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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琳/文
终生都没能摆脱“硬汉派推理小说家”标签的雷蒙德·钱德勒，1959年因酗酒和肺炎死于美国加州某诊所。在那之后，他的故事却好像一直没法结束。在这点上，钱德勒的人生就像他自己写的小说——“最理想的推理小说，就算没有结尾也叫人读得下去”，因为一流的推理小说应该属于艺术品的范畴，懂得欣赏艺术的读者和观众一定明白，最动人心魄的部分往往藏在审美的过程中，而“结局”是一个挺无聊的词。
作为一个沉迷于“钱德勒牌”推理小说的书迷，我曾阅读过不少推理作家的作品，在心里暗暗比较了他们的差异。我的评判只是一个纯粹的推理小说爱好者的主观臆断，所以并不在乎其他推理“门派”的拥趸向我发起攻击。我发现，许多经典名家都经不起重读。
不论派别（把作家分门别类归入某某派是一个相当偷懒的做法，况且那么多作家都反感自己被归类），仅把每个作家作为独立个体，在我有限的阅读范围内，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世界太繁琐，眼花缭乱的人名和同时登场的人物数量逼迫你集中精力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因为一不留神就漏掉了凶手；埃勒里·奎因表兄弟则沉迷于古典侦探小说的套路，对证据和逻辑的极度重视让侦探成了没有血肉的纸片人；松本清张的社会推理小说倒是让日本昭和时代的风土人情跃然纸上，但语言太过絮叨啰嗦以致于忘记了凶案；中国的程小青一直是我很推崇的民国作家，他笔下的“霍桑探案系列”一波三折，且和动荡的民国社会百态无缝对接，只可惜老先生模仿柯南·道尔的痕迹太多了；硬汉推理小说的开创者达希尔·哈米特写起凶案来倒是颇有现实主义风格，却一直拘泥在凶案现场，不肯再想想是什么导致了罪恶，所以一直也就只能是“犯罪小说家”；至于那个从行文到故事架构都颇具钱德勒神韵的劳伦斯·布洛克，原谅我，他恐怕只是一个二道贩子。
推理小说迷、作家阿城一针见血，“天机泄露，对一般的侦探小说就失去阅读兴趣”，而以上列举的那些作品，往往就有侦探小说不幸的宿命：“一次性产品”。
而雷蒙德·钱德勒的推理小说从不是“一次性产品”，天机泄露与否，其实你根本不太在乎，重要的是钱德勒的世界。因为他是一个例外，一个恐怕任何范畴都囊括不了的局外人。这也让他笔下的罪恶世界和那世界里的黑白对峙汇合成一大片明暗交错的迷之森林。在这片森林里，正义只是一道偶尔投射下来的光线，很容易就被无处不在的恶之黑暗所吞噬，但总有人从某处投来这道光。这个人的身份是暗夜骑士，他从黑夜的背景中走来捍卫光明，但你看不清他的轮廓，也无法判断他来自哪个方向。
雷蒙德·钱德勒的推理小说，阿城说他会一再阅读它们，“全然不管答案早已知道了几十年”，加缪、奥登、奥尼尔、钱钟书、村上春树也对他爱不释手。不过，虽然列举以上这些钱德勒的著名粉丝会让他的小说含金量大大提升，并且他可能是以侦探小说进入经典文学殿堂的唯一例外——1955年权威的《美国文库》收入了钱德勒的全部作品——但这些依然是外围的钱德勒。
创造了这么多例外的钱德勒实在是太吸引他的书迷了。在他去世六十多年后，雷蒙德·钱德勒的名字成为犯罪小说创作的试金石，他和大导演比利·怀尔德、希区柯克的合作声震好莱坞，黑色电影（FilmNoir）这个类别因他的加入从此后成为独特的存在，二战后的欧洲和美国导演都说自己受了钱德勒小说的影响……人们因为很多原因被他吸引，首先当然是菲利普·马洛，这个他创造的拥有金子般心灵的硬汉私家侦探拥有永恒的魅力，这份魅力承载了百万读者的梦想：在今天高度发达却倍感孤独且易于堕落的文明社会中，找寻一个高贵的人——他像旧世界的骑士那样嫉恶如仇，扬善惩恶，但也是一个会受伤的普通人，对社会感到格格不入，对生活感到孤独，骄傲，有点难以相处，如同我们自己的缺点，那份共情足以让这个人物和读者长相长伴。我知道有很多作家都乐于躲在小说后面，扮演一个与他本人大相径庭的角色，所以从小说人物上找寻作家的痕迹显得无甚意义，可是我相信像雷蒙德·钱德勒这样一个典型狮子座性格的作家，他这辈子很难扮演别人。菲利普·马洛有多少层次，钱德勒就有多少面向。
七拐八绕才说到关于钱德勒的传记，但觉得以上铺陈很有必要。阅读汤姆·威廉斯撰写的传记《罪恶之城的骑士:雷蒙德·钱德勒传》之前，我早就读过钱德勒的全部七本长篇小说，一部中文书名为《“低俗”小说》的上下册短篇集（收录了13部），还有一本薄薄的散文书信集《谋杀的简约之道》，但还是很渴。虚构作品之外，钱德勒的书信和散文是更为神秘的存在，在那些愤世嫉俗且幽默雄辩的文字背后，一个独一无二的现代人的灵魂冷冷地冒着热气。
这并不是一个快乐的灵魂，其中交织着太多的不甘与落寞，骄傲和孤独。虽然心里早就知道，但当我带着忧伤的情绪读完汤姆·威廉斯写的传记后，忧郁更加严重了。在汤姆·威廉斯感性与理性兼备的笔端，雷（传记都读完了，请允许我此后称他为更亲切的“雷”）并不漫长的一生却如他的代表作《漫长的告别》一般扑朔迷离。
在由威廉斯营造的“雷的森林”里，雷那些相对阴暗、堪称压抑的人生段落悉数展现。威廉斯之前，已有《雷蒙德·钱德勒之声》（1962）的书信集出版，此后亦有三部钱德勒的传记面世。这些不同于小说的资料逐步披露了雷生活中不为人知的细节。威廉斯版的传记是第四部，也是目前唯一一部中文版传记，对中文世界的读者来说价值可见一斑。“雷的森林”里，秘闻和逸事的枝丫盘绕错杂，这本身就构成了作家魅力的一部分。汤姆·威廉斯自己也变身为私家侦探，在大西洋两岸来回奔忙，吸收大量的采访内容，搜集散落英美两国且未曾公开的私人信件和档案，在这片森林里耐心做标记，试图勾勒出一条进入雷蒙德·钱德勒“心之森林”最隐秘处的通道。传记的最后，威廉斯用雷创作的一首十四行诗来结尾：
“任凭季节流转，美好的事物自会久存，
那些曾经振奋的，如今已黯淡且迟钝。
哦，那辉煌将由我来创造
只可惜绝妙的思绪来得太晚。”
这是雷写给自己的一首悲伤的墓志铭，威廉斯巧妙地用传主自己的语言给传主的一生做总结。在这首十四行诗里，一个迟暮的英雄面对曾经的荣耀黯然神伤，他把自己想象成亚瑟王时代找到圣杯的圆桌骑士加拉哈特，却在时间和孤独的双重摧残下，领受了自己衰败的宿命。
狮子座的雷经常会陷入一种沮丧的自我贬低的情绪，这往往是由于过高的自我期待所致，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分散在传记不同章节的书信片段，以及威廉斯对这些书信明察秋毫的注解，展示了一个愤世嫉俗的局外人面对自我身份产生的认知撕扯。威廉斯牢牢抓住雷的“局外人”特质来审视他的一生，可称得上是把握精准。
爱尔兰移民后代雷蒙德·钱德勒，1888年出生在美国，在英国接受教育，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公学传统让雷成为一名捍卫古典时代道德观的纯洁青年，他极度向往骑士精神，对矫揉造作深恶痛绝，对社会的黑暗总是怀着反抗态度。有酗酒和家暴恶习的父亲让他对母亲（乃至后来对所有女性）产生强烈的保护欲，这种高贵的特质最终流入菲利普·马洛的血液中。然而，19世纪与20世纪的交驳注定要在雷的生命中留下分裂的痕迹，那便是一种深刻的格格不入的感觉——维多利亚时代的古典回音将愈发遥远，而20世纪的新生却先天携带着更危险的基因，那是被资本、战争、暴力、科技等填满的新世纪，天生就洋溢着一股躁动不安的腐败气息。在雷的体内，旧世界的骑士和新世界的现代人这两种特质将会终身困扰着他。
威廉斯的讲述可以把雷的格格不入概括为两方面。首先源自他的身份压力，多重国别身份让雷困惑，他到底是爱尔兰人，英国人，还是美国人？最终他决定做一个英国人，无论在服饰还是在举止上都变成一个骑士做派的英国绅士。但事情没那么简单。雷的大半生都在英美文化之间徘徊：在英国读书时，他是个笨拙的美国移民；找工作时，英国社会无处不在的“阶级感”是他反复跌倒的绊脚石，“他和同学一样，穿着中上层阶级的服饰，但是他又与同学有所不同。往好了说，他是个盎格鲁-爱尔兰裔美国人，往坏了说，他是个‘没有国家的人’”，这种尴尬的身份让雷始终像一个局外人那样审视周围，也逼迫他去美国从头开始；雷在美国最终成为一名货真价实的优秀作家，却在大洋彼岸的英国更受欢迎；和妻子茜茜半辈子都在美国西海岸搬来搬去，雷心心念念的却是回到英国……在威廉斯的笔下，我们看到雷在代表古典世界的英国和象征现代世界的美国之间举棋不定，而这种折磨人的情绪却是雷的推理小说最迷人的特性之一。难怪威廉斯注意到，在写作研习阶段，亨利·詹姆斯的风格对雷具有致命的吸引力。
恐怕最吸引读者的还是另一方面：雷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立场。无论是早年作为失败诗人和记者的雷，还是为创作通俗小说殚精竭虑的雷，更甚至是作为一个好莱坞编剧的雷，都表现得像是他正在从事领域的局外人。
成为小说家之前，雷曾为报纸写过一段时间的书评。在这段早年岁月，他已经开始攻击权威艺术家的作品，认为其艺术价值要低于清贫艺术家的创作。威廉斯写道，“这是局外人的知识分子立场，是受到排挤的他者对权威的抱怨，表明他不是权威的一部分，而是权威的对立面”。受制于生活窘境和渴望出人头地的欲望，雷总是迫切想要融入他身处的行业中，但智性上又无法妥协，于是总在边缘徘徊。但威廉斯懂得，“他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的立场，以后才能成为一位伟大的作家。”
1944年，雷在《大西洋月刊》上发表《简单的谋杀艺术》，之后又写陆续刊登《好莱坞作家》。在这两篇著名散文中，雷早年攻击权威的特质已经发展成关于写作艺术的成熟思考。《简单的谋杀艺术》堪称硬汉侦探小说宣言，雷用辛辣的笔触、缜密的逻辑和简洁的语言呈现对于“怎样的侦探小说才是艺术品”这个他创作核心问题的思考。《好莱坞作家》是对其在好莱坞当电影编剧的心路总结，记录了他在派拉蒙和米高梅所受的委屈。威廉斯敏锐地观察到，雷之所以在哪里都格格不入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他对自己坚持的原则无法妥协。
雷总是想方设法为他所做的事提升品质。“他会不断地重写短篇小说，令它们契合通俗杂志，在电影行业，他也始终坚持这种做法。”雷真心呼吁把电影当作艺术而非产业来认真对待，认为剧本才是电影之根，然而好莱坞并非如此。至于他最珍视的作家身份，也和当时许多看法大相径庭。1933年，雷开始写通俗小说，在处女作《勒索者不开枪》发表之后，他曾写信给朋友，说他想寻找“一种雅俗共赏的手法，既有一般人可以思考的程度，又能写出只有艺术小说才能产生的那种力量。”
显然，雷对于通俗小说和严肃文学之间的壁垒不以为然，在写给好友哈密什·汉密尔顿（也是他在英国的出版商）的书信中，他直言“脱离了公众品位的艺术就不是艺术，而公众品位是离不开贯穿于社会结构中的风格与特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威廉斯理解了雷的艺术理念，并从这个维度去描写雷在不同阶段的创作。
可以说，雷蒙德·钱德勒的独特之处就在于，他把通俗文学里的侦探小说带入了经典文学殿堂。他有不少“秘诀”，但恐怕最核心的秘诀就是他对“真实”这一品质近乎执拗的追求。此种“真实”，体现在雷的创作理念诸方面——人物塑造和细节比故事情节和推理更重要，语言需要鲜活而真实——简言之，“小说如果不试图创造现实，也就无法创造艺术。”
从前推理小说的“黄金时代”，资本主义制度从确立走向繁荣，那个时代安定富足，即使是谋杀也彬彬有礼，没有血腥和恐怖感。然而一战的废墟和随后的世界经济危机打碎了人们的美梦，读者再也不能坐在摇椅上享受通宵阅读一本推理小说的乐趣了，危机和战争带来的现实，使得古典主义推理小说的失真感变得荒唐。
早年参战并从一战废墟中幸存的雷，历经生命诸多孤独和压抑，“始终活在虚无的边缘”。他在20世纪20年代前往洛杉矶，在那里担任某石油财团的副总裁，见证了这个“罪恶的天使之城”堕落的过程。威廉斯记录了当时洛杉矶几件商业丑闻对雷的负面影响，幻灭的雷如释重负地离开了腐败的商业世界，却对更为黑暗的现代城市萌生书写的念头。
从提笔写小说的那一刻起，雷就直接描写现实见闻。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西方，一战硝烟刚散，经济危机袭来，堕入消费主义狂欢的美国社会举步维艰。民众基本生活没有保障，犯罪事件层出不穷。黑道横行，法官受贿，司法体系瘫痪，警察毫无顾忌地滥用暴力，正义被堂而皇之地侮辱。人们受到贫穷和暴力的折磨，身心俱疲，冷漠地对待别人的生死。城市被罪恶笼罩。当时，美国人戴利·金和达希尔·哈米特等一批作家颠覆古典推理小说的形式，塑造一种旨在反映社会现状和人性的“硬汉派”推理小说，开启了推理小说的“美国革命”。解密和推理过程不再是核心要素，现实情境的恐怖气氛和人物在情境下的真实处境成为聚焦。
雷比达希尔·哈米特更进一步，彻底改变了推理小说的类型本质，从此，“凶案终将败露，正义得到伸张”的推理小说情感基调被颠覆，主题和人物变得越来越冷酷和悲观，犯罪场景刻画往往大过故事情节。不过，雷也受到“不擅故事情节”的诟病，他自己承认“不擅情节总是对我有所制约”，因为“从骨子里对情节设计提不起劲儿”，在他看来，“写作中最经久不衰的是风格”，而雷的风格，就是那让人身临其境的人物外貌和环境细节描写，“坚固、干净、冰冷、通透”，这也是他的推理小说值得反复重读的原因。
雷为其写作理念付出了巨大代价。威廉斯指出，“雷的写作缓慢，需要长时间的耐心、付出和蒸馏萃取。他没法仅仅为了完成任务而写作。”也因如此，雷在好莱坞格格不入。更甚至，这种“好故事不是修改出来的，而是提炼出来的”萃取式写法，耗尽了雷并不高产的写作生命。此外，他困顿的童年，在性和女人方面复杂而尴尬的态度，他和酗酒做的旷日持久的斗争（失败了），都为他的人生投下持续的阴影，也为他的小说增添了不可替代的张力。
威廉斯的笔触充满同情。他并不避讳雷的争议——那些指责他的小说存在厌女、同性恋和种族歧视的言论。他试图梳理产生争议的原因，但也许也并没有什么说服力：“雷蒙德·钱德勒惧怕孤独的人生，他幻想得最多的便是爱与陪伴。”或许作者对传主生出同情有些危险，但正是基于这种“同情之理解”的描述才可能让读者试图了解这个让人看不清楚的作家的内在：在现代腐败世界遥望古典骑士精神，在美国遥望英国，在通俗小说中构建严肃艺术。在任何意义上，他都是一个局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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