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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该是一个吉祥金鼠年，疫情的突然爆发让人们猝不及防。
大年初一一大早，王雄彪就焦急地等待着集合出发的命令，他是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专科分会委员、上海普陀区中心医院呼吸科主任。春季前夕，眼看武汉疫情越发严重，已有上海同仁前往支援，王雄彪便以专业上的“近水楼台”为由主动要求加入第二批上海援鄂医疗队。
抵达武汉后，王雄彪在武汉市第三医院负责2个病区的诊治工作。不知是谁在他的防护服上写了“彪哥”的称呼，有患者一看到彪哥来了，“就有一种说不出的安全感”。其实他自己还是一名慢性病患者，患有高血压，厚重的防护服和长时间佩戴口罩更容易造成缺氧，年近六旬的他却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直到同事提醒他才发现，这段时间都没顾得上量血压、按时服药。
武汉疫情暴发以来，作为全国拥有丰富医疗资源、先进医疗团队的主要地区之一，上海持续发出有力的抗“疫”之声。上海市科协所属的上海医学会、上海医师协会、护理学会等多家学会陆续派出了骨干医护力量，有的留守上海，有的前往武汉，他们将自己的有限力量化成守护生命健康的无限信仰。生死前线，生生不息。
驰骋武汉
大年三十（1月24日）晚上，上海第一批援鄂医疗队到达湖北。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专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危重病专科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重症医学医师分会第一届委员会副会长陈德昌教授是第一批医疗队队员之一。1月26日，他正式进驻武汉市金银潭医院，负责北三区重症患者的救治。临出发前，陈德昌与同道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北院“广博慈爱，追求卓越”的院训下合影，“现在国家有困难，挺身而出是天职。国家需要你，湖北的患者需要你，湖北的同道已经不堪重负，你总归要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他说。
1月28日，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出征武汉。作为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专科分会青年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余跃天与危重症救治组共同负责武汉市第三医院ICU内的救治工作。监护室工作任务繁重，白班和中班是6小时，夜班则需要连续运转12小时。病房内，他们围绕着危重症患者评估其脏器功能，进而进行支持维护，以降低病死率、促进康复。
据了解，此次援鄂，仁济医院共派出156名医护、行政管理及工勤人员。日前，仁济医院还开设了“仁济Tony理发店”，为了方便工作，减少交叉感染，不少医护人员出征前特意到理发店剪了“抗疫发型”。女医护们大多选择把里层的头发全部剃光，只留外面薄薄的一层扎起“丸子头”，男性医护们索性光头上阵。
王瑞兰是上海第二批援鄂医疗队中唯一一名女专家，同样来自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专科分会，到达武汉后进入武汉市第三医院分管ICU工作。每天赶第一班公交上班，承担了从住院医师、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的全部工作。“查房时，我们都要穿里三层外三层的防护服，戴上口罩和护目镜，憋得很难受。查完房，护目镜上全是雾水，脸上都是N95口罩的勒痕。”但看到患者一天比一天好，她又感到“非常开心”，就会鼓励同事们继续战斗下去。
守住上海
一部分人出征，一部分人“留守”。1月19日，一位上海母亲带着7岁的孩子豆豆（化名）到医院就诊。豆豆爸爸有武汉暴露史，已经被确诊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孩子又出现了发热、咳嗽症状，濒临崩溃的妈妈强打起精神，把孩子送到医院，“我们该怎么办？完了，我怕……”豆豆妈妈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惧。
豆豆是上海首例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儿童，接诊豆豆的是上海市医学会感染与化疗专科分会委员、上海市医师协会感染科医师分会委员、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感染传染科主任曾玫，她已在一线工作了25年。“孩子入院时没有肺炎，处于疾病早期的轻症阶段，治疗以对症为主，但需要警惕未来一周病情加重的可能性。”不过度治疗，是曾玫多年管理患儿的工作原则。入院24小时以后，豆豆体温就趋于正常，咳嗽也没有加重。在曾玫等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护下，10天后，豆豆病情已基本平稳。
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是上海市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的主要收治单位，也是上海市抗击传染病的首道防线。中心感染科副主任凌云教授是此次疫情联合医疗组专家之一。医疗组成立之后，凌云与众多市级专家一起仔细研究了患者的疾病特点，建立了快速收治流程和常规诊疗方案，指导隔离病区用药。凌晨两三点休息是常态，早上六点半又再次投入到新一天的工作中。“虽然工作强度大，但看到患者转危为安，不少患者康复出院，感觉一切辛苦都值得了。”他说。
甘宁是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一名26岁的护士，刚工作不久的干宁自愿加入抗击疫情的一线战斗中。进入应急病房前，她心里也十分担忧和焦虑，“害怕自己懂得还不够多，护理知识还不够扎实”。但真正穿好防护服进入病房的时候，“心瞬间安定下来了”。“让我想起了自己当初做护士的初心。”
每天不断有患者从各个医院确诊后转来中心收治，由于物资的缺乏，甘宁和同事们在工作期间几乎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想着“能省一套防护服就省”，要把这些物资用在“刀口”上。
穿上防护服，汗水就从耳后流向颈部。密闭的环境再加上长期戴着N95的口罩，以及两层手套，每当工作完8~10小时走出病房的时候，“手早已泡白，也没有了要上厕所的感觉”，脸上口罩勒出的印子也久久不能褪去。
甘宁已经在病房“连轴转”了10天。有不少病情严重的患者，走路困难，喝水进食也很吃力。没有家属的陪同，护理人员就是这些患者心中的曙光。“我承认每天这样连轴转很苦很累，可这是在我第一次穿上护士服时就赋予我的使命和责任。但防护服下我们的灵魂无比强大。”
人们都说，见惯了生死的人会变得麻木。但当危机发生的时候，无数个王雄彪、干宁们却选择奔赴一线，本是一群见惯疾病与生死的人，却始终用自己的生命坚守着人类对生命健康的信仰。（王春）
来源：科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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