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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古书难读，学校里的语文教育，对于文言文知识介绍的比较简单，侧重于叙事的较多，一般了解的是人物和情节。对于较为艰深的文献解读，是中学语文教育所不能胜任的。更不用说关涉到从古文字入手探究古代思想社会的学术研究了。
为了普及古代贤人圣哲的思想，弘扬优秀的中华文明，讲求修身治国之学，培养为人处世的君子作风，有需要将那些艰深难解的古代语言翻译为准确流畅的现代汉语。这个工作是很有必要的。由如下几个原因：
一是术业有专攻，读者大多数不是专家，古代文献读不懂。
二是普通读者即使想读懂古代的一些文章书籍，也没有时间自己摸索探寻。
三是文化需要普及，殿堂文化需要转译为民间文化。这是弘扬中华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需要。
在上世纪80年代曾经出现过一股古文译白话的热潮，各种对古代经典进行译注翻译的书籍层出不穷，对于普及古代文化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要把古文转译为白话文，并不简单。明白是一回事，准确表达是一回事。要想准确的翻译，不仅牵涉到理解，而且牵涉到学养。所以，由古文到白话文的翻译并非易事。
那么，其中有什么标准吗？有，这就是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严复字几道，是留洋深造过的杰出人才，曾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文中他创造性的将原英文转译为中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极大的推动了当时社会思潮的进步，成为当时有志青年据以改造旧世界的有利武器。文中有导言《译言例》一篇，其中严复将翻译的标准确立为信达雅，虽然他是站在英文与中文对译的角度总结的，但对于把古文翻译称文言文同样有用。
信达雅三者密不可分，所谓信就是贴近原作者，代作者立言。达就是通达，如果句子不通顺，译了也是白译，照样看不懂。雅就是典雅，严复先生特别指出：用文言句法表达容易，用现代白话很难典雅。在这里他特别提出了古文典雅，俗语粗俗的特点，当然这与旧知识分子接受的传统教育也密不可分。在梁启超之弟梁启雄所著《荀子简释重印序言》指出：古今文法本不相同，加之古人简册契刻，物力艰难，故下笔简约，若按古文句直接译出，与现代语法不合，不通。若纯粹用现代汉语译出，确能明白晓畅，但未必为古人足意，就会失真。可谓是切中肯綮了。
的确，文言文的典雅来源于它的特定文法特点，若去掉这种形式，就很难体现出来了。本来很严肃的一个话题，换成大白话不仅索然无味，而且变得粗鄙了。语言不单单是用来交际的，她必须具有外在的形式，同一种意思，经过文言加工后表达和大白话说出来肯定是有区别的。
不仅中西文化的差异导致某些句子无法准确翻译，仅就古文译为白话来说，也并不容易。单字还好说，一旦进入句子层面：句序、省略、句式都是需要考虑的，这还说的是散文。若是古典诗歌，那就更难了。当把一句句古诗译成白话时，意思是明白了，但是古诗已经死亡了。作为古典诗歌的音律节奏，含蓄委婉已被彻底打破，美是存在于形式之中的，离开了形式，那种美也就被破坏掉了，所以古诗不可翻译。
其实，古代的翻译被称为训诂。训，就是顺，用现在的话疏通古文。诂，以今言释古语。简言之，训诂就是以通语（如现在的普通话）释方言，以今语释古语。因白话文始兴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此前古书的训诂都是以文言词语为主流，此即为注疏章句之学。儒家的十三经就是由经和注、疏、章句组成。经为本，为源，注疏章句为枝、为流，共同形成中华文化的根苗。
最后，我们以严复在《天演论》开头的一句话，作为结束，以表示先生对我国近代翻译事业所做出的的伟大贡献：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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