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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实践儒道之学的伟大先行者。
从东汉末年至晋武帝统一全国，结束了长达300年之久的纷争战乱之后，总算盼来了一个民生短暂复苏的“太康盛世”。继之，便又发生了内外交困的“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的局面。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正如《汉过》书中描述的：“飞锋荐于扆闼，左祍掠于禁省，禾黍生于庙堂，榛莠秀乎玉阶，云观变为狐兔之薮，象魏化为虎豹之蹊，东序烟烬于委灰，生民燋沦于渊火”。真是个“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境况。
在如此连绵变乱的时代背景下，称为“太康之英”的诗人陆机（公元261-303年）的诗《君子行》写道： 天道夷且简，人道险而难。
休咎相乘蹑，翻覆若波澜。
他憧憬追求天道修为而成仙，慨叹世道的反复无常与人生的艰难痛苦，厌恶无休止的战乱。
汉末至西晋：长达300年的战乱！
上篇：砥砺奋进，千古一杰
一，特殊的时代造就特殊的人物。
不久产生了一个同时代光照人世的人物——葛洪（公元283-363年）。他出生于江苏丹阳句容，其始祖为葛天氏，父亲葛悌官至会稽太守（晋为邵陵太守），从祖是大名鼎鼎的师从左慈的“南极仙翁”葛玄。后虽家道中落，但仍能自强不息。（一）《自叙》中说：“年十有三，而慈父见背（亡），夙失庭训。饥寒困瘁，躬执耕穑”。负笈徒步行借（书） 。伐薪卖之，以给纸笔。白天就营田园，晚上以柴火照明写书。年十六，始读《孝经》《论语》《尚书》《诗经》《易经》等儒家文献。“曾所披涉，自正经诸史百家之言，下至短杂文章，近万卷”。
（二）此时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正统观念已经衰落，而子论重又振兴。在自汉代以来具有以辟谷、服饵为主的各种养生术传统，特别是三国东吴孙权倡导神仙之术的推动下，葛洪不同凡响的《抱朴子-外篇》脱颖而出之后，葛洪成为两晋之交时代的一位重要学者。故史籍《晋书-葛洪传》说：“洪博闻深洽，江左绝伦，著述篇章，富于班（固）、马（融）。又精辩玄赜，析理入微”。就文献所载其撰述之多、涉猎之广而言，或仅就《外篇》今存之八万余言所显现的葛稚川的学识而言，《晋书》之评绝非虚誉。但很可惜，葛洪的著作绝大部分已经亡佚，幸存的《抱朴子内外篇》70卷、《金匮药方》100卷、《神仙传》10卷、《隐逸传》10卷和《肘后备急方》4卷等等，就成了研究葛洪仅有的第一手资料了。
《抱朴子》：不同凡响的著作。
（三）葛洪还是一个是忧国忧民、勇于担当的人，早在22岁时就能一反后儒凌弱之态，西晋太安二年（公元303年），因孔武有力地破张昌、石冰之乱有功，迁升伏波将军，后又获爵关内侯。为儒生们作出榜样。但他不改“少好方术，负步请问，不惮险远”及“尤好神仙导养之法”的初心，放弃了仕途。去成就二十余岁曾经立下的创作一部子书、立一家之言的志向，难能可贵地实现了“内道外儒”，将儒道两家融洽地得以摆正了位置，解决了长期相互之间的一些争端。同时，也确立了道教理论奠基人的地位。
二，儒道传统学术理论的实践和实证者。
（一）葛洪在身体力行的儒道学说之实践中，以其独到的证悟、见解，精辟地指明了儒学与道术的特点和关系。《内篇-塞难》说：“道者，万殊之源也；儒者，大淳之流也”；《内篇-明本》又说：“道者，儒之本也；儒者，道之末也”。笔者以为，儒是道之用，道是儒之归。所以，葛洪前期力行儒家，后期在领悟儒家的铺垫下归入到道家。实现这个过程是伟大实践的结果，可以说能够在两者之间成功转身，而臻达完美者自古以来惟葛洪而已。
葛洪：完美地贯通了儒道之学术。
（二）一分耕耘一份收获，其苦心经营是：其一，不辞艰辛捜罗与阅览大量的书籍。《抱朴子-金丹篇》云：余考览养性之书以千计；其二，葛洪拜师郑隐，而郑师曾经受传于葛玄（乃是左慈弟子）的《太清丹经》、《九鼎丹经》、《金液丹经》。在郑隐亲自授教时，葛洪“亲事之，洒扫积久，乃于马迹山中立坛盟受”。值得注意，葛洪是郑隐五十余名弟子中惟一有资格受传奥秘者。故此可见，道家各流派均存在着各自的传系。上古至左慈及弟子，葛玄-郑隐-葛洪等秘密的师徒传系这便是其中之一。其三，《云笈七籤》记载，精通天文、图谶、预知、医术诸法的南海太守鲍靓，于公元318年得仙人阴长生的《尸解法》，而阴长生配得马鸣生道长秘传之不老不死法，活了300余岁后，在平都山白日飞升。鲍靓正是后来葛洪的岳父。故而“马鸣生-阴长生-鲍靓-葛洪…”是又另一个道家传系。据传，自古以来有许多得道者成为神仙。仅汉代以来，成神仙者有46人，其中20人尸解，余26人全部白日飞升！
葛洪：得道成仙，白日飞升不是梦。
以上就是《抱朴子》所以是集神仙思想实行之大成者的理由，这便是“先以儒之理入，后以道之行出”的知行合一的成果。葛洪显然是“知行合一”的先行者，为后世王阳明之流实践与推行的“心学”树立了典范。
三，葛洪对儒道两学融会贯通的发展、创新与贡献。
（一）在葛洪的众多著作中，不仅论述神仙道教理论，在道教理论建设上颇有成就，而且对于我国的医学、化学等方面的贡献也是卓越的。如：《肘后备急方》中关于天花病的记载是医学史上现存最早的；对结核病的认识，也比国外早一千多年。
（二）在化学方面深刻认识到丹砂的化学特性、铅的可逆性、金属间的置换作用、化学反应中的升华现象及“炭”在高温下的还原作用等。
（三）《抱朴子》一书是他的思想的代表性著作，分为内篇和外篇。《内篇》20卷，主要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论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祛祸之事，并继承魏伯阳的炼丹理论，集魏晋时代炼丹术之大成。（四）《外篇》50卷，论述人间得失、世事臧否，阐明他的社会政治观点，是政论性的著作。《抱朴子》一书初稿的写作，约在葛洪初次客居广州(公元306年)到他封关内侯(公元318年)之间这一段时间。《外篇·自叙》：“洪年二十余，乃计作细碎小文妨弃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创子书。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有所亡失，连在道路，不复投笔十余年，至建武中乃定。”考建武仅二年，即公元317、318年。这样看来，上述估计是无可置疑的。《内篇·黄白》说：“余若以此辈骋辞章于来世，则余所著《外篇》及杂文二百余卷，足以寄意于后代，不复须此。”这又证明《外篇》成稿在《内篇》之前°。
（五）由此可见，葛洪将有关神仙的书籍中所记载的各类学说和道术，以及他本人向他们学到的道术加以整理后，归纳为以金丹为中心的自成体系的理论，因为在《抱朴子》中不仅阐述了金丹，而且还阐述了辟谷、服饵等各种长生法。葛洪在《抱朴子》中向后世展示了无尽的法宝，世人却往往观望止步。
《抱朴子》：以金丹为中心成系统。
（六）对产生风雨云雾法，形成山川法，驱赶虎豹、蛟龙和鬼神法，分形、隐形、晦瞑法及改变姿形法，腾云游空法，遇火不热、入水不濡法，不觉寒暑法，随心所欲、千变万化法，避灾法等主要仙术类及其实践的具体方法；辟谷等养生的理论及其实践方法；多种长生不老药及其材料，特别是最上乘长生不老药—金丹各种的名称及制作方法、药材及采药方法；神符的种类、用途及效验等等，均一一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说明，强调这些并非虚构，还阐述了根据修行和服药之不同可达到不同仙术阶段，并列举了天仙、地仙、尸解仙等神仙的种类。
（七）此外还记述了当时已有的神符、有关经典的名称。于是这一切大体上已系统化。人们之所以认为通过著述《抱朴子》使神仙思想得以完成并体系化，其原因就在于此。另外，当时神仙思想是部分儒家和佛教批判的对象，而葛洪不遗余力地以“事实说话”，强调神仙和神仙术的实际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来自儒释无知或误解方面的批判的批判。
（八）视道教与《抱朴子》的关系，笔者认为道教是以神仙思退为中心的宗教。因此集神仙思想之大成的《抱朴子》，其内容尤为重要。通读《抱朴子》，使人感到，《抱朴子》在道教史上所处地位，在太平道、五斗米道这一道教式宗教集团与已经确立的道教教团之间，或者说它是架设于两者之间的桥梁，故此葛洪应该是道教的教主之首要者。
《抱朴子》的教理是“二道”之桥梁。
四，“弹断风俗，苦言直辞”，“不忍违情曲笔，错滥真伪”，以古鉴今，大有禆益。
（一）对晋末社会状态的批判：一个有见地的时弊政论家。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的《勖学》《崇教》《吴失》《交际》《刺骄》等文章中以犀利的笔触批评官吏选拔制度。当时的官吏选拔制度是“九品中正制”，虽然也标榜以才能分品，实际上却是首重门弟。世胄公子、权贵之亲，倚仗家族的权势，虽不学无术，甚或酒囊饭袋，照样平流进取，坐至公卿，不胜其任但占据着显赫的位置。由此而导致阿谀逢迎、溜须拍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唯财是视的世风。人们追求的不是道德学问，而是想方设法攀附权贵来升官发财。所以社会上大行其道的是吃喝玩乐、声色狗马、荒淫腐化。猥琐小人飞黄腾达，而真正的俊杰之士却被委弃，遭压抑。始于汉代的察举制虽然在当时名义上还在施行，但早已变了味。作者引俗谚讥讽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免(勉)治生。”(《审举》)甚至于说：“余徒恨不在其位，有斧无柯，无以为国家流秽浊于四裔，投畀于有北。”(《交际》)其深恶痛绝溢于言表。
两晋：形同虚设的官吏选拔制度。
葛洪反对门阀世族垄断仕途，要求选贤任能的思想在很多篇章都有论述，尽管葛洪很自矜于自己的家世，但葛氏一族远非豪门，即便葛洪不避仕途，恐怕充其量不过充当他人僚属或一般地方官。而葛洪所关注的世事都有关国家大政与世风，与其在仕途上可能获得的地位反差甚大。由此看来，葛洪的不慕仕宦、不交权贵、赞扬遁世，固然不乏自认为的“才非政事、器乏治民”，又有著成子书传于后世的理想，加上全身远祸的想法，以及对隐逸山林炼丹求长寿的真心热爱，但《外篇》中表现出的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无奈，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二）葛洪对豪族独霸仕途的挞伐是切中时弊的。葛洪政治主张的另一主要内容是对严刑峻法的提倡。他对道家的“无为而治”不感兴趣，认为“我清静而民自正，我无欲而民自朴”(《用刑》)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而倾向于儒家用世的精神。他说：“世人薄中韩之实事，嘉老、庄之诞谈。然而为政莫能错刑。杀人者原其死，伤人者赦其罪，所谓士柈瓦胾，无救朝饥者也。道家之言，高则高矣，用之则弊。”(《用刊》）认为根本是行不通的。他还从孟子的“徒善不足为政”(《孟子离娄上》)出发，反对“纯仁”的“德教”：“莫不贵仁，而无能纯仁以致治也；莫不贱刑，而无能废刑以整民也。……夫德教者，黼黻之祭服也；刑罚者，捍刃之甲胄也。若德教治狡暴，犹以黼黻御剡锋也。(《用刊》）原因则在于“黎庶巧伪，趋利忘义，若不齐之以威，纠之以刑，远羡羲、农之风，则乱不可振，其祸深大”。葛洪认为，刑罚如同水火，“所以活人，亦所以杀人，存乎能用之与不能用。夫症瘕不除，而不修越人之术者，难图老彭之寿也；奸党实繁，而不严强弹违之制者，未见其长世之福也”。（《用刑》）采纳了法家治世的思想。
葛洪：主张以法家精神治乱世。
（三）君臣之道，崇德配位，礼仪之制，次于天地。
过往的学者以今评古，认为葛洪重视“君臣之道”的君主制是维护封建道德是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笔者认为，这种脱离了时代发展进程之言是昔日阶级斗争观念的滥用。一个社会存在自然会形成“社会四阶层”的合理分职，于中国而言“设官分职”（儒家注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国家次序）；同样，几千年来印度根据职能一直至今把社会分成：婆罗门（祭师、知识阶层）、刹帝利（行政官吏阶层）、外夏（农商阶层）、首陀罗（劳工阶层）。他们认为这是神的设置。将社会分成四种社会生活和四种职责性划分——目的不在于以出生来划分人类社会。这样的划分是依据教育性质而定，为的是要保持社会的和平和繁荣。故此，葛洪采纳《易传〉无类比附的方法论证道：“盖闻冲昧既辟，降浊升清，穹隆仰焘，旁泊俯停。乾坤定位，上下以形。远取诸物，则天尊地卑，以著人伦之体；近取诸身，则元首股肱，以表君臣之序。降杀之轨，有自来矣”。这段话高明地印证了印度古典哲学的真理：以一个躯体为例，认为婆罗门是头脑，刹帝利是双臂，舒铎是双腿，首陀罗是双足的比喻。故昔日中国的学者也只得认同葛洪“对君主、国家是历史必然产物的猜测是正确的”。
社会阶层设置：保障和平与繁荣。
五，葛洪震古烁今地提出“今胜于古”和“文德并重”的文学观，故而是一个高风亮节的文学评论家。
（一）葛洪反对：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貴；今诗纯虛誉，故有损而贱也。（《辞义》)；属笔之家，亦各有病……其浅者则患乎妍而无握，证援不给，皮肤鲜泽，而骨骾迥弱也。繁华玮晔，则并七曜以高丽；沈微沦妙，则侪玄渊之无侧。(《辞义》；而著书者，徒饰弄华藻，张磔迂阔，属难验无益之辞，治靡丽虚言之美……适足示巧表奇以诳俗。何异画仓敖以救饥，仰天汉以解渴。(《应嘲》)。
（二）葛洪文学观的更重要的方面是后世胜于前代指出：守株之徒，喽喽所玩，有耳无目，何肯谓尔！其于古人所作为神，今世所著为浅，贵远贱近，有自来矣。……是以古书虽质朴，而俗儒谓之坠于天也；今文虽金玉，而常人同之于瓦砾也。(《钧世》)；又世俗率神贵古昔，而黩贱同时。虽有追风之骏，犹谓之不及造父之所御也；……虽有益世之书，犹谓之不及前代之遗文也。是以仲尼不见重于当时，《太玄》见蚩薄于比肩也。俗士多云“今山不及古山之高，今海不及古海之广，今日不及古日之热，今月不及古月之朗”，何肯许今之才士不减古之枯骨？重所闻，轻所见，非一世之所患矣。(《尚博》)他还列举了具体的作品来证明这一点：且夫《尚书》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优文、诏策、军书、奏议之清富赡丽也；《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二京》、《三都》之汪涉博富也。
（三）葛洪的反传统精神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王充的启发。他特别推崇王充：“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不但说王充“学博才大”，而且为《论衡》篇幅巨大辩白：“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即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并见《喻蔽》)
葛洪：受到了王充批判精神之啟发。
昔日的学者以为繁华似锦的文章是“形式主义”。笔者以为，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猫的教条式批评是不合时令的。
（四）葛洪认为文章精微处会透露出人的德行：“德行为有事，优劣易见；文章微妙，其体难识。夫易见者粗也，难识者精也。夫惟粗也，故铨衡有定焉；夫惟精也，故品藻难一焉”。（并见《尚博》）
（五）他不为儒家观点所束缚对司马迁以及子书类作出高度评价：班固以史迁先黄老而后六经，谓迁为谬。夫迁之洽闻，旁综幽隐，沙汰事物之臧否，覈实古人之邪正。其评论也，实原本于自然；其褒贬也，皆准的乎至理。不虚美，不隐恶，不雷同以偶俗。刘向命世通人，谓为实录，而班固之论，未可据也。(《明本》)；正经为道义之渊海，子书为增深之川流。(《尚博》)；先民……不以璞不生板桐之岭，而捐曜夜之宝；不以书不出周、孔之门，而废助教之言。犹彼操水者，器虽异而救火同焉；譬若针灸者，术虽殊而攻疾均焉。(《百家》)
葛洪还主张对古今的作品都要进行全面、公允而客观的评价，不听凭主观的好恶。
六，针对修身养性，提出“守塉、安贫、知止、仁明”之要求。
葛洪主张对人的各种欲望，大至名望利禄，小至吃饭穿衣，应当清心寡欲，不去贪求；人应当做的是修养自身，“藏器”、“蓄德”，在时机得当时也不妨建功立业。“凡所谓志人者，不必在乎禄位，不必须乎勋伐也。太上无己，其次无名，能振翼以绝群，骋迹以绝轨，为常人所不能为，割近才所不能割”。(《逸民》）；“目之所好，不可从也；耳之所乐，不可顺也；鼻之所喜，不可任也；口之所尝，不可随也；心之所欲，不可恣也。……是以智者严隐括于性理，不肆神以逐物，检之以恬愉，增之以长算。其抑情也，过乎堤防之备决；其御性也，过乎腐辔之乘奔。故能内保永年，外免衅累也。(《酒诫》）这段话统览了古往今来修性之道的精髓！正所谓“万法归一”可也。
葛洪：以经典之述概括了“坐忘”之要
“盖君子藏器以有待也，蓄德以有为也。非其时不见也，非其君不事也，穷达任所值，出处无所系。其静也，则为逸民之宗；其动也，则为元凯之表。或运思于立言，或铭勋乎国器，殊途同归，其致一也”。(《任命》)这是葛洪“儒道合一”的功夫所在，上达老庄之道术坐忘，下含朱程陆王四家之儒学心学。达此高论者，前无其人、后无来者是矣！有道是“祸莫大于无足，福莫厚乎知止。”(《知止》)；“耻诡遇以干禄，羞衒沽以要荣”。应该“专锐思乎六经。”(《安贫》)使“侈糜之门闭”，以建立“道德之功”。其中应特别提到的是他的颇见新意的“仁明”说。其中“仁”是指爱、不忍之心及由此引申而来的行为准则；而“明”是辩别是非、预测未来等聪明才智。而在二者之中，葛洪认为明”更为重要：“夫料盛衰于未兆，探机事于无形，指倚伏于理外，距浸于根生者，明之功也”；“炽潜景以易咀生，结栋宇以免巢穴，选禾稼以代毒烈，制衣裳以代裸饰，后[役]舟楫以济不通，服牛马以息负步，序等威以镇祸乱，造器械以戒不虞，创书契以治百官，制礼律以肃风教，皆大明之所为，非偏人之所能辩也。(《仁明》)葛洪充分肯定“明”的作用。而且认为“有仁无明”不仅无益，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心不违仁而明不经国，危亡之祸，无以杜遏。”(《仁明》) 所以在遇到“仁”与“明”矛盾时，应毫不犹豫地“舍仁用明”，因为“仁可时废，而明不可无也”。
葛洪：认为“明”比“仁”更为重要。
这种把“明”置于“仁”之上的观点，这显然弥补了儒家传统观念，历来不崇尚“明”智的缺憾。葛洪在这里把二者及其关系作为道德问题提出来，消除蒙昧人生原罪或盲目仁爱之行为。其言切中时弊也。
七，高举儒道的旗帜，提倡移风易俗，痛斥“风颓教沮”陋习。
葛洪对当时“风颓教沮”的社会习俗进行了激烈抨击。
（一）《崇教》《疾谬》《吴失》篇中指出：“世胄蹑高位”公子哥儿们不学无术，倚仗父兄的特权，讲阔绰、图享乐、荒淫腐化，无所不用其极；“投鼠忌器”，“冠盖之后，势援之门”，既有靠山，拉关系，树党羽，胡作非为；“母后之亲”和“阿谄之人”受到信赖，安插亲信于各要位。
（二）《勗学》《交际》《刺骄》篇揭示：“世道多难，儒教沦丧”社会轻视读书；“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德薄位高”者唯财利是视，求交于若人以图其益者摇尾乞怜；卑够屈己，钻营捧拍，以图升迁，后便得意忘形，于是利用职权，尽其所欲地热衷于享乐和发财。
（三）《酒诫》《讥惑》《自述》篇中生动址刻划出：《酗酒图》——酒鬼们的各种丑态；各样人等的操时髦，赶潮流，奇装怪服，日新月异，攀比之风盛行……葛洪从八个方面，以深刻、生动、敏锐、犀利的笔锋给予了抨击！对照今日之世风，亦是一面镜子，君不见，何其相似乃尔？
趋炎附势：钻营捧拍，以图升迁。
八，他同时指出，这一系列败坏风气的根源是“元康名士”所鼓吹的“放达”。这些人以无知的高傲“诬引老、庄”(《疾谬》)，“无戴、阮之自然，而效其倨慢”，“亦是丑女暗于自量之类也”（《刺骄》)。他们或狂诞轻薄，或荒淫颓废，或全无亷耻，或趋炎附势。他们“或乱项科头，或裸袒蹲夷，或濯脚于稠众，或溲便于人前”(《刺骄》)，甚至“狐蹲牛饮，争食竞割”，“入他堂室，观人妇女，指玷修短，评论美丑”，“其或妾腰藏避不及，至搜索隐僻，就而引曳”，同时又“举足不离绮繻纨袴之侧，游乐不去势利酒客之门”(《疾谬》)，“星言宵征，守其门庭，翕然谄笑，卑辞悦色，提壶执贽，时行素媚，勤苦积久，犹见嫌拒，乃行因托长者以搆合之。其见受也，则踊悦过于幽系之遇赦；其不合也，则懊悴剧于丧病之逮己也。”(《交际》)这些人一旦“因缘运会，超越不次，毛成翼长，蝉蜕泉壤，便自轩昂，目不步足，器满意得，视人犹芥”(《刺骄》）。实际他们“胸中无纸之诵，所识不过酒炙之事”，“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
上述之言，惟妙惟肖生动地描述了那班不学无术之徒痴迷于情场之丑态。疗救的办法就是“崇教”。所谓“崇教”，就是加强对“王孙公子”的儒家伦理、纲常、道德教育。因为这些“贵游子弟”对社会的风俗具有导向的作用，但他们“生乎深宫之中，长乎妇人之手，忧惧之劳，未常(尝)经心。或未免于襁褓之中，而加青紫之官；才胜衣冠，而居清显之位”。如果他们“目倦于玄黄，耳疲乎郑卫，鼻餍乎兰麝，口爽于膏梁”，“陈妖冶以娱心，湎醽醁以沈醉”，则必然“触情纵欲”而沦为“非人”，在“交构之变，千端万绪”的复杂的社会情况面前，必不能辨“邪正之真伪”。
恢复儒家伦理的“德教”迫在眉睫。
所以必须“选明师以象成之，择良友以渐染之；督之以博览，示之以成败”；“朝夕讲忠孝之志道，正色证存亡之轨迹，以洗濯垢涅，闲邪矫枉，宜必抑情，遵宪法，入德训者矣。”(并见《崇教》)这些对于社会乱象的深刻揭露至今亦有借鉴的现实意义。
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应恢复儒家伦理道德之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重视加强青少年的“德教”，治理好社会文明的大环境！
上篇已纵述了葛洪《抱朴子-外篇》重点中的儒道合一之大成就。无论过往的历史如何评论葛洪的成就与贡献，江苏句容茅山上的抱朴峰、句容县境的葛村、杭州的葛岭，以及广东罗浮山上的葛洪炼丹遗址等，都永远地记载了葛洪的名字与业绩，记下了后人对他的崇高评价和怀念之情。时过境迁对他的事迹重新认识和评估的时刻业已到来！
著名的道家圣地：杭州西湖边葛嶺。
中篇：玄而未玄，重光异彩（待续）
（2019-4-28 于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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