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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梗桥书法展》随笔
文/郇起鸿
陈梗桥(1940-)，山东博物馆研究馆员，从事书画鉴定与研究工作。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全国中青年书展评审委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顾问，山东省文史馆馆员，山东省艺术品鉴定委员会委员。
◎《陈梗桥书法展》
2020年元旦，山东博物馆“陈梗桥书法展”开幕，展出陈先生自1973年至今的篆隶正行草书130余幅，纯正的二王路数、自然的书写手法、传统的装裱方式，使展厅内外充盈着清淡典雅之气。
这是陈先生的第一次书法个展，他说：“通过展览对自己学书的过程，向大家作一告白”。通过书展，用作品来展示书家的成长历程，这是近现代书学理论的一种表达方式。
书法展开幕的同时，《山东博物馆学术文库陈梗桥<书画论集>》由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发行，这在以往展览中并不多见。《书画论集》收录了陈先生自1983年至今的书画专论43篇，近45万字，洋洋大观。
书法，“玄妙之伎也，若非通人志士，学无及之。”明人吴宽说：“书家例能文辞，不能，则望而知其笔画之俗，特一书工而已。”近人有“临池再勤，不问理论不足以成器”之说。
◎陈梗桥先生的老师金棻先生、沈尹默先生
说陈先生的书法，金棻先生、沈尹默先生是一个无法绕过的话题。
金棻先生（1896～1975），他的书法以北魏《张玄墓志》为根基,然后纵横百家，写出了自家面貌。趵突泉旁泺源堂的点睛之作——抱柱联“云雾润蒸华不住，波涛声震大明湖”，就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手笔。陈先生随金先生踏进书法殿堂，起点是很高的。
金棻先生同期的济南书家，还有张培志、关友声等先生。他们的书法，在全国均属一流。陈先生与老先生和书界后起之秀过往甚多，讲济南乃至山东近当代书法史，他是最有发言权的书家之一。
沈尹默先生（1883～1971），是一位令后人所钦敬、所爱戴的一代宗师。柳亚子、陈独秀、陈叔通、苏曼殊、沈钧儒、鲁迅等一代隽杰，都在沈先生的朋友圈里。关于沈先生的书法，谢稚柳先生说：“数百年来，书家林立，盖无人出其右者”。陈先生能够成为沈先生的弟子，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做弟子是要有点资格的，尤其是做沈先生的弟子。
陈先生与沈尹默先生结识是有机缘的。1957年，陈先生的文章入选上海《文汇报》征文，他将自己参加“济南首届书法篆刻展”的作品，托《文汇报》编辑部转呈沈先生。
从事书法与其他艺术一样，是需要天分的。古人云，学书有五要：天分，多见，多写，品高，学富。五要，天分列第一位。书法，曾有“三分人力七分天”的说法。书法的天分，又称笔资，它不像体育、音乐等项目那么明显，往往被常人所忽视。
陈先生的笔资和文章，得到沈先生称许，他得以追随这一负有盛名的大家。
“陈梗桥书法展”让我联想到往事，1962年沈先生80大寿，上海市文化局举办了“沈尹默书法展”，展出沈先生自22岁到80岁的作品120件。这次书法展与当年“沈尹默书法展”何其相似乃尔，可告慰沈先生的在天之灵。
陈先生无愧于“沈先生高足”的称谓，他全面地传承光大了沈先生的学说，在书法创作、书法理论、书法教育和普及领域，都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
陈先生治印，师从陈左黄、钱君匋先生。《书法》1985年第6期“陈梗桥”一文说：“1954年其从师陈左黄先生，1960年起，又从师钱君匋先生。作品少而精，既涵书韵，又呈刀趣，曾得钱君匋先生的高度评价。可惜因患腕疾，近年来已很少治印了。”陈左黄先生（1918～2015），是济南最负盛名的篆刻家。钱君匋先生（1907～1998），曾任西泠印社副社长。
◎陈梗桥先生的天分、爱好、职业高度吻合
一个人的天分是自然赋予的，爱好是后天养育的，职业是社会分工形成的。实现三者的统一，实属不易，尤其在计划经济时期，职业是社会分配的结果。
在山东博物馆从事书画鉴定与研究，与传世经典直接对话，这是陈先生的工作。学书法是向法书真迹讨生活，还是得之于复制品，高下立判。清季以来的书法出新，大都发生在新资料发现之后。另外，还有“书画同源”之说。
陈先生的职业是爱好，爱好又是职业，职业和爱好又有天分作支撑，更有陈左黄、金棻、沈尹默、钱君匋等贵人相助，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天人相接，入了化境。此乃陈先生人生的幸事，也是书画鉴定领域和书界的幸事。
陈先生如此成就，当然不仅仅是幸致，还有他那“不教一日闲过”的孜孜不倦，得来是大不易的。
◎识高是陈梗桥先生书论的特点
博学、识高，是读书人的追求。识高离不开博学，但博学并不一定识高。古人得书难，博览自然也就困难了，所以博学是一种稀有素质。今人得书太易，相对而言，博学就显得不那么珍贵了，而识高才是更稀缺，更可贵的。
识高是陈先生书论的特点，用流行的话来说，是有“技术含量”。
如，他的《书法源流概谈》，与以往同类书籍不同，没有泛泛而谈书法的起源与变迁，而是以书体为线索，以考古资料和墨迹为主，揭示了书法的艺术规律，条分缕析，金针度人。一册在手，可避免或减少书法创作的盲目性。
又如，面对世界范围的文化交流日趋深入，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书法何去何从？接轨，否定，改良，众说纷纭。他用《肯定东方》作答。《肯定东方》一文入选“1994年书法评论年会暨《书法》杂志百期书学研讨会”，居入选的33篇论文之首。《肯定东方》的“点化”作用，不可小觑，至今仍不过时。
又如，书法“是写，而不是制作。古人简牍、手稿、书札墨迹，就是在日常应用中产生的，既为用，就要提高效率，这便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加工制作。”今天“书家的创作空前强化，这儿的‘创作’便与古人的‘写’大不一样”。“写”与“创作”的分辨，道出了书法的真谛。
又如，二王法帖和宋人书札，都是小品。“如何把小品变成大字？学明代人。”“多参考一下明代人的原作。”是心得之言。
又如，郭沫若先生写的“‘中国银行’大效果很好，很有才气，但细看线条质量不行，飘，没有入木三分的感觉。”实话实说，不自欺、不欺人。
陈先生书论“技术含量”的特点是辞少意丰，深入浅出。其《书法源流概谈》82000字、《笔谈》不足500字。著述的“技术含量”，历来是不以篇幅长短论来衡量的，国学经典《论语》16000字，《道德经》仅5000余字。他通过“我手写我口”将书法这一“玄妙之伎”，讲的明白透彻，着实难得可贵。
陈先生书论的“技术含量”，源于他的治学严谨，源于他对书学理论与考古资料的融会贯通，源于他的书法实践。
◎陈梗桥先生对传统文化心怀敬畏
2019年冬，济南电视台《文化泉城》邀我参与“陈梗桥的艺术人生”节目。事前，我向陈先生讨教，他说：“别说广告词”。“广告词”，我并不陌生。陈先生专著的书名和序言，以及这次书展的展标，都是他自己写的。他说：“不愿意麻烦别人，也不喜欢别人在‘序言’中的‘广告词’。”
“广告词”，又让我忆起往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济南四大泉群之一的五龙潭辟建公园，主管单位请陈先生为公园题字，陈先生建议采取集字的方式。现在，陈先生所集北宋书家米芾的“五龙潭”三字，已成为公园的景观之一。不仅“五龙潭”，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的“千佛山”三字也是陈先生所集，集自北宋黄庭坚的法书。
其实，题写“五龙潭”“千佛山”，以陈先生的资格和水平，欣然命笔，无可厚非。我曾向他提及此事，他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给我讲了一段故事，山东剧院是1955年元旦投入运营的，建设期间，拟请时任山东文化局局长的王统照先生题写“山东剧院”，被王先生拒绝了。“山东剧院”为鲁迅书法所集。王先生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他的书法品位也很高，行楷用笔沉稳清劲。
集字，虽是再创作，但与题字相比，还是有区别的。然而“五龙潭”“千佛山”集字，包括“山东剧院”，与一般的集字不同，因为它背后有故事。
这就是陈先生，一个不逐名，甘于寂寞，对传统文化怀有敬畏之心的读书人。李祖年《翰墨丛话》云：“笔墨之道，以之陶写性情，著得一点尘俗，便不佳矣。”王国维先生说：“有境界则自成高格”。
◎清淡典雅是陈梗桥先生书法的特征
书法欣赏，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对陈先生的书法，我仅能说点学习心得。还好，书法是靠作品说话的，书界还有那么多通识之士，《书法》1985年第6期、《中国书法》1991年第2期对陈先生书法都有专题介绍。
陈先生的书法，有没有金棻、沈尹默先生的印记呢？答案是肯定的。但这个印记不是表面的，而是“骨子”里的。他没有模仿两位先生作品中“标签”的东西，而是师其所师，学习老师的学习方法。如，他的真书用功于北魏《张玄墓志》《张猛龙碑》和初唐褚遂良法书等，而这些正是金先生、沈先生真书之所出。他的真书与金先生、沈先生的面貌、风格不同，但从他的真书中，可以看到金先生以行书笔法写《张玄墓志》、沈先生用魏晋手法写褚书的印记。又如，他的行草书和沈先生一样都是师法二王，却风格各异，但从他的行草书中，却能够看到他走的是沈先生“借助唐宋墨迹上溯二王”的路子，没有明清学二王书者的习气。再如，他的以真行草为主、兼擅篆隶的书路，以及没有碑帖的门户之见等等，与沈先生都是一致的，据记载，在1932年和1947年，沈先生举办的第一、二次个展，展品真草隶篆，是无所不备的。当然，由于沈先生与陈先生经历的时代不同，沈先生没有见到后来发现的银雀山汉简等真迹资料。俗话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俗话不俗，“修行”的如何，取决于“师傅”是否善教，学生是否善学。金先生和沈先生是善教之师，陈先生是善学之人。
清淡典雅，是陈先生书法的特征。它来自陈先生取法二王，博观约取，渐修得道。它是陈先生综合素养在书法作品中的自然流露。这种自然流露，是他于放松状态下、心手合一的自然书写。清淡典雅是他书法的主旋律，在具体作品中，不同书体、不同内容，以及作品不同用途，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虽面貌不同，但清淡典雅则是一以贯之的。
如，济南北水门旁太湖石上镌刻的《齐州北水门记》，是2010年由陈先生书丹上石。这是陈先生真书的代表作之一，它以褚遂良孟法师碑为基调，兼有魏碑的成分。“化蜕北碑，神到永和”，为陈祖范先生赞前人语，用到这里是否是非常贴切呢？！《齐州北水门记》碑刻，原为北宋曾巩撰书，后不知去向。陈先生所书《齐州北水门记》石刻，书法与内容相表里，为济南现代碑刻中的佳构。
又如，趵突泉公园李清照纪念堂，陈先生的行书季羡林先生联句“清音万代名泉漱玉，独步千秋居士易安”。此作品极得二王笔意，具有风流蕴藉的格调和气息。联句书写虽字字断开，却气脉畅通；笔实墨沉，又不失“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的意境；与李清照婉约派词宗的身份，与纪念堂的环境，非常和谐。但制成后的抱柱联与原作相比，少了很多的韵致，这是非常遗憾的。
又如，陈先生为大明湖历下亭所书龚蔼仁联句：“李北海亦豪哉，杯酒相邀，顿教历下此亭，千年入诗人歌咏；杜少陵已往矣，湖山如昨，试问济南过客，谁能继名士风流。”联佳书妙，令观者目注神驰。此联以行书为主，间渗以草书，有很强的节奏感。联句中的草书“邀”字和“湖山如昨，试问济南过客”的“放开”，以及“名士风流”的“擒住”，是随联句的顿挫、抑扬，在笔下的自然流露。据我所知，陈先生在书写前，是不设计预案的。另外，在“龚蔼仁撰”后，陈先生补注“龚易图，字蔼仁，清同治济南知府。此联据传抄，或有不确。”其治学严谨，于此又见一斑。
又如，《山东博物馆学术文库陈梗桥<书画论集>》收录了他的三幅书法作品，草书《赵子昂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方知书画本来同。”此草书左规右矩，此起彼伏，姿态横生，深得二王“逍遥之趣”。“写竹”二字、“通若也”三字连属，其他虽独字成草，但每字起笔均从上字映带而来，断而不断；单字点画扎实，引带轻灵。自书七绝两首，书体均为便于抒情述怀的行书。其《自叹》云：“老来倍感知书少，愧作文人弄笔刀。静夜临窗徒自叹，寒星点点月初高。”诗中有境，有情，有一位本色的读书人。《书画论集》没有“序言”“后记”，《赵子昂诗》载书首页，《自叹》载书尾页，可作“序言”“后记”读。书间所载《论书》则是他的书学主张，诗云：“争从汉魏觅高奇，风雨刀痕岁月移。佛洞残经银雀简，无名墨迹是良师。”此自书诗，初刊《书法》1985年第6期，后来，他对诗句又作了修改。将两件作品比照，可知“他写行草书往往随兴而至，兴至笔随，并不囿于单一模式”（王邵军语），这正是二王书法的关键之处。《自叹》《论书》，诗书俱得古人用心之路，自然平易。清人龚炜说：“诗到极处反觉平易。”近人刘咸炘说：“书之多变与诗文同，故其派别风势，亦可以论诗文者论之。”需要说明的是，陈先生的诗词不输书法，但不轻作，据云已有数十首，皆有感而发。
陈先生的篆隶，有传承，有功力，而且功力很深。他的篆隶涉猎很广，对甲骨文、金文、秦汉篆书、汉碑和简牍等，莫不窥其堂奥、得其关键。对于书法，他力主以专带博，以博辅专。或许，他将篆隶作为“给自己增加营养”的功课了，其实他的篆隶也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金文，他从山东博物馆藏青铜器、清季以来的金文法书入手，借鉴“古文字学派”吴大澂、丁佛言“追险绝于平正之后，寓神明于规矩之中”的书路，直追三代吉金文字，掺以甲骨、简牍的韵致，自立新意。他所临“陈侯壶铭文”（陈侯作妫橹媵壶，其万年永宝用），遒劲圆润，自然活脱；与拓片比对，临书不仅得其形，而且传其神。他的金文论语句（吾日三省吾身……传不习乎），用笔常提速收，笔笔皆有余势，点画结构规整，具有空旷寂静之感，既古又新。
隶书，他推重《礼器碑》的幽雅、率真，清人伊秉绶的大气；笔墨趣味则问津于汉简，形成自家面目。如，他的对联“曾三颜四，禹寸陶分”、横披“自强者胜”和小品“天趣”，三幅作品虽字数都不多，读起来却是十分灿烂丰富，沉着痛快，气韵厚重，天趣盎然。
陈先生的篆隶得益于他的真行草书，同时在他的真行草书中又可见篆隶的“营养”成分。关于王羲之的成功，古人有“兼撮众法，备成一家”之说。“凡大家，虽然在某种书体上尤为突出，但于其他书体也功力甚深”，陈先生如是说。
◎陈梗桥先生的书法教育和普及工作
陈先生秉承沈尹默先生的教诲，致力于书法教育和普及工作。1987年，陈先生出任中央电大中国书法课程主讲教师，《书法艺术行书》教材是他撰写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他因利用业余时间到济南市青少年宫传授书法，被授予“山东省劳动模范”的光荣称号。1987年山东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书法自修》，是他专门为老年书法爱好者写的。北京大学研修班、国家文物局培训班、山东“大众讲堂”、济南“海右讲堂”等讲台上，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在济南，在山东，乃至全国，有很多人向陈先生讨教书法，我亦其中之一。我的父亲和我，都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通过参加陈先生担任主讲教师的书法学习班，而成为他的学生。在济南，通过参加书法学习班，父子共同成为陈先生学生的，还有邵曰馨父子。
陈先生的学生中，许多已成为书界中坚，当然也有像我这样愧对先生教诲的学生。虽然大家在书法上取得成绩不一，但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都得到了传统文化的熏陶。这是书法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也是书法教育和普及工作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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