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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理念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信念和主要基调，是中华民族传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这一理念认为，人体小宇宙，宇宙大人生，小宇宙中藏大宇宙。“人与天地相参也，与日月相应也”(《灵枢·岁露论》),人类作为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部分，与天地万物息息相通；人与天地和谐统一，主观与客观浑然一体。
“天人合一”观念的产生，首先是人类生存的客观环境和条件所决定的。一方面，“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传·成公十三年》),大自然为人类提供了一切生活所需，而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自身也已形成了比较完好的，能与时空环境相协调、相和谐的生存能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和谐相处是人类必然的选择；另一方面，斗转星移、四季变更洪涝干旱、冰雪地震，在瞬息万变的大自然面前，人类显得渺小无力，自然也会产生敬畏和依赖的心理。其次，“天人合一”观念更是我国数千年农业文明的产物。农耕经济仰赖天时地利，“靠天吃饭”,风调雨顺则五谷丰登，洪涝干旱则颗粒无收，“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吕氏春秋.审时》）。顺天时、因地利、靠人和，中国古代先民别无选择。
北宋思想家邵雍曰：“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观物外篇》),中国古代哲人极其关注人与天地自然的关系。远古伏羲画八卦，“仰观天象、俯察地理、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就已经对人和天地的关系作了思考。《周易·系辞》指出：“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构精，万物化生。”人和万物一样秉受天地之大德而生，故应当做到“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文言》)。既然人与天地同根、与万物一体，就应当遵循“不违天”的天人和谐原则，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相互协调，从天而动，达到人生的最高理想境界，“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易传》)。
人们通过自觉修养，就可以如同天地一样造福于人类和自然，达到与自然同呼吸、共命运、物我同一的境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孟子继承了《中庸》衣钵，进一步提出了“性天相通”观点，认为“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世界上万事万物之理已由“天”赋予“我”,人们只要能尽心养性，就能够认识天，“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孟子·尽心上》)。
与儒家相比，道家更为明确地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理念，主张“顺应天道”,“无为而治”。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天就是道，是自然规律，是宇宙意志，是天地宇宙万物生化之机的总和。要求人们从“天道”出发，顺应自然。庄子是最早提出和阐述“天人合一”思想概念的第一人，《庄子·齐物论》曰：“人与天，一也。”并指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天之所生谓之物，人生亦为万物之一，而人生之所以异于万物者，在于能独近于天命，能与天命最相合一。
天人合一，儒道互补，两家对于天人关系的一致观点，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除了以庄子为代表的“顺天”说、以《易传》为代表的“天人调谐”说外，先秦时期还有邹衍运用“五行生克”说推衍五德终始，墨子以“兼爱非攻”说推崇“天志”,子产以“天经地义”说推倡周礼等，均含“天人合一”之意。当然，亦有荀子的“制天”说，强调改造自然、人定胜天，而与“天人合一”相反相成。
西汉大儒董仲舒继承了“天人相通”理论，明确强调“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人副天数”和“天人感应”说。天有四时，地有四方，人有四肢，他在《春秋繁露·人副天数》中还说：“人有三百六十节，偶天之数也；形体骨肉，偶地之数也；上有耳目聪明，日月之象也；体有空窍理脉，谷川之象也。”在《春秋繁露·阴阳义》中又说：“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认为天和人同类相通，相互感应，天能干预人事，人亦能感应上天。无论孟子的“尽心知性”,还是董仲舒的“天人感应”,都强调天地万物本与人一体。
明确提出“天人合一”四字成语的是宋代理学家张载。宋代理学昌盛，张载、二程程颢、程颐)发展了孟子学说，扬弃了董仲舒的粗陋形式，达到了新的理论水平。程颐说：“天、地、人，只一道也。”“道与性一也。”“道未始有天人之别。”认为天道、人性是同一的，人性即是天道，天道即是天理，仁义礼智等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是一致的。张载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天称父，地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明确肯定人类是天地的产物，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生命由天地所赋予，天地之体即人之身体，天地之性即人之本性；认为天下同胞情同手足，明确提出爱人、爱物、爱自然的生命关怀思想，把天人合一、天人协调、实现天理和人性的统一，看作是人生所追求的最高境界。从张载的“立心立命”,到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在这种“内圣外王”的人生选择和设计中，充满了“民胞物与”的情怀，浸透着“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印度佛学称“天”为“梵”( brahman),称“人”为“我”( Atman),有“梵我一如”( brahma-atma-aikyam)的命题。“梵我一如”认为，万物依一定顺序发生，人类乃至一切生物之灵魂从其业力而有各种形式之轮回。“天人合一”与“梵我一如”其哲学内涵虽不尽相同，但在天人关系上则持基本相同的观点，都强调主客观之间的内在统一性。正因为有这样的共同基础，印度佛教自两汉传入中国后，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逐渐与传统的儒道文化(尤其老庄哲学、魏晋玄学)相融合，至隋唐时期已完全扎根中国，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生于“梵我一如”的环境中，成长于“天人合一”的氛围里，中国禅宗的天人观不言自明。宋明时期，儒道佛相摩相荡完全合流，汇人宋明理学体系之中。发端于先秦、定型于西汉的“天人合一”学说，最终由融儒释道于一体的宋明理学总结并明确提出。
由仰赖自然的生存意识发展而来的天人合一思想，追求天人之间的和谐统一，阐发了天地万物一体的宇宙观和社会观，内涵非常丰富，影响极其深远。中国历代思想家的学术思想都能从中找到根源，孔子的“仁”,老子的“道”,孟子的“义”,周敦颐的“诚”,张载的“气”,程朱的“敬”等等，无不深契天人之意，“天人合一”成为中国古代数千年的主导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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