的“好电影”要有中国自己的标准
刘阳：为什么这部电影不是宁浩导演来执导，也不是您来执导？您怎么评价文牧野导演最终呈现的作品？
徐峥：文牧野是非常有正能量的一位导演，他的内里有一种非常好的精神气质，他想要做出中国最好的电影来，这种好电影的标准是就整个世界电影范畴而言的。
我们看到欧洲也好，美国也好，他们都有各自对好电影的界定，但我觉得这些界定都是别人的，我们应当拍出中国观众自己认为好的电影来。当然，这种标准也不能说是我们孤芳自赏就行的，要站在世界电影的高度也能够说得通。如果我们把自己的电影放给外国人看，他们也被感动、被震撼，这才叫真正的中国的好电影。
宁浩和我在对“好电影”的判断上有一种默契，有一种共识，当我们碰到一个好的题材，看到一个好的电影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对视。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是不是由我们自己执导真的不重要，应该让更多的、有潜在能量和发展空间的年轻导演站在我们前面，因为他们会比我们更有激情。
现实生活的每一个纬度都有它的难言之隐
刘阳：有人说，这部电影是中国电影批判现实主义的一次回归。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文学、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传统。但是这几年以来，也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现实主义的作品，打着现实主义的幌子，却实际上离真实的生活有很远的距离，我们把它们称为“悬浮剧”。从创作上来说，《我不是药神》怎么避免“悬浮”发生的？
徐峥：我觉得《我不是药神》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品，但并没有带着太多批判的目光。其实现实生活，包括法、情、理的各个角度，都有它的两面性。现实生活是错综复杂的，并不是只有单一的纬度、单一的标准，每一个立场、每一个纬度的背面都有它的难言之隐，都有它的难处。
在这样的现实里，我们需要呼唤的精神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艺术家可以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其实最终也是有一种引导方向的，就是要让大家看到希望。我们把现实的质感做得越扎实，我们带给观众的希望就越可以信赖。
至于“悬浮”这个问题，不是说不能“悬浮”，而是你怎么衡量“悬浮”的尺度。越是“悬浮”，故事的代入感就越没那么强。有一些故事可能完全不是现实主义的，但从情感层面还是有那种代入感，也是可以的。代入感越强的电影，越容易取得好成绩，越容易取得观众的共鸣。
刘阳：有人说现实题材不好拍，因为我们离现实生活太近了，反而让我们很难看清生活的本质。您怎么理解当下的现实主义创作，什么样的作品才能称得上好的现实主义创作？
徐峥：我蛮难给出这样的界定，现在的年轻人非常有才，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和独特的视角，去观照我们的社会现实，并且用自己的方式来讲述故事。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传递出中国人的善意特别重要。我们要擅于挖掘自己民族文化传统里的情感气质，因为它深植于我们的民族精神文化之中，会引发观众的共鸣。
刘阳：好比您刚才说的慈悲。
徐峥：是的。慈悲的力量在全世界的人性里面也是共通的，我们中国人更讲究这个。必须更多的把它表达出来，把它传递出来，要不然我们会丧失自己的最宝贵的东西。
让优秀的年轻导演早一点发光
刘阳：今年以来大家看到了好几部您监制的作品，包括《超时空同居》《幕后玩家》等等，这让人觉得好像您这两年的工作由台前转向幕后了，由自己创作转向扶持年轻人了。这样的转变，是这个阶段特意的工作安排吗？
徐峥：我其实很感恩，同行也好，观众也好，给了我很多光环。今年这3部片子赶巧了，正好差不多时间上映了。我合作过的这些年轻导演都非常有才，我跟他们在一起是蹭热度和沾光了，只是因为你是演员，所以大家更容易看到你。
所以我觉得做一部分幕后的工作，其实是希望多为他们服务一点。因为年轻导演刚出来拍戏，对于投资方来说会有一个平衡和信任的问题，我们作为演员有一定的知名度，可以帮助年轻导演获得更多的话语权，也可以帮助平衡创作和投资的关系，让创作进行得更顺利一些。
刘阳：您认为这批正在成长起来的年轻导演有什么突出的优点？他们未来还需要克服什么问题？
徐峥：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今年上海电影节创投环节，我碰到很多年轻的导演，有的项目我觉得很有创意，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观察现实生活的时候，有自己非常有趣的视角，而且有很多年轻的导演到国外去学习，对国外的技术掌握得非常好。我相信他们会比我们更加有才华，更加有能量。在这些基础上我们再根据已有的经验进行一定的选择，让那些优秀的年轻导演早一点浮出水面，早一点发光。
为了表演，到项目的源头去找那个主动权
刘阳：演员、导演、监制、投资人，在这么多角色里，您最喜欢的是哪个？
徐峥：我想过我为什么会参与到这么多不同的工作环节。演员的工作有时候真的很被动，你可能有自己特别想演的角色，但人家不一定找你演。我做导演或者制片，都是为了让自己更主动，等于是跑到项目的源头去找那个主动权，但最终还是为我做演员来服务的，为了自己可以有更多戏可以演。
另外，如果碰到一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我觉得我也很享受在他的背后帮他做一些幕后推手的工作，这个更多的是方向指导的层面，让年轻人有更多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然后我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
刘阳：在不同的工作角色之间可以无缝的切换吗？
徐峥：做导演是最难的，必须是有感而发，不能光是为了什么名利。比如说如果你要预期你的作品成为商业爆款，也许你就不会去选择《我不是药神》这个项目，你又怎么能知道它是不是一个大家需要的电影呢？回到对电影最擅长和最热爱的这个部分，回到创作电影的初衷，往往会帮你找到更好的方向。
浅层次的娱乐绝不是高级别的喜剧
刘阳：您的大部分作品还是喜剧，人们常常说，不少喜剧演员本身其实是非常严肃的，因为他们懂得，尽管人物和故事用喜剧的方式包裹起来了，但内核还是现实的生活，而生活本身又是极为严酷的。您在生活里是什么样的？
徐峥：我觉得我是比较正常，不像电影里的角色那么囧，但是我知道有很多演员平时一直演很正面的角色，但私底下特别活泼特别好玩。
刘阳：这么多年来，您对喜剧的理解有变化吗？
徐峥：我觉得喜剧就是要给人带来希望，给人带来正面情绪。比如说虽然大家看《我不是药神》哭了，但是我并不认为它是悲剧。一般喜剧都会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尾，但最重要的是电影呈现出来的情感的力量是不是正向的。正面的情绪让观众满足，就是偏喜剧的；另一方面，如果结局让观众感受到一种无常，那就是悲剧。悲剧有悲剧的力量，你非常希望它能够这样，可它偏偏就是那样，给人带来一种叹息，由此给人带来一种震撼。
刘阳：这几年来看，对于中国电影市场来说，喜剧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了，市场上反应好的作品大部分都是喜剧。
徐峥：中国的观众，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非常乐观的。看短视频网站你就知道，很多人在生活中的幸福指数很高，不管发生什么他都持乐观的态度。中国观众更倾向于看喜剧，大家都希望看到美好的一面。
我觉得喜剧不能仅仅满足娱乐层面的感官需求，那个是比较浅层次的一种需求。以《我不是药神》来讲，电影前半部分想呈现出来幽默的感觉，我觉得观众从浅层来讲需要有这种乐趣，首先看节奏快的，看生动有趣的，看幽默的，看让人会心一笑的，但灵魂性的功能，社会性的功能，观照人生、温暖人心的那些东西，也是需要的。
所谓寓教于乐，就是把那些观照和思考藏在那个“乐”里面，那个时候更好传递，你前面满足了观众的娱乐，那个时候也正是传递的时候，传递过去大家就接住了。我小时候看卓别林的电影，看的过程中我一直在笑，看完之后又都会哭，我觉得就是这样，这才是高级的喜剧。
我不是“票房导演”，我也有起有落
刘阳：在《泰囧》创造票房奇迹的时候，您刚刚40岁，对中国电影、对于您自己来说，那次成功可能都挺意外的。坦白说，那之后有一段时间，观众对您的期待值高了很多，对您的要求可能也挺苛刻的。那时候有没有过困惑？
徐峥：我一直说《泰囧》是一部正常的电影，我们能够看到的市场反应，只是呈现了中国电影市场的冰山一角。在那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电影市场的票房可以达到那么高，说明市场的潜力本来就在那里。
我不会给我自己贴上“票房导演”的标签，如果我说我是“票房导演”，我就不会接这些监制的项目。如果要我保证每一部都承诺做成商业爆款，我是做不到的。所以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不知道《我不是药神》之后，观众对我其他的作品会不会有更多更高的期待。
我也是一个人，我只是普通的创作者，创作有起有落，我也需要碰到很好的合作伙伴。就好像如果不是碰到宁浩，不是碰到文牧野，我也没有那么多表演的空间。我如果自己独立创作，也肯定会有我自己的局限性。所以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创作者一些宽容度。不可能要求每个都那么好，大家都是起起落落的。但是我们对待每一部作品还是要真诚，表达是真诚的，不被其他因素干扰，我的出发点、我表达的主题是我真正我想说的就可以了。
我愿意做一个电影匠人，回到做电影的初心，做自己擅长的部分，做自己最喜欢的那个部分。
(来源:刘阳电影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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